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之后，欧洲又凭借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凝聚起新的能量，持续推动着现代文明的历史车轮，突飞猛进。
在遥远的中国，明朝中后期所显露出的那一丝现代文明之光，随着清兵入关，血溅中原而迅速熄灭。在满清王朝的奴化统治下，中国开始向谷底滑落，并在黑暗的深渊里长期徘徊。
1840年，一场鸦片战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终于将这个专制帝国送上了末路。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容闳、郑观应、唐廷枢、徐润等一代先进的香山人走到了历史舞台中央，承担起了推动民族进步的伟大使命。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克紫禁城，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煤山。仅隔一个多月，李自成在山海关被吴三桂和满清军队联手击败，溃退北京。四月二十八日，李自成明知大势已去，还是匆匆忙忙地在武英殿即位登基，接受百官朝贺。他刚过了一把短暂的皇帝瘾，即于当夜五鼓时分，仓皇逃离北京。又一出打江山、坐龙廷的闹剧还没真正开场，就草草落幕了。随后，清兵入关，建立起满清王朝，开始了长达二百六十八年的封建统治。
这一连串让人应接不暇的历史变故，为后世中国人留下了两个永远没有结论的悬案：明朝中后期是否已经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又是否曾经出现过一场夭折的思想启蒙？
曾经占据主流的观点认为，鉴于明代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纺织、陶瓷行业较具规模的生产基地都已经隐然成形，它们有力地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和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这种工商业的进步，即标志着中国已经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向城市资本主义经济转变。
明朝万历年间做过吏部尚书的张瀚，在其《松窗梦语》中记载了他的先祖以一锭银子购置机织布，从此发家致富的经过。和他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谈》中则描写了江西景德镇陶瓷业的繁荣景象：随处可见的瓷窑，火光烛天，四时不息，因而称之“四时雷电镇”。他们留下的这些文字，都成了当代许多学者认定明代工商业兴旺发达的证据。
然而，以著名史学家黄仁宇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则“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自序》，中华书局2006年8月第1版）同时，他也对张瀚自述发家史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觉得张瀚有大言欺世之嫌。
资本主义与思想启蒙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子。因此，主张明代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也大都支持明代曾经有过一次被历史强行中断的思想启蒙。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即持这样的观点：“自1500年开始，中国有过将近三百年的经济繁荣，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以比得上的。而这雄厚的经济基础也刺激了前述提到的自由精神。”
许倬云所说的“自由精神”，主要以文学、艺术和宗教三个方面的表现为证明：在文学方面，当时的文学从有规律的、严整的古文体转变到相当自由的小品散文，而且也有一些著名的长篇小说出现（或是母本或是已经完成），例如《金瓶梅》、《西游记》等，这些成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在艺术方面，明朝前期与后期的画家就有很大差异，有些已经非常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抽象画，跳开写实，跳开规律，而能自由发挥自己的灵性；在宗教生活上，佛教、道教在民间已有非常蓬勃的发展，吸引了无数的信徒……
不可否认，《金瓶梅》和《西游记》都是中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巨著。然而，如果将它们作为“自由精神”、“思想启蒙”的表现或成果，则恐怕会陷入一种对历史的误读。无论是人物、故事还是思想观念，它们甚至还远远不及两三百年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薄伽丘、彼特拉克、乔叟等人的作品所表现的是人性之美，所呼唤的是从肉体到精神的全面解放，所确立的是人的主体价值，所完成的是生命礼赞。而《金瓶梅》和《西游记》所反映的核心思想却仍然是因果报应、“佛法无边”的陈辞滥调。至于东方的艺术和宗教，与人的精神自由或解放更是相去甚远。
许倬云还认为，明朝末年，江南的一批知识分子已经开始着手研究政治制度，他们发现有些制度不对，甚至开始怀疑孔子学说。许倬云以黄宗羲、顾炎武二人为典型代表，说明当时知识分子思想自由、开放。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由皇室世袭的政治制度是不对的。在那个专制的时代，质疑皇室制度显然是相当大胆的行为。他建议由有知识和品德的人聚集于学校讨论政事，然后交给县令，让县令依讨论结果施政——这当然还不算代议制，而是一种民间如识分子参政。他认为各地的地方官吏不该由皇帝随意任命、更换，而是该常驻当地，且拥有相当的权力，等于独立的诸侯。换句话说，他建议的是一个地方自主、类似联邦的制度；而县以下，应由老百姓间有知识、有品德、有地位的人联合管理。对此，许倬云的评价是，“西欧启蒙运动里所谈到的民主制度的第一步也不过尔尔。”
至于顾炎武的《日知录》，许倬云说它：“条条都是在驳斥从古至今的制度不对：收税、征兵、取士、任官制度都不合理。这种批判精神，与当时艺术上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在强调自由、开放。”
许倬云分析，这场“思想启蒙”之所以没有持续下去，一是因为清兵入关，一是由于儒家思想方法及中国传统价值观存在着固有局限。所以，他不无惋惜地说：“在世界历史上，欧洲的启蒙走向民主化，而中国的启蒙却走到了尽头，这是中国和欧洲社会发展的分歧点。”
明清之际，的确是中国和欧洲社会发展的又一个分歧点。问题在于，在这个分歧点上，到底是“中国的启蒙走到了尽头”，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制度走到了尽头？
黄仁宇在研究了万历年间的一系列具有典型性的历史人物之后说，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他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法则，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根据不同的思想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历史，人们总会发现不同的景观，得出不同的结论。
无论如何，在1644年那个至关重要的历史瞬间，中华民族正经历着一次惨痛的、影响深远的大溃败。这个曾经以一支庞大的远洋船队四处“扬威耀武”、“大放光明”（利玛窦对“大明”国号的解释）的帝国，既未能抓住机会主动、及时地吸纳西方文明成果，也没有原发性地完成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最后，它连抵御北方原始部旗人侵的自卫能力都彻底丧失了。这无疑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也是一种文明的悲剧。
如果说，在明朝中后期还曾经显露出一丝通向现代文明的微弱曙光，还有可能在“山穷水尽”之后发现“柳暗花明”的新出路，那么清兵入关、血溅中原，则将这最后一点希望也彻底扼杀了。在满清王朝的奴化统治下，中国开始了走向谷底的路途，并从此在黑暗的深渊里长期徘徊。
就在清兵南下，在华夏土地上大开历史倒车之际，一场真正的思想启蒙运动已经在地球的另一端酝酿成熟了。
继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之后，欧洲不断凝聚起新的能量，持续推动着通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车轮，以其不可阻挡的雷霆万钧之势冲破了重重阻碍，突飞猛进。
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复兴，对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这些划时代的关键人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哥白尼在1543年出版了《天体运行论》，提出日心说，后世把这一事件称为“哥白尼革命”；开普勒提出地球和其他行星沿椭圆形轨道绕太阳旋转，打破了“正圆形的专制”，发现了行星运行的真正规律，抵达了现代科学的门槛；伽利略用自制的望远镜开启了天文观测的新纪元，令人信服地动摇了旧的宇宙论，被誉为最伟大的实验科学家，1616年，罗马异端裁判所指斥他的日心说“愚蠢、荒谬”，逼迫他公开认错，判他终身监禁。他坚信自己的发现，仍然喃喃自语，“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地球仍在旋转。”
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虽然都不是哲学家，但是他们的天才假说和实验成果极大地冲击、拓展了欧洲人的想像空间，并且产生了重要的哲学后果。他们推翻了中世纪的宇宙论以及大部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曾经让多数人信服，但是科学革命时代的培根和伽利略们已经弃之如敝屣。
科学革命引发了思想革命。弗兰西斯·培根，这位“归纳科学之父”，以一句“知识就是力量”震撼了世界，发出了启蒙运动的先声。他大胆抨击传统思想流派，号召在知识领域实行变革，主张建立新术语、新方法、新机构和新教育。英国皇家学会的建立以及英国科学复兴的出现（产生了波义耳和牛顿），在很大程度上都应该归功于培根的开创性启示。他的名著《新工具》里满篇都是振聋发聩的警句格言，其中最醒目的一句是“抛开种种观念，从头了解事物”，这表明了他所一贯坚持的怀疑主义立场。他要求人们扫除习惯意识中的“假相”，重新检验一切——语言、体系、教条。他不仅警告神学家不要插手科学问题，而且批评人文主义学者，因为他们仅仅专注于文艺风格，越来越流于形式主义。
伴随着这场科学与思想的双重革命，欧洲又迎来了一个巨人辈出的时代，笛卡儿、霍布斯、斯宾诺沙、帕斯卡、牛顿、洛克等许多科学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纷纷投身其中，推波助澜，共同掀起了启蒙运动的新潮。
启蒙运动是近代人类文明史上至为光彩夺目的一页，它的策源地，就是日后让满清王朝吃尽苦头的大英帝国。
1640年，也就是在清兵入关四年前，英国革命爆发，从此开辟了一个民主政治的新时代，这次革命又称“英国内战”或“清教徒革命”。清教徒，英国新教的一派，只信奉《圣经》，不服从教会，主要由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小土地拥有者、商人和新兴实业家组成，他们是1640年英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这场革命不仅使英国开始经历了一波又一波新政治理论的波涛，也开始了替代王权专制主义的各种政治体制实验。
从一开始，这场英国革命就是因限制王权专制而引发的。1628年，英国议会通过限制王权的“权利请愿书”。英王查理一世断然拒绝了议会的诉求，还下令解散议会。1640年，为了征收钱财惩罚苏格兰人的叛乱，查理一世又被迫重开议会。议会领袖们十分清楚查理一世的窘迫处境，借机通过法案，继续限制王权，强化议会的地位。查理一世干脆动用武力维护自己的特权，率领侍从冲击议会，从而引发了全面内战。当时，议会中一派坚持君主立宪，另一派提出《人权公约》，主张废黜国王，成立共和国。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共和派斩首，不久，英国成立了一个由军政寡头统治的共和国。英国革命的第一阶段至此结束。
围绕着英国革命，各种政治理论纷纷涌现。清教徒革命的代表人物之一亨利·帕克认为，国王不等于王国，如果他没有履行为王国服务的职责，就应该废黜他。
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被马克思称为“我们共同的先驱”的霍布斯重新论证了社会契约论，认为人民通过契约把权力交给政府，换来政府对人民幸福的保障，“人民的福利就是最高法律”。
另一位政治理论家洛克继承和发展霍布斯的理论成果，提出政府分权学说，主张立法机关应当是一个经选举产生的机构，立法权与行政权必须分立（两权分立）。他在《政府论》中明确指出，政府是人民对统治者的一种信任，统治者的权力是有条件的而非绝对的，人民是最终的主权归属；如果政府失去人民的信任，人民有权收回他们的支持，推翻这个政府。人民最初享有自然自由，后来订立契约进入社会，享有社会自由，社会自由必须受法律约束。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
洛克雄辩地宣称，造反的危险远远小于暴政的危险。人民不会轻易造反，宁肯忍受冤屈。但如果你告诉当权者无须害怕人民对暴政的反抗，你就会引发更糟的结果。
洛克的一个突出贡献是确立了人民拥有对抗政府、个人拥有对抗国家的自由和权利。他在《政府论》中这样写道：“人天然是自由、平等、独立的；未经本人同意，不能使任何人脱离这种状态而屈从于他人。”政府的权力必须是有限的，政府所应该受到的限制之一便是“未经本人同意，最高权力不能剥夺任何人的任何财产”。
第一阶段的英国革命虽然处决了查理一世，人民却没有得到期盼中的自由。克伦威尔依靠军队建立起了名符其实的独裁统治，比国王更加专制。他率领一队士兵开进国会，驱散议员，声称耶和华不再使用他们了。而当他自任“护国主”，宣称自己的权威来自上帝时，他实际上已经不加掩饰地恢复了君权神授的陈旧思想。
1658年，“护国主”克伦威尔去世。1660年，新近选举产生的国会宣布王子查理继承他父亲的王位，成为查理二世。在经历过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之后，这个复辟的王朝曾经受到了大众的欢呼，人们庆幸，终于摆脱了军人和极端分子的郁闷统治。
然而，热爱自由、珍惜权利、追求进步的英国人很快就意识到，让查理二世复辟，只是“再做了一次旅行”，当初清教徒革命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君主的权力依然未受到有效制约、议会的权利依然未得到伸张。1685年，查理二世的兄弟詹姆斯二世继承王位，扩大君权，公然采取了一系列蔑视议会的行动，英国人担心被再套上专制和天主教的枷锁，便又展开了一次反对国王的革命。这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对这种革命方式，历史学家们满怀赞美地将其称之为“光荣革命”。
1688年，议会迎接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信奉新教的荷兰执政者威廉来到英国。威廉的军队兵不血刃就占领了伦敦，詹姆斯二世逃往法国避难。议会宣布威廉（和詹姆斯二世的长女玛丽一起）为国王。随后，在1689年这一年国会通过了几个重要法案，保护英国平民和议会的权利不受侵犯。第一个法案规定每年只向国王拨款一次，以限制王室的开销，减轻国民负担；其次通过了《信仰自由法案》，所有基督徒都享有信仰自由；最后，12月16日通过《权利法案》内容规定：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停止任何法律，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收赋税，国王不得干预议会事务，议会必须自由选举，议员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这个进一步限制王权的法案，成为英国宪法的基本文件之一。从此，英国确立了议会制君主立宪政体，君主只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实际上则是统而不治的虚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