1900年6月21日，满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日、俄等十一国同时宣战。仅仅二十多天之后，八国联军就占领了天津，随即攻陷北京。慈禧等满清皇室成员仓皇而去，逃往西安，史称“庚子事变”。
整个二十世纪，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成为全体中国人共同追求的基本价值。一批爱国知识分子以群体的方式挺身而出，走到了开启民智、主导变革的最前沿。
1905年8月，在孙中山的积极组织与推动下，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联合组成的同盟会在日本宣告成立。迎着新世纪的曙光，中国，在一代觉醒的知识分子引领下，开始探索全新的变革之路、发展之路、富强之路。
甲午之战，是在两个亚洲国家之间进行的一场较量，是一个日趋没落的老大帝国和一个新兴强权之间的生死对决。1895年2月11日，丁汝昌饮恨自杀，17日，日军登陆刘公岛，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洋务运动的标志性成果、号称亚洲最强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甲午惨败，彻底改变了远东地区的战略格局。满清帝国承认原来的藩属国朝鲜独立，放弃在朝鲜半岛的所有权益，同时向日本割让台湾、澎湖及附属岛屿，从此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彻底沦为新老列强鲸吞蚕食的对象；而日本不仅成功实现了领土扩张，还从满清帝国得到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和价值一亿日元的战利品，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迅速崛起为亚洲第一强国。他们的掠夺计划，成功了。
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随着这场战争的失败彻底破产了，它以一种最令人悲愤与耻辱的方式证实了改良思想家何启曾经做出的预言：中国的病根不在于军事上的薄弱，而在于“社会的和政治的善恶不分”，不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革，再精良的武器也不过是一堆废铁。
满清帝国继1895年向日本割让台湾、澎湖诸岛之后，1896年又签订了《中俄密约》，使俄国逐渐将东北三省纳入其势力范围。一时间，如何瓜分中国的议论在国际间骤然兴起，甚嚣尘上。中国仿佛成了一块无主之地，引得列强们一拥而上，跃跃欲试。
1898年3月，澳门《知新报》转发由日本《时事新报》披露的法国政府致日本外交照会：《法国照会瓜分中国事》，并附有分割中国图。刚刚经历了割地赔款之痛的中国人，又一次受到了“国势日蹙”、“外患日逼”的刺激，危亡意识愈加强烈。
1898年7月，香港《辅仁文社社刊》第一次刊出了时事漫画《时局图》。作者在人们熟悉的中国地图上，描绘了六种令人厌恶而又可怕的象征物：以黑熊比做俄国，蛮横无忌地占据着东北；以猎犬比做英国，死守着长江流域不放；以蛤蟆比做法国，鼓着令人作呕的大肚子试图吞并两广、云南；以蛇（一说肠子）比做德国，无耻地盘据着山东；以毒辣的太阳比做日本，正把灼人的光线射向福建；以飞鹰比做美国，在菲律宾的上空窥伺着中国大陆，随时准备扑过来加入这场掠夺者的盛宴。
《时局图》形象地表现了列强环伺，欲把中国分而食之的现实困境。几乎就在这幅漫画刊出的同时，1898年6月11日，经慈禧同意，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正式宣布变法。
然而，仿佛是为了证明孙中山当年做出的判断，在满清王朝的顽固统治下，改良主义注定是行不通的。事实上，这场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通过清帝光绪推动的变法，已经最大限度地照顾到了满清顽固派的权力和利益，可它还是仅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便被慈禧扼杀了、中断了。
对于满清朝廷来说，这次“百日维新”更像是一场闹剧。就其本性，而言，他们视为“重中之重”、“第一要务”的永远是如何保住统治权，而不是这个国家如何富强，社会如何进步，人民如何幸福。在政权与国家、人民的命运之间，他们选择的永远是前者。他们宁愿割地赔款，也不会允许社会变革，从而危及其统治地位，正所谓“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满清贵族阶层根本就没有变法的诚意，更没有追求先进文明的觉悟和能力，结果，他们硬是把一次变法图强的伟大实验，演变成了刀光剑影、黑幕重重的宫廷政变。
对于中国和那些献身戊戌变法的仁人志土来说，这却是一次与虎谋皮的悲剧。最后惨遭满清朝廷杀害，血洒刑场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狱中写给梁启超的绝笔书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白嗣同始。”
中国三千年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和平改良以流血告终，这是一代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慈禧控制下的满清朝廷不单是毁掉了一次使中华文明获得全面提升的绝佳机会，而且使之陷入丫一种极端昏聩、仇外、残暴，全面向后转的非理性状态。他们先是对理性、温和、开明的维新派人士大肆绞杀，然后又在对外交往中竟然愚蠢地以为“民气可用”，于1900年6月21日，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仅仅二十多天之后，英、美、法、德、意、日、俄、奥组成的八国联军就占领了天津，随即攻陷北京，慈禧等皇室成员仓皇而去，逃往西安，史称“庚子事变”。
就在这样的危亡时刻，以慈禧为代表的满清王室所关心的仍然不是如何顺时应势，悔过自新，而是继续向这个星球上的文明世界无耻地展示着他们的穷奢极欲和愚昧无知。当时英国《泰晤士报》的驻华记者、后于民国初年担任袁世凯政治顾问的乔治，莫里循，曾近距离采访慈禧“老佛爷”在《辛丑条约》签订后自西安返京的过程：
…中国北方的道路崎岖不平，结了冰更是难行。装满行李的车队望不到头，在行李的重压下，车辆一路上嘎吱嘎吱艰难地向前滚动。但是，慈禧太后、皇上、太监总管和后宫嫔妃却一路上舒舒服服，所经之路都整得平平坦坦，路面上所有石块都清除得一干二净，甚至还铺上了一层细土，走起来松松软软的，悄然无声。队伍行进时，前头还专门雇了一班人马用羽毛扫帚来轻扫路面。大约每隔10英里，就盖一座设备齐全的休息用房，提供各色精美的食品和糕点。这条皇帝的专用道由本地的一个承包商承建，造价每码高达50墨西哥元（约每英里1000英镑），铺设路面的泥土都要从远处运来。这种道路根本不适合中国的普通交通用途。在中国这个绝大多数人还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土地上，这是中国朝廷和官员奢侈浪费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总算到了铁路沿线，慈禧等人坐上了火车专列，这又是一番景象：
专列车厢都是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的命令专门制造的，造价非常高。慈禧太后、皇帝和后官嫔妃的车厢都装饰豪华，摆有昂贵的古董，铺有帝王专用的黄绸，车厢里有御座、软凳和接待室……
……所有的后宫嫔妃都戴着许多珍珠饰品，皇后的珍珠饰品尤其精美华贵。有趣的是，她们都扔掉了历史悠久的水烟袋，个个都抽起了香烟。乐观地说，这大概是时代进步的一种征兆吧。
慈禧太后为人十分专横霸道，非常迷信。一方面，清廷的占卜者和占星家不享有奉禄；另一方面，她对他们的建议比对一般大臣的奏折还重视。御用风水先生们并非没有油水的职位。这一次，他们把朝廷回迁北京的吉辰定在1月7日下午两点…
18个月前，慈禧太后如丧家之犬离开北京，现在终于在御用风水先生选定的吉时回到京城。遵照盛宣怀的命令，慈禧太后的卧室车厢装有一张欧式床铺。但是，与欧洲风格相反的是，床上备有豪华精致的鸦片烟具。
风水先生选定的吉辰并没有给慈禧和满清贵族们带来好运，满清帝国在风雨飘摇中迎来了新世纪。在整个二十世纪，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成为全体中国人共同追求的基本价值。
1903年12月，由蔡元培等人主编的《俄事警闻》在L—海创刊，《时局图》再次被刊登在创刊号上：“因为这一张图，我们中国人知道的虽然不少，还有一大半是不知道的，所以特地登在第一天警闻上头，请我们四万万的中国人都开着眼看看，扪着心想想，恐怕不知不觉要赶紧去想法子了。”
差不多就在蔡元培于上海刊出旧版《时局图》的同时，一张最新版《时局图》已经开始在粤港地区流行开来，它就是我们今天经常看到的彩色版《时局图》。这幅新出现的《时局图》除了将英国的形象由猎犬变更为老虎之外，还增加了六个满清人物：一个手举铜钱，代表着贪官；一个右手高举酒杯，左手拥抱女人，代表当朝权贵只顾寻欢作乐，耽于酒色，无视国家安危；一个横躺在地图中央，没精打采，昏昏欲睡，代表被麻醉的民族精神，他手里还牵着一张巨大的罗网，罗网里笼罩着一个在马旁举重练武的力士和一个埋头于“之乎者也”的学子，代表了文武科举对青年人的控制和愚弄。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时局”还是那个“时局”，但前后两幅《时局图》里表现出来的思想内涵却得到了深化，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的危机不完全来自列强的外部威胁，更在于满清统治者造成的内部腐败、堕落与麻木、愚昧。
由此，中国的一批新知识分子以一种群体的方式挺身而出，走到了开启民智、主导变革的最前沿。
迎着新世纪的曙光，中国，在一代觉醒的知识分子引领下，开始探索全新的变革之路、发展之路、富强之路。
说到那幅在清朝末年引起广泛影响的《时局图》，不能不让人想起谢缵泰，也不能不让人想起孙中山创建的早期革命团体兴中会。
直至今日，关于《时局图》的作者和来源，流传着许多不同的说法。
据民国元老冯自由在《革命逸史》里回忆：“戊戌六月缵泰感慨时事，特绘制‘东亚时局形势图’，以警国人。其旁题词曰：沉沉酣睡我中华，那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
冯自由所说的“缵泰”，正是谢缵泰。根据他的说法，《时局图》是由谢缵泰于1898年绘制，然后首先发表在香港《辅仁文社社刊》上的。
1903年，蔡元培在《俄事警闻》创刊号上再次发表《时局图》时则说，这张图是“前年有一个人从英国新闻纸上译出来的……翻译这一张图的人姓谢，是香港地方印的”。照此看来，谢缵泰又成了《时局图》的译者。
不管具体情景怎样，《时局图》的出现都与谢缵泰有着直接关系，而且在唤醒国人、警示国人的启蒙教育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谢缵泰，字圣安，号康如，广东开平人。从小生活在澳洲，受西式教育，精通英文。其父谢日昌曾在澳洲开设益泰商号，从事进出口贸易，是澳洲中华独立党领袖，谋求反清复汉。谢缵泰受父亲影响，少年即有救国之志。
1887年谢缵泰随父亲移居香港，在香港中央书院毕业后，曾任香港工务局书记。1892年与好友杨衢云等人组建辅仁文社，出版《辅仁文社社刊》。辅仁文社以“尽心爱国”为座右铭，《辅仁文社社刊》以开通民智、研究新学为办刊宗旨。
杨衙云，名飞鸿，祖籍福建海澄。自幼生活在香港，自香港圣保罗书院毕业后，曾担任香港湾仔国家书院英文教员、招商局书记，后来又到香港新沙宣洋行任副经理。冯自由对他的评价是：“其为人仁厚和蔼，任侠好义，尤富于国家思想。尝习拳勇，见国人之受外人欺凌者，辄抱不平。”
1895年，抱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共同志向，杨衢云、谢缵泰等辅仁文社成员和孙中山走到了一起。
1894年10月初，孙中山利用郑观应替他设法搞到的护照抵达檀香山。“为纠合海外华侨，收取臂助”，经过一个多月的动员、组织、筹备，11月24日，兴中会在火奴鲁鲁美商卑沙银行华人经理何宽的家里召开成立大会。何宽、刘祥、李昌等二十余人出席，孙中山为会议主席。会议讨论通过了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选举刘祥、何宽为兴中会正、副主席，所有兴中会会员都填写了《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并且宣誓：“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宣誓时，由李昌（兴中会值理）领诵誓言，其余各人将左手放在《圣经》上，高举右手，随李昌向天明誓。
这份“盟书”不仅提出要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而且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的目标，从而使兴中会区别于一般反清复汉的会党，进步为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同时，它也明确宣示了孙中山已经由一个改良主义者，演变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1895年1月，孙中山经日本回到香港，联络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杨鹤龄、区凤墀等旧日师友，拟扩大兴中会组织。也就是在此期间，具有强烈反清思想，在香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辅仁文社领导人杨衢云、谢缵泰等与孙中山实现了大联合。
在孙中山鼓动说服下，杨衢云做出积极响应，两人很快联手组建了香港兴中会。2月18日，他们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设立兴中会总机关，为了掩入耳目，还在外面挂了一块“乾亨行”的招牌。21日，香港兴中会在此正式成立，沿袭檀香山兴中会的盟誓程序，与会者向天宣誓人会，其中除了孙中山的旧友故交之外，还有杨衢云、谢缵泰等原辅仁文社成员。会议推举黄咏商为香港兴中会临时负责人。黄咏商，孙中山的同乡，也是香山人，世居澳门，其父黄胜为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的好友。
兴中会成立不久便召开干部会议，策划广州起义。如果说檀香山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孙中山由改良转向革命，那么香港兴中会的成立则开始了他以武装暴动作为革命手段的第一次尝试。
经过大家反复讨论，孙中山、杨衢云等人将起义时间定在当年10月26日，旧历九月初九。大家一致认为，广东地区素有重阳节扫墓的风俗，人员流动大，便于各路起义人员混入广州城内。在时间确定后，他们还就起义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分工：孙中山、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等人负责在广州活动，设立以“农学会”为掩护的起义据点，联络会党、策反清军；杨衢云、黄咏商等人在香港负责后方支援，包括筹款、购运军械、招募壮士；谢缵泰负责联系香港《德臣西报》、《士蔑西报》，争取这两家英文报纸的舆论支持。另外，陆皓东还设计了青天白日旗作为义军军旗，其图案后来被国民党党旗、党徽，以及中华民国国旗普遍采用。
经过半年的秘密宣传发动，兴中会的力量迅速壮大，社会进步人士、会党，以及驻广东各地的部分清军纷纷加盟，愿意共襄义举，孙中山、郑士良等人先后设立地下机关数十处。与此同时，负责香港方面相关事务的杨衢云等人也进展顺利，组织起了一支数百人的队伍，购进了大量枪支弹药。何启、谢缵泰也在《德臣西报》、《士蔑西报》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引导舆论，以示声援。
可是，就在距离计划武装举事的日子只剩下半个月的时候，兴中会内部却发生了一次领导权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