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叔牙有知人之智，同时也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在治理国家上的才能不及管仲，推荐管仲位居自己之上，自己则甘居管仲之下。
如此的鲍叔牙，能够忍让、宽容管仲，是因为他的胸怀。虚怀若谷，就会对人多几分理解，从而增加自己的睿智。这个道理不是不容易明白，而是人们在待人接物上，难以真正地宽大为怀，所以人们往往不能知人或者是不能自知。
生活中，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准则，但自己的准则应该和全社会通行的准则相一致。这不是对人的苛求，而是建设和谐的社会环境的需要。但人常常自视过低或者自视过高，由此产生的矛盾冲突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失去了知人或者自知的平和，多了一份情绪，也就少了一份客观。从而不能知人，也不能自知。
不能知人，就不能以心相交，咫尺千里。
不能自知，则会以荒谬障目，执着迷惘。
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意味着不能知人和下能自知将带来生活的被动，陷自己于胶着乃至事业的失败之中。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勇于知人，也勇于自知。尤其是自知，所以，现在的人们习惯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因为不能自知，实际上就不能知人。一叶可以障目，人为自己所蔽，也就看不清楚外部世界，自然包括了不能够知人。
自见者不明
把自知者明的话再深入一步，该是老子说的靠自己的眼睛去看事物，往往看不清楚；自以为是，常常不能明辩是非。
战国时，赵国的襄子好酒，有一次，连续喝了五天五夜。
赵襄子很高兴，对侍从说：“我喝了五天五夜的酒，还没有醉意，算得上是赵国的国士。”
侍从优莫说：“您还要努力，您喝酒的劲头比商纣王差。商纣王喝了七天七夜，您只喝了五天五夜。”
赵襄子一听，顿时心惊。商纣王因为荒淫亡国，那么自己大概也会亡国吧。他紧张地问：“我会亡国吗？”
优莫说：“不会。”
赵襄子说：“我喝起酒来，比商纣王差不了一点，怎么会不灭亡呢？”
优莫说：“夏桀和商纣王的灭亡是遇上了商汤王和周武王，现在天下全是夏桀那样的人，而你是商纣王那样的人，桀纣并世怎么会灭亡呢？但很危险了。”
赵襄子开始不以自己贪酒为非，而以为是，所以他才在喝了五天五夜的酒以后，很有自豪之感，自誉为国士。这正是自见、自是的结果。
人的自见、自是通常是人思想、行为失误的本源。
个人的见识是很有限的，伟大的科学家牛顿说他的成功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正是看到并承认个人的见识有限而借重于他人，成就自己的事业。而自见、自是者，大多以失败告终。西楚霸王项羽是很典型的例子。
项羽称霸以前以武力胁迫刘邦让出咸阳。他进咸阳以后，有人进言，说咸阳四面地势险要，中间土地肥沃，是建都称王的最理想的地方。项羽则说，富贵不归故乡，好像是穿着漂亮的衣服在夜晚走路，有谁知道呢？他贪图虚名，自恃己见，放火烧了咸阳，失去了称霸的最好基业。
人也应该有执着自见、自是的时候，那就是认定所见、所是的是真理，于是至死不渝地追求。老子没有这样说，但他在众说纷纭的时代执着于“道”，何尝不是自见、自是呢？
在通常的情况下，自见、自是都是要不得的，老子说的是常理，而不是特例。
自见、自是同时是在自我封锁，把众人的意见和公理排斥在自我之外，实际上也是把自我排斥在众人和公理之外，自寻孤独，不仅会守寂寞，而且会孤陋寡闻，以是为非，以非为是，那对自我和社会是有害的。
胜人者有力
人生活在社会上，两种力量的抗衡总是存在。既包括矛盾的正反两方，又包括正方或者反方本身力量的比较。事物是相对的，庄子主张相对论，说天下最大的东西是野兽秋天毫毛的末端（这时候的野兽毫毛是最细小的），最小的是东岳泰山；寿命最长的是一生下来就死去了的婴儿，寿命最短的是传说活了八百岁的彭祖。庄子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而是说事物的大小、长短都是相对的。那么，人们彼此之间力量对比、人自身的矛盾冲突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存在，像司马迁，当社会上的人们议论纷纷，说天与人相互感应，人做了好事天会予以奖励，人做了坏事，天会予以惩罚。而他心里就很疑惑，纵观历史和现实生活，为什么做了好事的人并没有善终，而做了坏事的人倒是安享天年呢？他想来想去，心里的疙瘩没有解开。还有，司马迁本来是忠臣，他为李陵辩护，主要是为了安慰汉武帝，使他食能甘味，寝能安息。没有想到反面遭了身体亏缺之祸，于是在生还是死上也有过激烈的思想冲突。
正是基于人与人之间以及人自身的行为、思想的比较、冲突，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大。
胜人者有力，胜人者要有内在的智慧。楚汉相争，项羽勇武善战，好几次把汉王刘邦打得狼狈不堪，彭城一役，项羽以精兵三万破汉军几十万众，杀汉兵十几万人，把刘邦追杀得四处逃窜，父亲、妻儿都顾不上。但最终刘邦以善于用人取胜。他曾经说：运策帷幄之内，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草，我不如萧何：率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我能够用这三个人，而项羽只有一个谋臣范增又不能用，这就是我之所以胜利，项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就此而论，胜人者有力，有阶段之胜，也有终极之胜。常言的谁笑在最后谁就笑得最好，胜人者总是有力的。
胜人者有力并不排斥外在力量的援助，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助于人们取胜，但人难战胜的其实是自己。
人性的刚强与软弱是正常现象，刚强者有软弱的时候，软弱者也有刚强的时候。在理智与情感之间，二者的胜与负是交错发生的。人的理智胜情感或者是情感战胜理智，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这方面失败的经历几乎在每个人的人生中都存在过，不过还是要看最终的结果。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以后，痛不欲生，深感自己再也没有脸面去祭扫父母的坟墓。但他一想到这时候死，没有什么意义，想到自己的《史记》还没有写完，于忍受着人生的巨大羞辱，完成了《史记》，成就了他向往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使他名垂千古。
自胜者强大，人要能够战胜自我，才善于处事不惊或者说从人生的困挠中解脱出来，坦然地面对现实。这不仅是说人在遭遇不幸、坎坷的时候应该战胜自我，重新确定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而且在事业顺心遂意时也需要战胜自我，以避免高傲满足，故步自封，人就会不断地进取。
老子在教育人们这样处世的时候，不再沉溺于消极的顺应自然之中。
为人己愈有
说人为自己活着，这话未必就错。
人们的口头禅：“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劝人珍惜光阴，其实是珍惜生命。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难得的拥有使生命分外贵重。所以，老庄爱教导人们全身避祸，尽可能不使生命受到伤害。因此，人是不是在为自己活呢？
说人为别人活着，这话也不错。
人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就不单纯是属于自己，而且属于家庭和社会。人与家庭、社会血肉相连，不可分离。所以，每个人又是为别人活着。珍惜自己，投身社会服务，也是每一个人应该尽的做人职责。
老子很有意思，既要人注重自我，不要和别人的关系亲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该是多好的事情；又说出“为人己愈有，与人己愈多”的话来，要人关心社会，关心周围的人们，给人们帮助。帮助别人，自己会更富有；给与别人，自己会更多。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帮助了别人，给与了别人，将会得到别人的回报，于是会使自己更加富有，财物更加丰足。同时，帮助别人、给与别人，自己的精神将显得更加充实，获得新的、更多的满足。这使为人己愈有，与人己愈多始终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性。
老子说这样的话，想的是均贫富，圣人不是不求积累、把自己拥有的无私地分给别人吗？它的意义却不限于此，在社会生活中，人人都可能拥有别人不具有的事物，以自己所有济人所无，是风尚、襟怀，想这样做的人也许很多，真正能够这样做的人并不多。
这有两方面的因素。
一方西是想为人的、想与人的本身为人、与人的能刀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
另一方面是具备能力可以为人的、可以与人的，力有余而心不足。
只有心力都能及且有这样境界的人才能做到。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与人是无限的，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和与人之中，生命更能显示异样的光彩。老子要人别光顾了自己，也关照关照他人，可见他的胸怀。
五、言与行
言与行，是人品行的表现形式。
言与行，是人能力的表现形式。
所以，人们常说，听其言而观其行；言必行，行必果。
生活对人的改造，使言与行有了复杂的表现形态，言行的一致与言行的分离往往交织在一起。去伪存真是人的愿望，但人需要去伪存真的本事，而且要求别人言行一致的时候，自己也应该言行一致。
人的一生，总有些事情值得一做，而只有抱定一个目标，以决心和毅力贯穿言与行之中，才有成功的可能。人的命运固然有环境和机遇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自我的把握程度，做言论的长子、行动的矮子，只会使自己一无所成。
言有宗，事有君
从事写作的人有一句行话：立主题。一篇文章应该有一个主要的思想，也就是现在人习惯说的中心思想。文章没有中心思想，往往会让读者不知所云，作者也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说话也一样，不管对象是谁，总不能够东一句、西一句，让听话的人忽东忽西，恍恍然无所得。老子虽说距离现在有两千多年了，“言有宗，事有君”的话，即说话要有一个宗旨，办事要有一个主宰，仍然让人时时感到很现实，很有用。
同道家学说，老子真的和庄子很有点不一样。固然是他们两人都把“道”讲得玄虚，讲得一些人听起来就脑袋发晕，但对于生活的态度，庄子把老子消极的一面发展得登峰造极，舍弃了老子在生活中积极的一面。
人们说话办事有一个宗旨，这样才不至于离谱或者说离谱太远。然而，人们往往不能够言守其宗，事守其君。
言不能守其宗，除了那些好东扯西拉，无主题乱弹琴之外，守其宗的人有时也会失其宗。韩非子曾经谈论游说国君的困难，其中说：和国君谈论大臣的是非曲直，国君则怀疑是在挑拨离间；和国君谈论左右地位低下的人，国君会认为是在出卖自己的权势：和国君谈论他所宠爱的人，国君会认为是要把这些人作为自己的靠山；和国君谈论他所憎恨的人，国君会认为是在试探自己。
说话的人想守其宗，听话的人不知其宗，使说话的人不失其宗也不可能，这是说话人的悲剧。那么，说话的人应该知道自己的说话对象，确定自己的说话分寸，真的使言有所宗。
言有所宗是一个人思想清醒、有主见的象征，而不单纯是一个语言表达的问题。一个善于思想且善于表达的人，言有所宗是基本的要求。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自以为言有所宗，人们不知道其所宗的事情常常在发生，有时是语言过于混乱，有时是语言过于简洁含蓄。
老子说话，言约义丰，使他这个主张言有所宗的人，所言有时也让人难以明白。庄子说话，引喻设譬，本来是言有所宗，人们有时不知其所宗。在后人说不清、道不明中，《道德经》和《庄子》有了深厚的魅力，至今为人们深爱和孜孜探寻。
言应有宗，以言观事，事应有君，犹如纲举目张，工作会更有效率。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诚实的话不华丽，华丽的话不诚实。老子说这话的时候，文章的朴素是一时风气，一部《春秋》，虽说备受后人推崇，把它视为礼义人伦的大宗，治理国家的大法，但它本身实话实说，朴素无华，简洁明快。《道德经》和《论语》，也是这样一种风格。
到了战国，情形就很不一样，话要说得漂亮、要说得有气势，能够在游说诸侯国君的时候，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当然是社会形势变化了，秦国的“连横”与齐、楚、赵、魏、韩、燕六国的“合纵”斗争，使社会的大舞台涌现出许许多多的纵横家为诸侯国君出谋划策。这些纵横家仗三寸不烂之舌，朝为布衣，夕为卿相，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美言动人，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张仪就是如此。苏秦合纵，挂六国相印；张仪连横，权倾一时。在那个时代，也有不主张美言的，墨家学派的领袖墨子就认为说话、写文章应该质朴无华，以免听话的人、看文章的人特别喜爱华丽的文词忘掉了说话的人、写文章的人的真正用心。
老子这样说，是在传达有普遍意义的人生经验，当他说信言不美的时候，就让人想起民间流行的一句话：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逆耳的忠言，就属于不美的信言。
人自身有很大的弱点，当那直来直去、诚恳无欺的话不牵涉到自己，或者是自己去开导亲人、朋友、同事时，都知道信言应该不美，可以理解别人的真诚，或者是表白自己的真诚，这样的情形常常在发生。当轮到别人这样对待自己的时候，更能接受的不是不美的诚实的话，而是美丽的不诚实的话。
好话让人心里舒服，这符合人的虚荣心。项羽、刘邦协力攻秦，刘邦先破秦进入咸阳，并想在咸阳称王。也想称王的项羽大怒，凭武力哪有你刘邦称王的份呢？不行，看我项羽要把你刘邦赶出咸阳，甚至是消灭在咸阳。这一下把刘邦吓慌了手脚，连忙到项羽的驻地鸿门“请罪”，说是我本来是想让你先进入咸阳的，没有想到自己先进入了咸阳。我怎敢在咸阳称王呢？而是整顿咸阳的秩序，一心等待你来称王。本来怒发冲冠的项羽摆下鸿门宴要置刘邦于死地，听了这话，心里美滋滋的，宽容了刘邦。气得项羽的重要谋臣范增把刘邦送来的礼物扔到地上，大叫：夺项王天下的一定是刘邦。果然被他言中了。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很多人在经历了惨痛的教训以后，才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战国时楚国的顷襄王宠信奸臣，溺于女色，策士庄辛见了很着急，对他说：“君王左边是州侯，右边是夏侯，车子后面跟着鄢陵君和寿阳君，只顾淫逸奢侈的生活，像这样下去，国家就很危险了。”楚顷襄王哪里听得进去，说道：“你怕是老糊涂了吧？故意以妖言惑众。”直到不久楚国的都城被秦军攻破，顷襄王才重新想起庄辛的一席忠言，派人把已经去了赵国的庄辛请回来，向他请教楚国在险峻形势下的对策，形势才有了改观。
信言不美，美信不信，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以真情至理动人，而不以华辞丽藻动人。可是他学说的继承者庄子则好美言，庄子好编、好讲寓言故事，行文汪洋自恣，委曲婉转，寄真意于美言，与老子传授给人的生活经验有一点背道而驰了。
强行者有志
老子讲过一些人要知足的道理，但他又说：“强行者有志”，暗暗寄寓了人不能够知足，为了一个目标或者几个目标的实现，身体力行、坚持不懈。
荀子曾经说过：“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并以蚯蚓和螃蟹为例，说明身体力行还要用心专一方能有所成。这与老子的说法相合，但思想的指向不一样。老子好道，重的是自然；荀子好儒，重的是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