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国经济绝非“独秀论”所言受金融危机影响甚微，而是同样“很受伤”。金融危机袭来之初，中国出口急剧萎缩，沿海工厂企业出现倒闭、裁员。在如此严峻形势下，中国政府相继推出了多种经济刺激计划，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力促经济转型等。
中国经济的复苏，也并非少数媒体所言“一枝独秀”。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经济也强劲复苏，智利、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均有不俗表现。巴西2011年第一季度经济出现高达９％的增速，而智利经济虽遭受地震重创，仍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智利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曾乐观地预测，今年本国经济将增长４％到５％。
提到中国要承担国际责任，这是当前国际上的一种舆论，带有普遍性。我们确实担负起了自己应负的国际责任，比如就在这场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机中，在周边货币大量贬值以设法增加出口的情况下，人民币保持稳定，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出台了一揽子计划，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率先回升，而且保持平稳较快的速度。2008年是最困难的一年，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经济增长超过8%，2009年达9.1%，2010年上半年超过11.1%，2010年下半年有所回落，跟我们主动调控有关。
目前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依存度越来越大，但是，在协助其他国家和地区共同抵御金融危机，减少这场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同时，“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确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是，只有自己有了强健的身体，才能更有效地抵御外来病菌的侵扰。爆发于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就好比是外来病菌，我们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才能减少这场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方向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挑战。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平衡问题
我国扶贫规模依然庞大，贫困程度依然较深，贫困人群的脆弱性依然明显，区域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人际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依然十分突出，相对贫困问题还在不断凸显。
世界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从1981年到2004年的二十多年间，中国农村的贫困率（人口数量比例)从18.5%下降到了2.8%；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从1.52亿下降到2600万。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按2003年农村价格计，平均每人888元)计算，中国在这个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从65%下降到10%，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由6.52亿降到1.35亿，5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于全人类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如果没有中国的扶贫努力，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不会有所减少。
就目前中国扶贫工作的新进展，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在点评世界银行题为《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的评估报告时介绍说，中国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进入了关键的最后两年，一方面要在现行的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下完成纲要确立的目标和任务；另一方面，为适应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和扶贫新形势，应进一步研究和制定下一个时期新的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财政部农业司扶贫处吴文智也说，“中国的扶贫工作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
扶贫工作之所以进入关键期，在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了结构性变化，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景观，而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扶贫挑战。
首先，减贫的任务继续存在
按照国际标准度量，中国的贫困人口人数仍然很多，中国是世界上贫困人口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印度。另一方面，有专家认为，因为中国采用较为严格的贫困标准，不仅低于国际标准，而且相对于中国人口迅速提高的收入水平和愿望也比较低。而中国人口基数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困标准的提高面临着诸多难题，相应的财政转移支付等制度还有待建立和完善。
其次，面对贫困的脆弱性仍普遍存在
在一个计算年里，脆弱性贫困人口的数目比实际贫困人口的数目多一倍左右。三年中至少有一年总人口近1/3属于贫困之列，而贫困的严重性很大一部分是风险所致。相对高比例的暂时性贫困并不意味着贫困的严重性会降低，或者相对容易解决，相对于以长期贫困为主要形式的时期而言，社会政策需要更多地关注风险降低和风险管理。
其三，消除剩余的贫困变得更加艰难
随着贫困率的下降，余下的贫困人口在地理上更为分散，扶贫措施更加难以达到。与此同时，减贫对经济增长的反应已经减弱。有关数据显示，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能带来贫困率下降2个百分点，而在“十五”期间，贫困率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已经下降到1左右。
其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内部的不平等现象也在上升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向《了望》新闻周刊介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扩大最快的国家之一。”由于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收入对于获得医疗、卫生、教育等服务比过去更为重要，贫困人口的家庭医疗教育支出负担加重。
此外，城市劳动力市场结构重组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失业率上升，同时劳动力参与率下降，而且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日益非正规化，引起对城市职工福利的担忧；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始终是减少贫困的一个重要渠道，但城市的大量流动人口使得农民工及其家庭如何融入城市也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难题。
二、当前的投资增长率依然过高
过高的投资增长率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给经济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第一、生产能力利用率下降。增加投资意味着扩大生产能力。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当生产能力持续超过有效需求规模时，生产能力利用率必然下降。目前陕西就存在生产能力利用率过低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投资增长过快，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有效需求。第二、投资回报率低。生产能力利用率下降的直接后果就是投资回报率低，有些建设项目甚至资不抵债，无法形成回报。从核算资料看，陕西虽然经济增长较快，但宏观经济效益并不理想。
三、一、二、三产业不协调，投资与消费之间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于投资和外贸出口问题
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不平衡，内需不足“瓶颈”制约严重，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分配关系不合理和民生发展缺失。国有经济的某些垄断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充分，以及低水平重复建设和重复引进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
四、节能降耗和生态环境问题依然突出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期，经济发展对能源依赖程度非常高，与西方工业化国家走过的历程类似，我国能源需求也进入快速增长期。同期，我国能源消费年均增速达到10.2%。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阶段，各国都经历了能源弹性系数大于1或接近1的阶段，2002年以来我国单位GDP能耗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该阶段以能源密集型产业的高速发展为特征，即进入所谓“土木钢铁经济时代”，这里面既有合理因素，也有不合理的超常因素。合理因素在于居民的消费结构从“衣”、“食”低能源依赖型转向“住”、“行”的高能源依赖阶段，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钢铁、建材等能源密集型产品需求大大增加，使得工业化出现了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不合理因素在于地方政府等非经济因素推动的非理性发展，缺少政策引导的过度发展，以及消费升级过程中出现的不合理消费行为等。
合理因素的存在加大了调控能源密集型产业的难度，不合理因素放大了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如果单靠市场手段，短期内将难以取得明显节能减排效果。“重症用猛药”，这也是大力推行淘汰落后产能、新增产能实施严格的准入门槛、推行区域限排政策，着力推行项目审批问责制、执法不力追究相关负责人责任等制度，以行政手段推进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认，过度使用行政性工具，不仅有技术难度和增加管理成本，而且会带来社会不公，还可能制造假象、做表面文章，但这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是在当时能源需求急速扩张、安全事故频发、生态环境日益恶劣、能源安全日益突出情况下的必然选择。
五、眼前的许多现实问题也亟需解决，如物价问题、房价问题、油价问题、股市问题等等
以上这些一连串问题就像是中国经济身上的病菌，只有尽快消除这些不良病菌，“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国经济才能健康平稳持续发展。
2010年三季度，中国经济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唯一能够暂时阻缓一下这个趋势的，是日元的升值。在2005-2007年的三年中，全球经济增长为4.8%（以IMF所公布的平价购买力计算），其中中国贡献了1.1个百分点，美国贡献了0.6个百分点，欧洲贡献了0.4个百分点，日本贡献了0.2个百分点。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几乎等于发达国家三大经济体贡献之总和。在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跌至2.9%，中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为1个百分点，而美、欧、日三方加起来才有0.4个百分点。至于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为-0.8%，其中中国的贡献度维持在1个百分点，美、欧、日则分别拖世界增长后腿-0.5、-0.6、-0.3。没有了中国增长以及来自中国的机械、商品订单，全球这两年的增长将不堪入目，中国因素是世界经济得以避免重蹈1929年式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经济规模总量约为美国经济的30%。但是，来自中国的需求却在近几年爆炸性地增长着，这一点在国际原材料市场和建筑机械市场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世界贸易中1/3的铁矿石，1/5的铜、锌、镍、铂，是被中国人买走的。全球大米、棉花总需求的1/3来自中国。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中有40%来自中国。世界上生产的水泥中60%被浇注在中国土地上。全世界出口的重型机械中三分之一被运往中国。中国在以每年建起两个波士顿城的速度进行着城镇化建设。在今后五年，中国各城市落成的地铁线数量约为目前世界上所有地铁线总和的两倍。过去几年中国每年新增发电能力差不多相当于英国现有的全部发电能力，英国（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花了120年建成的发电能力，被中国人一年搞定。
中国需求上下浮动，对美国、欧洲经济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小，不过对世界其他地方却绝对是举足轻重的。日本的经济复苏，动力几乎完全来自出口，其中对华出口是主力。中国在2001年以前是巴西第十二大出口国，而现在已成为第一大出口国。中国对铁矿石和大豆的强劲需求，将巴西从本世纪初的严重汇率危机中拯救出来。几年前，上海期货交易员早上看伦敦市场来定价，现在，伦敦期货交易员早上看上海市场后再开价。
中国的外汇储备由2000年的1560亿美元暴涨到目前的2.272万亿，中国资金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买家，中国的外汇储备已成为支撑美国债市的重要力量，维持着储蓄率接近零的美国经济的运作，可以说没有中国资金的支持，奥巴马的赤字财政政策和伯南克的量化宽松政策很难维持。随着欧洲传统基金撤离美债，中国资金对美国国债和金融稳定的支持，和美国订单对中国出口和就业的支持一样重要。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是金融海啸中的一支生力军，全世界的资金都在打听“China Money”的去处。受资本管制的限制，中国个人资金的海外投资规模还不大，QDII的初步尝试也似乎并不成功，但是相信个体资金以各种形式出海乃大势所趋。中国热钱差不多快把香港的豪宅淹了，笔者看来热钱在那里复制着1997年式的泡沫，只是今天中国吹泡泡的肺活量大多了。
日渐崛起并向更多领域延伸的中国制造业，是中国对世界影响力增加的又一个见证。中国的服装、鞋类、玩具业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前几年电子业也出现了重大突破，在国际市场上份额急速上升。近来中国制造业优势向重、化工业的延伸，开始对欧、美、日、韩等的传统强项构成重大冲击。中国的钢铁和化工业已经由净进口转为净出口。通讯、机械类出口不仅数量大增，质量也开始向美欧传统制造商看齐。笔者相信，五年后中国制造的汽车会在底特律街头行驶，只是多数还是挂着美国的品牌。
中国还掌握着下一轮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钥匙。这轮金融危机，不仅令数万亿美元的财富和几千万个就业机会被摧毁，也标志着美国人生活方式的破产。美国那种寅吃卯粮式的过度消费，再也无法持续下去，各国因此都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的考验，世界贸易与消费必须得到重新平衡。
中国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已非当年吴下阿蒙，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本身就是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中国有句俗语说得好，“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应对美国金融危机波及的时候，我们只有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增强中国经济的抵抗力，才能够将这场危机带给我们的不良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思考
国际金融体系是有关国际货币金融关系、国际金融活动等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等方面的内容。国际金融体系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和作用是密切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金融关系的集中反映，构成了国际金融活动的基础，国际金融机构体系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载体，其职能又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性安排紧密相关；国际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行客观要求与其相适应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予以配合，而国际金融机构体系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开展有关国际金融监管活动。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和弊端，危机也表明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极端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