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梁启超南下之后不久，和他一起出席了袁家“春宴”的另一位大名士杨度，却主动充当起了袁氏父子恢复帝制的吹鼓手，将一篇精心炮制的《君宪救国论》呈到了袁世凯面前。袁世凯看后如获至宝，大加赞赏，亲笔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命人制成匾额赐予杨度。杨度“当即敬谨受领”，还诚惶诚恐、感激不尽地写了谢恩折。两人一来一往，俨然一对旧时君臣。
随后，袁世凯又将《君宪救国论》秘密付印，分发给各省军政长官，让他们学习参考，深入领会。而杨度自从受到袁氏父子的鼓励之后，更是心甘情愿地充当起了帮助他们恢复帝制的政治工具。
到了8月上旬，急于黄袍加身的袁世凯终于有些按捺不住了，授意自己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博士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从历史、政治、法律、国际关系以及国民素质等方面，论证、比较了君主制与共和制的长短，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共和与君主论》经人翻译成中文，8月10日在袁世凯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报》上刊出。8月14日，杨度立刻积极配合响应，拉拢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等五位知名之士，成立了以“纠集同志”、“筹一国之安”为宗旨的“筹安会”。杨度等六人，时称“筹安会六君子”。8月23日，杨度起草的《筹安会宣言》出笼。
《筹安会宣言》首先为袁世凯当初赞扬“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公认”，现在又欲改行帝制这种反复无常、翻云覆雨的无耻行为进行开脱：“我国辛亥革命之时，国中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猝之中，创立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上，虽明知隐患方长，亦小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随后，宣言又利用占德诺博士这位美国著名学者的特殊身份大做文章：“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著，乃亦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
从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到抛出《筹安会宣言》，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行动逐渐走向公开化，洪宪皇帝呼之欲出。
在袁世凯准备称帝的过程中，他的另一位外国政治顾问莫里循却采取了反对的态度，不仅在《大陆报》上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莫里循博士反对新的君主立宪政体！他还在私下里向袁世凯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天真地奉劝其推迟考虑君主立宪问题。后来，他明确意识到称帝活动在暗中快速推进，自己已经无法阻止时，感到非常气愤，在日记里写道：“为中国政府服务。我担心自己正在一步步堕落。他（袁世凯）这么做违背了他的所有誓言，将他的所有理念都抛到九霄云外。袁世凯自己原先并不想当皇帝，但在其子和被冷落的原配夫人影响下，他正为登上皇帝的宝座而调兵遣将。这与日本人和孙逸仙的预言一致。他使自己、他的国家和他的顾问成为笑柄。”
正当筹安会为帝制摇旗呐喊，复辟气焰甚嚣尘上的时候，袁世凯另一位亲信梁士诒又组织了所谓“全国请愿联合会”，要求召集“国民代表大会”表决国体问题。这时，一直躲在幕后导演这出历史闹剧的袁世凯认为时机已到，终于粉墨登场了。
10月8日，袁世凯下了一道申令，假意“尊重民情”，准许各地召集“国民代表大会”，他本人则摆出一副超然的样子“静候国民之最后解决”。在梁士诒、朱启钤、袁乃宽、孙毓筠等一班袁氏党羽的操办下，11月20日，全国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均已完成投票，票数共计一千九百九十三张，全体赞成君主立宪，还一致发出了推戴书：“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12月11日，参政院根据各省“国民代表大会”的委托，向袁世凯恭上推戴书，称袁世凯为“我圣主”。次日，袁世凯假意推辞一番之后欣然接受帝位。25日发出申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总统府更名为新华官，总统收文处更名为奏事处，总统护卫总指挥处更名为大内总指挥处。
从“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到“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从大总统，到“圣主”；从总统府，到新华官，袁世凯竟然如此倒行逆施。那么，他这位“圣主大皇帝”所迎来的也必将不是普天同庆，而是梁启超说的“普天同愤”。
1915年6月，梁启超从广东来到南京，受江苏都督冯国璋之约同程北上，在北京稍做停留后，移居天津寓所。
早在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杨度就曾使人与梁启超联络，想拉他入伙。不成想，派去的人刚见到梁启超，还没来得及开口，粱启超就拿出了事先写好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梁启超说，自己在动笔写这篇文章之前，曾经犹豫不决，就在这个时候，袁世凯忽然让人来到天津，以二十万元相赠，这样一来，他反倒非写不可了，否则便落下了被人收买的嫌疑。在向杨度派来的说客出示了这篇文章之后，梁启超还托他们顺便给杨度带回一封绝交信，信上说：“吾人政见不同，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
这篇价值二十万元的文章果然是一颗重磅炸弹，事后有人评论说：它对筹安会和袁世凯称帝的打击，不下于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第一次对古德诺、杨度等人鼓吹的帝制言论做了全面反击。在文章中，梁启超追根溯源，首先对古德诺写作《共和与君主论》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因为，古德诺在接受英文报纸采访时，已经亲口否认了有过君主制优于共和制的主张。随即，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古氏论中各要点，若对于共和君主之得失为抽象的比较”本身也没什么新意，根本就不值得杨度等衮衮诸公如此吹捧。之后，梁启超又毫不留情地揭露杨度等人所玩弄的“君主立宪”把戏，其实质是真君主，假立宪，是“外蒙立宪之名而内行非立宪之实”，并且义正辞严地指出“此前清之所以崩颓也”，殷鉴不远。在文章的末尾，梁启超更是指东打西，借批评筹安会之名，暗讽袁世凯“食言而肥，匹夫贱之！”
梁启超这篇雄文在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之后，《申报》、《时报》等报刊争相转载，风行一时，在全国上下激起强烈反响，纷纷赞扬梁文“力透纸背，挥斥方遒”。
就在杨度让人去拉拢梁启超的当天，粱启超的学生蔡锷也从北京来到了天津，师生二人一起秘密制定了反对帝制的全盘计划。
蔡锷，湖南人，十四岁中秀才，十六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当时梁启超、谭嗣同在该学堂任教，三人从此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梁启超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蔡锷在他的安排下也东渡留学，先后入读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蔡锷自日本回国后，逐步升任新军将领，驻守云南。辛亥革命期间，他约集昆明革命党人响应武昌起义。云南军政府成立后，大家公推蔡锷为都督。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怕他在云南坐大，将其调到北京，委以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总裁为段祺瑞）、全国经界局督办、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极力笼络。袁世凯策划帝制期间，全国各省只有滇黔桂地方势力较强，北洋势力难以渗透，因此对蔡锷的控制更显严密。他派出密探全程监视蔡锷的行踪，让人搜查蔡锷在北京的住宅。他万没想到的是，梁启超与蔡锷谋定而动，竟让他这个老奸巨猾的人物栽了跟头。
从1915年10月下旬起，蔡锷就经常请病假。不久，又在梁启超的一手安排下，悄悄住进了天津日租界里的同仁医院。在天津，蔡锷秘密会见了日本士官学校的老同学、黄兴派来专门接应他逃离京津的张孝准。11月中旬，蔡锷更名化装，和张孝准经上海到达日本神户，然后才写信给袁世凯，以赴日看病为名向他告假。在日本期间，蔡锷仍然不断写信给袁世凯，汇报在日就医、游历的情况。他又预先写好了许多明信片，让张孝准继续在日本各地旅行，每到一地，便将明信片寄给袁世凯或袁世凯身边的亲信，自己则金蝉脱壳，经上海、香港、河内回昆明去组织力量领导武装抗袁。
在蔡锷回昆明前后，国民党中的军界人士李烈钧、赵声涛、熊克武等人也纷纷云集而来。12月22日，蔡锷的旧部、云南都督唐继尧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共商讨袁大计，大家推举唐继尧为第三军总司令留守昆明组织后援，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进击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经广西收复广东。由于云南军是在昆明护国寺召开的誓师动员大会，就地取名，将讨袁军定名为护国军。
次日，唐继尧等通电劝告袁世凯取消帝制，并要求将杨度等“筹安会六君子”，以及梁士诒、朱启钤、袁乃宽等“七凶”（合称“十三太保”）明正典刑，以谢天下，限袁世凯二十四小时内给予答复。
袁世凯以为，云南乃一隅之地，较国民党二次革命时发动四省联合的力量要弱得多，不难兴兵剿灭，并没太在意。显然，他对当时的天下大势出现了严重的判断错误。
袁世凯推行帝制，不但受到全国民众的切齿痛恨，许多高官名流也都或明或暗地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赵尔巽一见到《筹安会宣言》，就气得一把扔到了地上，从此闭门不出，带头掀起了一股拒绝合作的风潮。徐世昌、张謇、汤化龙、熊希龄等人或提出辞职或请假离京，结果闹得袁世凯不得不派出大批侦探到火车站阻止官员擅自出京。这些人手里虽然没有兵权，对只相信武力的袁世凯还构不成直接威胁。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却是世道人心，是社会主流趋势。近代中国由于屡受挫折，天演与进化的观念被普遍接受，已经深入人心，包括冯国璋、段祺瑞等为数众多的北洋军人都已经意识到：倒退是绝对没有出路的，所以对袁世凯搞帝制都很抵触。再加上北洋系内部勾心斗角、权力分配不均，以及对袁克定这位太子爷的普遍不满，因而更加致命的危机其实早就在袁世凯所依赖的北洋系内部酝酿发酵，隐然形成了。
12月25日，在预定期限内没有等到袁世凯的明确答复之后，唐继尧、蔡锷等人联名通电宣告云南独立。在这份电文里，他们不再客气地称袁世凯为“我大总统”了，直指其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决意兴兵讨伐。
梁启超在蔡锷经日本转赴云南的同时，也偷偷离开天津去了上海。到达上海后，他继续推动倒袁大业，多次致函广西都督陆荣廷，劝其配合云南方面一起行动。陆荣廷对梁启超素怀仰慕之情，而且早有反袁之心，便于1916年2月派密使到上海邀请梁启超前往广西共商讨袁大计。
梁启超乘船先到香港，打算由此去广西。当时香港总督受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嘱托，全面监控反袁分子，码头上到处是港英当局派出的侦探。为了隐蔽行踪，他在船舱底下躲了好几天，然后才搭上一条日本运煤船到达越南海防，再偷越镇南关进入广西。
3月13日，陆荣廷与正在赶往广西途中的梁启超及广西各将领发出联名通电，劝告袁世凯辞职，限二十四小时内给予答复。15日，陆荣廷在柳州行营改称广西都督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任命梁启超为总参谋，正式宣告独立。广西独立，使蔡锷、李烈钧领导的云南护国军士气大振，连克四川省江安、纳溪、綦江等数县，势如破竹，而袁世凯的北洋军内部则陷入了大混乱和大崩溃。
广西独立后，又发生了“五将军之一电”事件。当时，江苏都督冯国璋已经看清了袁世凯末日将至的命运，但在表面上，他对梁启超、陆荣廷发来的文电或派来的联络代表，既不做正面回应，同时又暗示自己不是护国军的敌人。他的打算是联合几省军阀，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停止军事行动，实现南北议和。这个建议首先取得了山东都督靳云鹏、江西都督李纯、浙江都督朱瑞和湖南都督汤芗铭的赞同。于是，这五位将军作为发起人密电征求其他各省军阀意见，结果，这个密电意外落到了袁世凯手里。3月19日，袁世凯看到这封密电后，才真正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处境，绝望地对身边人说：“完了，一切都完了！”
3月22日，袁世凯在寝食难安地当了八十三天皇帝之后，被迫撤销帝制。6月6日，在举国上下一片咒骂声中一命呜呼。
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曾说：“成功之速，出入意料之外。”这次蔡锷兴兵讨袁，写信向梁启超汇报时也说：“人心如此，非始愿所及。”他们都没想到，一个看似强大无比的专制王朝，一个看似不可一世的独裁统治者，原来竟是如此不得人心，又如此不堪一击！
孙中山首倡“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创立共和；梁启超率众“为国民争人格”，捍卫共和。两个经历、思想、政见不同的广东人，殊途同归，完成了同一个事业。
中国现代化的漫长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进行现代启蒙的过程。这种启蒙是多个方位、多种形式，反复推进、交替进行的：首先启动了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工业、经济启蒙，随后又开始了以变法维新和民主革命为双轨道的政治、社会启蒙，它们虽然也都涉及到了文化、思想的某些领域，却终究不够集中，也不够全面。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是文化与思想的现代化，所以，当我们这个国家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屡受挫折之后，一场文化、思想的启蒙不可避免地来临了。
在袁世凯统治的短短几年里，先发生宋教仁被刺案，用国学大师章太炎的话说，是“厉行暗杀，杀害勋良”；接着，卖国求荣，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修正案；随后，接受“拥戴”，倒行逆施，复辟帝制。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政治的民主化进程进入了一个迷乱的徘徊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