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人之道
文/辛迪·B哈丁
工作是生存的必要条件，我的祖父祖母深知这一点。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州拥有一座小小的农场，他们靠这座农场自给自足。
经济大萧条并没有使他们的生活发生太大的变化，却把一波又一波的失业人员推到了农场。第一位来客衣衫褴褛，却彬彬有礼。他摘下帽子，低声说自己已经半天没吃饭了。爷爷只看了他一眼，就说：“马厩后面的篱笆旁有堆劈柴，我一直想把它搬到篱笆的另一头。午饭以前，你有足够的时间把这活儿干完。”说着，爷爷向年轻人伸出了手。
奶奶说接下来发生的事令人惊奇，只见陌生人的眼睛亮了，嘴角也涌出了笑意。他一路小跑奔向马厩。奶奶在餐桌旁加了把椅子，做了一个苹果馅饼。吃午饭时，陌生人没多说话，可他是挺着胸膛上路的。爷爷后来告诉我说：“一个人只要不失去自尊，他的精神就永远也不会垮。”
奶奶说在经济大萧条期间不知曾与多少人共进午餐，也记不清那堆木柴被挪过多少次啦。
马戏团
文/丹·克拉克
当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父亲曾带着我排队买票看马戏。排了老半天，终于在我们和票口之间只隔着一个家庭。这个家庭让我印象深刻：他们有8个在12岁之下的小孩。他们穿着便宜的衣服，看来虽然没有什么钱，但全身干干净净的，举止很乖巧。排队时，他们两个两个成一排，手牵手跟在父母的身后。他们很兴奋地叽叽喳喳谈论着小丑、大象，今晚必是这些孩子们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刻了。
他们的父母神气地站在一排人的最前端，这个母亲挽着父亲的手，看着她的丈夫，好像在说：“你真像个佩着光荣勋章的骑士。”而沐浴在骄傲中的他也微笑着，凝视着他的妻子，好像在回答：“没错，我就是你说的那个样子。”
卖票女郎问这个父亲，他要多少张票？他神气地回答：“请给我8张小孩的两张大人的，我带全家看马戏。”
售票员开出了价格。
这人的妻子扭过头，把脸垂得低低的。这个父亲的嘴唇颤抖了，他倾身向前，问：“你刚刚说是多少钱？”
售票员又报了一次价格。
这人的钱显然不够。
但他怎能转身告诉那8个兴致勃勃的小孩，他没有足够的钱带他们看马戏？
我的父亲目睹了一切。他悄悄地把手伸进口袋，把一张20元的钞票拉出来，让它掉在地上——事实上，我们一点儿也不富有！他又蹲下来，捡起钞票，拍拍那人的肩膀，说：“对不起，先生，这是你口袋里掉出来的！”
这人当然知道原因。他并没有乞求任何人伸出援手，但深深地感激有人在他绝望、心碎、困窘的时刻帮了忙。他直视着我父亲的眼睛，用双手握住我父亲的手，把那张20元的钞票紧紧压在中间，他的嘴唇发抖着，泪水忽然滑落他的脸颊，答道：“谢谢，谢谢您，先生，这对我和我的家庭意义重大。”
父亲和我回头跳上我们的车回家，那晚我并没有进去看马戏，但我们也没有徒劳而返。
她当我存在的
文/法德瑞克·史华
一名女侍正在帮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小男孩点菜。
她是经验丰富的老手，从不会对客人出言不逊，但是她会不徐不缓地以无畏的眼神来表达对客人的不屑。
这对夫妇点菜的时候，女侍静静聆听，并缓缓地在单子上记下什么要换成什么，哪种汁要换成哪种酱。终于轮到男孩点菜的时候，他以害怕的口吻说：我要一条热狗——这时，他的父母同时喊道：不准吃热狗！他母亲又说：给他葱煮马铃薯、牛肉、两样蔬菜，还有面包卷。
女侍对这位母亲的话置之不理，从容地对小男孩说：你的热狗上要加什么？小男孩脸上顿时闪现出惊讶的笑容：蕃茄酱，我要加很多蕃茄酱，还有再请给我一杯牛奶。
女侍边走边说：马上送到。他父母尴尬得沉默不语。
小男孩目送女侍离去后，转过头来惊喜交加地对父母说：看到了吗？她当我存在的！她当我存在的！
助人者就是天使
文/F·奥斯勒
纽约城的老报人协会定期聚餐，席间大家常常讲些往事助兴。这天，老报人威廉·比尔先生——这个协会的副主席——讲了一段自己的经历。
比尔10岁那年，妈妈死了；接着，爸爸也死了，留下7个孤儿——5个男孩2个女孩。一个穷亲戚收留了比尔，其他几个则进了孤儿院。
比尔靠卖报养活自己。那年月，报童有菜园里的蚂蚁那么多，瘦小个子的便不容易争到地盘。比尔常常挨揍，吃尽苦头。从炎热的夏日到冰封的隆冬，比尔在人行道上叫卖。比尔小小的年纪，已学会愤世嫉俗。
一个暮春的下午，一辆电车拐过街角停下，比尔迎上去准备通过车窗卖几份报。车正在起动的时候，一个胖男子站在车尾踏板上说：“卖报的，来两份！”
比尔迎上前去送上两份报。车开动了，那胖男人举起一角硬币只管哄笑。比尔追着说：“先生，给钱。”
“你跳上踏板，我给一角。”他哈哈笑着，把那个硬币在两个掌心里搓着。车子越来越快。
比尔把一袋报纸从腋下转到肩上，纵身一跃想跨上踏板，脚却一滑仰天摔倒。他正在爬起，后边一辆马车“吱”的一声擦着他停下。
车上一个拿着一束玫瑰花的妇人，眼里噙着泪花，冲着电车骂粗话：“这该死的灭绝人性的东西，可恶！”然后又俯身对比尔说：“孩子，我都看见了。你在这儿等着，我就回来。”随即对马车夫说：“马克，追上去，宰了他！”
比尔爬起来，擦干眼泪，认出拿玫瑰花的妇人就是电影海报上画着的大明星梅欧文小姐。
十分钟后，马车转回来了，女明星招呼比尔上了车，对马车夫说：“马克，给他讲讲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一把揪住那家伙，”马克咬牙说，“左右开弓把他两眼揍了个乌青，又往他太阳穴补了一拳。报钱也追回来了。”说着，把一枚硬币放在比尔的手中。
“孩子，你听我说，”梅欧文对比尔说，“你不要碰到这种坏蛋就把人都看坏了。世上坏蛋是不少，但大多数都是好人——像你，像我，我们都是好人，是不是？”
好多年后，比尔又一次品味马克痛快的描述时，猛然怀疑起来：只那么一会儿，能来得及追上那家伙，还痛痛快快地揍他一顿吗？
不错，马车甚至连电车的影子也没追着，它在前面街角拐个弯，掉过头，便又径直向孩子赶来，向一颗受了伤充满怨恨的心赶来。而马克那想像丰富的哄骗描述，倒也真不失为一剂安慰幼小心灵的良药，让小比尔觉得人间还有正义，还有爱。
比尔后来还经历过千辛万苦。他没有上过正规学校，仅凭自学当上了记者，又成了编辑，还赢得了新闻界的声誉。他的弟弟妹妹们后来也团聚了。
比尔向他的报界同仁说：
“谢谢上帝，艰难困苦是好东西，我感激它。不过我更要感激梅欧文小姐，感激她那天的火气、她眼里的泪花和她手中的玫瑰，靠了这些，我才没有沉沦，没有一味地把世界连同自己恨死。”
谢谢凯莉
文/希玛·瑞尼·葛丝婷
那年，我初次登上三尺讲台，心底热切地期盼着：第一份工作，能在我的生活中铭刻下鲜明美好的烙印。于是，它给我送来了凯莉。
我的学生是一群活泼的孩子，年纪都在4岁左右。每个早晨，当他们的父母护送各自的孩子来幼稚园时，着实会让我手忙脚乱一番：哄劝哭哭啼啼的小孩，安慰眼泪汪汪的母亲或心急火燎的父亲。费好大功夫后，才让孩子们安静下来，乖乖围坐在地毯上，开始早晨的玩耍。
一天，我正领着孩子们唱歌，教室门被轻轻推开，一个陌生少妇出现在门口，她静静地依靠着门，专注地观察我们。我不禁暗暗纳闷：她是谁？为什么来？她究竟想观察什么？当我再次望向门口，她已经离开。那天，送走最后一个孩子，我照旧身心俱疲，只想立刻躺下来，喝一杯脱脂热牛奶，然后，在泡泡浴中美美地舒缓紧绷了整天的肌肉和神经。可幼稚园园长让我到她办公室去。
我刚刚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这和那个少妇有关吗？是我选错了歌曲，还是玩耍时间长？要么，是太短了？我惴惴不安地坐在椅子边缘，腰背挺得笔直。园长说：早晨那个少妇可能是我未来的学生家长，她希望亲自做详细调查后判断能否让她的女儿在一个正常孩子的班级里上学。她的女儿天生残疾，腿部自膝以下常年套着支撑器。孩子可以勉强挪移几步，但步态始终歪歪斜斜，难以保持平衡，而且，任何轻微的推撞，都可能让她因重心失调翻倒在地。所以，她需要人抱着她“走动”，并得随时告诫其他孩子：经过她身旁时务必小心。
园长问我：能让小女孩到你的班级去吗？我愣住了，一时语塞，心里不停抱怨；这个学年，我都得轴心一样，围绕15个4岁大的孩子转。他们的生龙活虎已经让我只有招架之功，如今，还要再添一个必须“小心轻放”的“瓷娃娃！”然而，我竟鬼使神差地答应了。
第二天，我和孩子们正在地毯上玩耍，那个少妇抱着她女儿走了进来。她自我介绍说：“我是凯莉的妈妈，这就是我的女儿凯莉。”然后，她将怀中的凯莉放在地毯边上。我望向凯莉：“欢迎你，凯莉。”谁知她也正瞪着乌溜溜的眼睛打量我。这一整天还算顺利，凯莉仅仅跌倒两次。
接下来的几天，抱着凯莉往返于教室内外，目睹她对其他孩子自由奔跑的羡慕，我不禁想：不如鼓励她自己沿着走廊走动。我问凯莉：“愿意吗？”凯莉对我的提议非常兴奋。于是，次日活动的时候，我让助手带其他孩子去院子里玩，我陪凯莉进行她的首次尝试：凯莉沿着走廊走到隔壁教室的门口。虽然只是短短的十来步，却足以令凯莉和我欣喜若狂。但我的助手吓坏了：“教会这可怜的孩子走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把她抱到院子里去吧，别惹出什么祸来。”可凯莉拒绝了。这个小小的人儿，表现出惊人的固执。
我们的练习一天比一天艰辛。有一次，凯莉步履蹒跚地练习。忽然失去了重心偏向一边，我急忙扶住摇摇欲坠的凯莉。我蓦地感觉不安，想要退缩。可凯莉却咯咯地笑起来：“别担心，我很好。”她的乐观和欢颜，让我猜想：每天一段与凯莉独处的静谧时光，就是上苍对我的赐予。
我和凯莉的“行进”虽然缓慢，但风雨无阻。她当天走了多远，我就用粉笔在墙上画个记号。我发现，墙上的记号在不断向前延伸。渐渐地，其他孩子注意到我和凯莉的“行进”，他们自发地聚集在走廊周围，为凯莉点滴的前进欢呼喝彩。最后，凯莉可以独自走完整条走廊到院子里去！其他孩子众星捧月般围着凯莉，有的轻拍她的背部表示佩服，有的热烈拥抱着她给予鼓励。凯莉像个发光体，她的光芒不禁令我动容，而且让我的助手惊叹。她们特别为凯莉定制了一个蛋糕，庆祝她的“巨大成就”。以后的几个星期，凯莉每天都走到院子里看同伴们嬉戏。我们谁也没有去搀扶她，她变得越来越独立、坚强。
但在12月中旬时，凯莉突然无故缺课一周。我打电话到她家里，被告知凯莉的父母去了曼哈顿接受每年的例行健康检查。一天早晨，凯莉的母亲带着她出现在教室。凯莉的母亲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您给过凯莉什么特别的教育吗？”
“夫人，我不清楚您具体所指……”我隐隐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惶恐。
“您让凯莉自己行走过吗？”
惶恐逐渐弥漫开来，阻塞了我的大脑空间，思维和语言系统仿佛瞬间瘫痪。我怔怔呆立住：也许，我欠缺审慎的行为，让凯莉脆弱的双腿遭受到永久性伤害，她的余生将在轮椅中度过。我只好轻轻忏悔：“是的，请原谅我，夫人。”
凯莉的母亲温柔地提起凯莉的长裙，热泪从她眼眶里滚滚而出：原来的膝盖支撑器，已经被换成脚踝支撑器。“过去几个月，凯莉的腿部得到了比以往几年都充分的锻炼。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和您为凯莉做出的一切。”
我一把搂住凯莉的母亲：“让凯莉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就是最特别，最美好的馈赠。”
后来的17年里，不管教师生涯遭遇怎样的困难，或者生活变得如何不堪承受，我都会想起凯莉在走廊跌跌撞撞前行的情形。她在走廊尽头甜美璀璨的笑容，像雨后彩虹一样光彩夺目，驱散笼罩在我心头的阴霾。尽管我是她的老师，但她教会我：
人生没有不可逾越的天堑，只要永远不懈怠地一步步走下去，前面就是幸福的彼岸。
谢谢凯莉。
邻居的狗
文/吉米·斯特沃
大约十三岁时，在宾夕法尼亚洲印第安那老家，我有条名叫鲍恩斯的狗。它是条身份不明的野狗，有一天我放学，它就跟我回了家。鲍恩斯像是那种硬毛杂种猎犬，只是皮毛显橘黄色。我们成了亲密的伙伴，我进林子找蘑菇，它在我身旁嬉戏；我坐飞机模型，它就倒在我脚旁打呼噜。我真是太爱这条狗了。
有一年盛夏，我去参加童子军营。等我回家时，鲍恩斯却没有来迎我。我问母亲怎么回事，她温柔地领着我进了屋，“我十分抱歉，吉姆·鲍恩斯不在了。”“它跑了吗？”“不是，儿子，它死了。”我简直无法相信。我哽咽着问：“出了什么事？”“它给咬死了。”“怎么给咬死的？”妈妈目光转向父亲。他清了清嗓子说：“吉姆·博吉弄断了链子，跑过来咬死了鲍恩斯。”我惊得目瞪口呆。博吉是隔壁邻居家的英国狗，平常总是套着链子，拴在他们家后院的铁丝围栏上，那围栏大约100英尺长。
我既伤心又愤怒，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第二天早上，我跑去察看那条狗，期望从它那布满斑点的身上至少能发现一个深长的伤口。可是什么也没有，只见那条敦实的恶犬被拴在一条比原先更粗的链子上。每当我看见可怜的鲍恩斯空荡荡的狗屋，它那再也用不上的毯子，它的食盆，我就禁不住怒火中烧，恨透了那畜生，因为它夺走了我最要好的朋友的生命。
终于有一天早上，我从柜子里拿出爸爸在上个圣诞节送我的雷明顿猎枪。我走进我们家后院，爬上苹果树，伏在高处的树干上，我能看见博吉沿着铁丝围栏来回闲逛。我举枪透过瞄准器盯着它，可是每次瞄准准备射击时，树叶就挡住了我的视线。
突然间，树下传来一声轻微短促地惊叫：“吉姆，你在树上干什么呢？”妈妈没有等我回答，纱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知道她准是给在五金店的爸爸打电话。过了几分钟，我们家的福特汽车开进了车道。爸爸从车里出来，径直朝苹果树走来。“吉姆，下来。”他轻声说道。我很不情愿地合上了保险栓，站在被炎炎毒日晒得发焦的草地上。
第二天早上，爸爸对我说：“吉姆，今天放了学，我要你到铺子来一趟。”他比我还了解我自己。
那天下午我拖着懒懒的脚步进了市区，到我爸爸的五金店去，心想它准是要我擦玻璃或是干别的什么活。他从柜台后面出来，领着我进了储藏室。我们慢慢地绕过一桶桶钉子，一捆捆浇花水管和丝网，来到一个角落。我的死敌博吉蜷缩在那儿，被拴在一根柱子上。“那条狗在这儿，”我爸爸说道，“如果你还想干掉它的话，这是最容易的办法。”他递给我一把短筒猎枪。我疑虑地瞥了他一眼。他点了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