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的困难在于，僵化的农耕文明已经瓦解，传统的智慧随着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更失去了光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在进取之道行不通了。于是，人们被迫将目光转向世界先进国家，通过学习模仿他们来获得国家强大的力量。经历一百多年的反复摸索，今天人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终于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摸到了大国崛起的门道：我们积累了堆积如山的物质财富，建造了高楼林立的城市，还积赚了天文数字般的外汇储备，中国人行走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走到哪里，哪里就充斥着廉价的中国制造，那里的人们就在谈论中国崛起或者中国威胁。
可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建立了能支配自己命运的内在根基呢？
首先，支撑这一切成就的知识和技术不属于自己，只是机械地照搬来的，而不断提升和创造这些知识和技术的精神文化，并没有在自己的心中扎下根来，更没有成长为有生命力的大树。分析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得不提中国教育的鼻祖——孔子，孔子的基本教育思想是正确的，比如有教无类，就是普及教育和公平教育的本原。古代社会科学技术落后，基本没有科学的知识，所以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人性道德教育和治国安邦的教育。教学的字面含义就是用文化传播孝道。孔子孟子都致力于研究做人的学问并培养弟子，同时在周游列国时各国的国君也把他们当做专家，咨询一些国家治理的问题，他们也就发表了一些书生的看法，当后人把他们尊为教育的祖师爷时，中国两千年教育的基本内容就这样奠基了，教育的内容是人性和道德以及仁政思想，但孔孟都是理论家，没有真正治理过国家，仁政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错误假设上，所以真正管理国家的知识是不足的。孔孟没有科学的思想，只研究人性，不探究物理，且孔子极为鄙视劳动，与实践脱离，这些思想的缺失导致了中国社会在两千多年里没有科学的产生，社会一直在由乱到治，由治到乱的周期性循环中停滞不前。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也就普遍缺乏创新意识。
其次，人们内在精神修养普遍匮乏，大多沉溺于动物性的消费主义追求里，而他们从事的也只是一些简单劳动和投机。大吃大喝的公款消费环境，对社会最大的影响就是铺张浪费。这种习惯也蔓延到家庭聚会和朋友聚会等日常消费上。消费宣传的误导和偏差，使得“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的透支消费和负债消费观念日渐成为主流。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没有经济来源，没有确定的收入预期，却敢大举借债消费，从购买家用电器到买车购房都是如此。
最后，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普遍缺乏现代条件下必须的合理性依据，没有法治秩序，人际交往也就没有基本的信任机制，现在这个社会，信任成了一种奢侈，有人敢说他对某人有着完全的、绝对的信任吗？难道就真的那么毫无保留、肝胆相照？尔虞我诈，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现象了。尤其是支配一切的政治体制仍然是官本位，利益集团恶性膨胀，我们国家一直被官本位思想牢牢套住，不打破官本位思想就很难打破历史的怪圈；不打破官本位思想人才就很难成为历史的动力；官本位在我们的国家根深蒂固，这和它的位置所获得的利益有莫大的关系，不打破它的利益链就不可能根治这种思想，社会公正就难以实现。公民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他们也就不可能成为现代文明的真正主人。
在现代文明里，所谓的大国、强国，并非是地域之大，资源之厚，人口之众，财富之多，武力之强，而是人民具有驾驭自然、社会与人生的杰出能力。生产力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能力，当然不是人的本能，也不是环境资源的赐予，更不是搭人家便车，投一时之机的机智，它是由人的智慧与相互的信任，以及合理的社会制度体系造成的。没有公民社会的内在进化，靠投机造成的富裕，其实是肥硕而已，靠炫耀显示的强大，其实是臃肿而已，靠排场赢得的面子，其实是虚名而已，都是稍纵即逝的。
现在中国流行“软实力”一说，其实是要表示我们的社会里业已荒芜并被严重透支的文化资源，这似乎是一种觉悟的迹象。但是，在普遍缺乏超越性的精神关怀，粗俗唯物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人们喜欢发展那些看得见、摸得着、数得出的东西，并把这当做实实在在的硬道理。“软实力”虽然也冠以实力之名，并不是人们的内心追求，与人本真的生存状态没有关系，终归只是工具性、依附性、辅助性的手段，目标还是要硬起来才算数，通俗地说，最后都逃不脱有用没用的检验。
文明的内在根基是人的文化教养，是民族的精神气质。因此，我们要从向往自己外在强大的大国之梦，走向争取自身内在充实的大国之智。
大国的智慧体现在哪里？首先，大国需要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一个民族智慧的摇篮，是人类超越性追求的精神象牙塔。近代文明的每个大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各自的辉煌，都是要凭借一种智慧而不是仰赖一种机遇实现自己的超越，因此它们无一例外地都需要大学的文化奠基作用。意大利有博罗尼亚大学，西班牙有萨拉曼卡大学，葡萄牙有英布拉大学，荷兰有莱顿大学，英国有牛津剑桥，法国有巴黎大学，德国有柏林大学，美国有哈佛、耶鲁，俄国有莫斯科大学，日本有庆应义塾，以色列有希伯莱大学。
其次，大学培养的就是大国所需要的文化精英。真正的精英不是权贵的代名词，而是具有超越性智慧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在于拥有一种学历或从事某种世俗职业，他们不只是掌握某种知识结论，或者拥有一技之长，而且是具有宽阔的知识视野，博大的战略心胸，灵动的创造思维，深厚的文化底蕴，高尚的人格情操，健全的自由意志的人。他们以追求智慧为目的并以之为最高价值，与任何世俗政治或经济的利益集团保持距离，对于历史、现实以及外部环境保持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决不趋炎附势、苟同流俗。因此，他们代表社会的良知，他们维系着社会的理性，他们给社会生活带来源源不断的文化滋养，带来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文化精英引领的才是真正有自信、有教养、有作为的现代大国公民。现代公民不同于传统王权社会下的子民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里为生存而挣扎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应当是有独立人格，有理性思维，有自由意志，有合法权利的国家主人，他们不需要依附于来自身边的、政府的、外来的任何权力与权贵，他们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同时却能展开高度的分工与协作，保持社会的法律秩序与道德信任。而维系他们的主体地位除了法定的权利，还必须有系统的公民教育。国家的文化教育体系必须超越于政治与经济的现实需要，必须首先给予每一个公民及未来公民基本的人格教育和思维训练，然后才是职业能力的培养。
健全的公民社会才可能托起真正的大国政治。通常，我们认为政治有决定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力量，其实这只是权利之外的人们一厢情愿的误解，是传统官本位的思维延续，人们仍然企望来自全能政权的赐予，包括他们选择的自由。什么样的人民就催生什么样的领袖，这至少有片面的道理。过度膨胀的政治权力恰恰是公民社会不健全的必然结果，现实中的专制权力除了维系它本身的僵化秩序之外，其实是无所作为的，即使在一定程度上放松管制，如果没有公民社会的合理秩序形成，造成的社会混乱可能远远超过给人的合法权利，而秩序的恢复又需要重新加强权力。
最后，合理的政治制度才可能保障高效与持久的经济增长。流行的经济学家总是在经济里谈经济，却忘记了他们的祖师爷也不敢忽略的政治与文化前提，实际上经济增长从来不是孤立的技术、工具、人力、资源的作用，在这些直接因素的背后，宗教、道德、科学、法律、政治的作用具有持久而根本性的效应。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其实一直是由各级政府主导的，而政府权威是过去年代留下的政治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这些资源已经逐步释放殆尽，转化为市场上主要为少数人掌控的财富，然而健康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新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
经济、政治、文化构成三维一体的社会有机体，这个有机体才是一个民族命运的内在根据，其中经济是肉体，政治是骨架，文化是灵魂。毫无疑问，人们的智慧与社会的文化是最具能动性的因素，因此，有一天我们能够把大国之梦转化为大国之智，那么我们的民族离真正的崛起就不远了。
近年我国国力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大幅扩展。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应对得当，引起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已经崛起”的热议。世界更加看好、看重我国。在此形势下，我国某些人头脑开始发热，忘记了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对进入G8、建立G2跃跃欲试。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担心“木秀于林必被摧”，甚至不愿承认我国是“世界大国”，好像一讲“大国”就会背离“韬光养晦”的要求。
笔者认为，两种倾向都没有实事求是，都不利于当前我国战略利益的实现。确定准确的国家定位是制定正确的外交战略的基础，我们必须尊重两大基本事实：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我国是世界大国。
一方面，我国具备发展中国家的全部特征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不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还是军事实力，距离发达国家仍有很大的差距。我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14，两国军事力量差距更多达20-30年。在世界人均GDP排名中，我国仍排百名之外，更不用说我国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我国仍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初级阶段，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尚需要数十年的艰苦努力。对此国人必须头脑清醒，切不可妄自尊大、自我膨胀。
而且，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从外交策略上讲也十分不妥：将会脱离我国外交的基础——广大发展中国家；还会引起坚持冷战思维大国的警觉及其他国家的疑虑；对于维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也会带来被动。如果搞G2，后果可能更为严重：违背一再宣示的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外交理念，葬送现有的战略伙伴关系，甚至陷入国际孤立。因此，必须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定位。
另一方面，我国具备定位为世界大国的各种要素
自然禀赋和经济规模不必说，政治上，我国也是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社科院世界军力排名将我国列为世界第二固然荒唐，但是排在世界第五六位大概不会引起多大争议。就连科技方面，我国也堪称世界大国。世界大国不等于世界强国，也不等于发达国家。
否认我国是世界大国既不实事求是，又会带来诸多矛盾与困扰：我国是G8+5、G20、金砖四国等大国机制的重要成员，这绝不是发展中小国所能企及的；我国的国家利益快速向全球扩展，我国拥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我国正在致力于营造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所有这些也只有世界大国才可能做到；如果不是拥有重大影响力的世界大国，我国在不久前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也决不可能带领“基础四国”与发达国家集团抗争。而且还要看到，不敢承认我国是世界大国，与国际社会的评价和期待落差太大，不利于我国的外交运筹。我国历经几百年的衰弱与屈辱，国民普遍缺少大国意识与大国思维，从解决这些问题考虑，也有必要确立世界大国的定位。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论述，我国国际战略中的国家定位宜为“发展中的大国”或者“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离不开和平稳定友好的国际环境。因此决不可放弃“韬光养晦”的基本方针，不可丢掉发展中国家应有的谦虚与谨慎，不可浮躁和冲动。与此同时，随着国力的增强与利益的扩展，必须在“有所作为”上更富进取精神，不能以坚持“韬光养晦”为由而怯懦无为。“有所作为”不等于高调、张扬，做力所不及的事情，承担力所不及的责任。首先要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上更有作为。而在非核心利益问题上，如果说也要有所作为，则更多地应体现为在策略运用上拿出更加高明的办法。我国坚持和平、合作、和谐的国际战略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理念，都是“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最佳结合。所有这些理念决不应因为目前这场关于国家定位的争论而发生动摇。
多一点自立自强的大国智慧，少一点一厢情愿的大国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