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成就98辉煌的事业，就必须首先确立远大的志向。立志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只有立志才能激发人的进取心，才能产生奋发向上的动力，一切事业的成功与失败都取决于此。
一鼓作气，志在必得
无论你心中做何考虑，都应有敢于寻根问底的精神，这样才能达到目标。刘墉是如何做的呢？他在任湖南巡抚时，适逢乾隆查禁“违碍书籍”，刘墉作为督抚大员亦参与了这项活动。特别在尹嘉铨(官至大理寺卿，正三品)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中，刘墉即依据军机处开列的尹嘉铨着作书目，在湖南展开了大规模的搜缴活动。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全国范围内的文字狱高潮本已开始出现回落，但直隶地方却风波再起，发生了一桩让人十分费解的大狱——尹嘉铨着书案。
这年三月，乾隆帝巡幸五台山，在回京的路上，停留保定。退休家居的原大理寺卿尹嘉铨趁机递折为其父尹会一请谥，并请皇帝准许尹会一从祀文庙。尹嘉铨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此举竟招致了杀身之祸。
尹会一究竟是何种人物呢？他出生于直隶博野县，乾隆初年任河南巡抚，官场中有比较好的声誉。他又是雍乾之际有名讲道学的人，曾写过不少论述天理性命的着作。此人尤以纯孝着称，为官时凡有善政，必定归功于母亲；回乡家居，就连搞一些设义仓、置义田、兴义学之类的慈善事业，也要说成是母亲的授意。母亲去世的时候，尹会一已年过五旬，仍然头枕土块，躺在席子上睡觉，严格按照所谓“寝苫枕块”的居丧古礼，人们非常敬畏。当时人都认为他与康熙朝三位讲道学的名臣——陆陇其、汤斌和张伯行不相上下。
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道学家父亲身边的尹嘉铨，耳濡目染也跟着讲起道学来。长大后步入仕途，把承接道统作为己任，得意时甚至宣称自己是孟子后身，直接孔子真传。尹嘉铨在官场中没有发展，恰恰在于他总是不忘大讲其道学，而当时讲道学与“圣意”不符，有悖于时代的潮流。偏偏这个尹嘉铨吃不透时尚，退休还乡之后仍一味醉心于做个道学家。这次借乾隆翠华西幸，车驾途经故乡，便恭恭敬敬缮具两件奏折，让其第三子候选教谕尹绍淳送到保定行在。
三月十八日，乾隆先看了他的第一件奏折。尹嘉铨在奏折中说，家父生前孝行感人，承蒙皇上赐诗夸奖，现已离世三十余年，请照乾隆元年特谥陆陇其“清献”二字之做法，按御制诗内字样，也赐家父一谥。尹嘉铨当时想的是，为父请谥，成则博孝子之名，即或不准，也不会因此而得罪。这点私心未能瞒得过乾隆，他平素对道学家的好名就颇不以为然，对假道学更是嗤之以鼻。大臣死后该不该赐谥，赐什么字为谥，是一件十分郑重的大事，毕竟它关乎死去大臣一生应做何评价，所以须由内阁议定撰拟，皇帝亲自圈定。如果尹嘉铨为博取孝名而请谥，那还成何体统？想到这里，乾隆提起朱笔在尹嘉铨奏折折尾写道：“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如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免矣！”
未料到尹嘉铨还有一折！这个折子先以本朝陆陇其一人从祀文庙开篇，然后引出家父生前曾有汤斌亦应从祀的心愿，到结尾才指出，不仅汤斌，而且范文程、顾八代、李光地、张伯行也都在汤斌之亚，还有家父尹会一，也统通应请准一同从祀孔庙。乾隆读到这里，龙颜大怒，在尹折上奋笔疾书：“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乾隆当天即召见军机大臣等，将经朱批的尹嘉铨的两个折子交由他们，同时做了如下的指示：革去尹嘉铨顶戴，立即锁拿解京，交刑部治罪，查抄其博野原籍赀财，还有北京家产。乾隆帝还特别交代：查抄时资产物件尚在其次，如发现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务须留心搜检，据实奏出。
军机大臣得到旨意后立即办理。首先传谕直隶总督袁守侗派出臬司郎若伊等前往博野逮捕尹嘉铨，办理查抄事宜，其次拟写两份上谕：一是“明发”，通过内阁传谕中外通述尹嘉铨治罪的原因；二是“廷寄”，即命令在京大学士英廉“即速亲往严密查抄”尹嘉铨在京家产。以上两件旨稿由乾隆帝亲自审核后，一件发交内阁，一件由兵部封发，并当作“日行六百里”的急件，星夜驰送北京。
三月二十日，未等天明，大学士英廉便执行从军机处寄来的谕旨。按照旨意，他把书籍信件作为查抄的重点。从二十日到二十二日用了两天时间，在尹家诸屋中共查出书三百一十一套、散书一千五百三十九本、未装订书籍一柜、书板一千二百块，以及书信一包共一百一十三封。英廉把如此之多的书信集中到一间大室之中，专门委派两名“曾查办过书籍之事”的翰林逐细搜检其中的“狂妄字迹”。
三月二十七日乾隆回銮圆明园，次日大学士三宝等会同刑部开始审问尹嘉铨。从审讯的重点中，人们逐渐了解乾隆发动这桩大狱的原因。
原来，乾隆要剥掉尹嘉铨的道学外衣的目的，是让他把狐狸尾巴露出来，并不是反对道学。对于提倡三纲五常、维护帝王独尊的道学本身，乾隆是不会反对的，岂止不反对，称得上尊崇备至。不过仅仅尊崇而已，却不允许大小臣工效仿程、朱、陆、王，也大讲其道学。他从历史经验中知道，讲学之风一开，最终就会危及帝王的统治。宋儒明儒聚众讲学，好发议论，议论不同则分门别户，门户之争就会引发朝臣朋分角立，朋党互相水火，党同伐异，则不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结果小则紊乱朝政，严重时还会倾覆宗社。
基于此，乾隆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因而在打击朋党的政治斗争中，大力压抑讲学之风。他训诫大小臣工、读书士子对道学只要埋头潜修、躬行实践就可以了。所以当时谁要以道学先生自居，大讲其道德仁义、修身养性，轻则受到社会舆论的嘲讽，重则招致祸殃。尹嘉铨却出人意料地冒了出来，自己讲学倒还罢了，又不知天高地厚地奏请皇帝尊崇一大堆不伦不类的道学名臣，试图煽起讲学之风，乾隆如何能不赫然震怒？他命官员从假道学一路问下去，寻要究源，不在于把一个尹嘉铨搞臭，而是以此败坏一切讲道学人的声誉，防止因学术见解不同而使朋党死灰复燃。
值得一提的是，尹嘉铨如果仅仅是假道学，还不至于被问成大逆不道之罪。这不要紧，负责查阅书籍的翰林们还从尹嘉铨所着各书中签出“狂妄字迹”一百三十一处。恭呈御览后，乾隆认定下面几条最关紧要，授意承审大臣严加审问。
第一，尹嘉铨在其着作中写道：“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安能独尊于上？”在他看来，朋党往往以门生与座师的关系为纽带联系在一起，反朋党的结果势必削弱“父师之教”，反而不利于皇帝专权。乾隆帝断定他有意和皇考世宗(雍正帝)的《御制朋党论》唱反调，况且“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尹嘉铨主张“父师之教”，提倡讲学，反以朋党为是，不知是何肺肠？
第二，尹嘉铨仿效南宋朱熹的《名臣言行录》，也编一本《名臣言行录》，把清初以来的名臣像高士其、高其位、鄂尔泰、蒋廷锡、史贻直、张廷玉等人都收入其中。乾隆帝认为，以本朝人标榜本朝人物大不正常，列入名臣的，他的子孙自然感激，未能列入者，他的子孙就会抱怨，一旦结为恩怨，门户、朋党之风就会应运而生。
此外，朱子编《名臣言行录》适逢宋朝南渡衰微之时，而今国家全盛，乾纲独断，哪来“奸臣”和“名臣”这个说法。乍听起来很令人费解，细细品味又不难明白乾隆帝的用意：朝廷上有奸臣擅政，自然反衬皇帝的昏庸无能，若有名臣，也证明皇帝不很够格，未能大权独揽，所以还得由名臣来辅佐。
第三，尹嘉铨在所着书籍中把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称为“相国”，这原本是当时人们习惯用的说法，无关宏旨，乾隆帝却挑剔说，宰相之名自明太祖时已废置不用，本朝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至朕亲政四十六年以来，太阿在握、权柄不移，有哪件事曾依靠大学士的襄赞？他还通过这件事郑重告诫后代子子孙孙，都要以他为榜样，不许倚靠他人的帮助。在尹嘉铨的着作中，乾隆还挑出不少问题。像尹嘉铨模仿孟子“为王者师”的说法，在书中记载有“为帝者师”四个字，乾隆嘲笑他学识浅薄，让大臣们评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否”？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古稀”二字出自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不是帝王的专利，不巧乾隆也恰逢七旬大寿，自诩“古稀天子”，又写了《古稀说》诏告天下，把“古稀”垄断了。
年逾七十的尹嘉铨不知眉高眼低，也冠以“古稀”，结果被斥为“妄”。像这样的莫须有罪名还有许多，不过是为杀尹嘉铨多找些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大学士、九卿等在反复审讯后，奏请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照律缘坐。理由是他“妄比大贤，托名讲学，谬多着述，以图欺世盗名，又欲妄列名臣，是非颠倒，隐启朋党之渐，并且妄称‘古稀老人’，种种狂悖不法，实堪切齿”。
乾隆命加恩把其凌迟改为绞立决，并加恩免其亲属缘坐。同时命各省查缴销毁尹嘉铨着述共八十二种，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全部铲削磨毁。各省查缴销毁尹嘉铨文字作品的工作，从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开始，到当年十二月才告一段落。
刘墉正是按军机处罗列的尹嘉铨着作书目，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搜缴活动的，只不过他搜查的范围比上述的八十二种更广一些。根据他在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所上《奏为重缴应毁遗书事折》，他这一次上缴书多达一百五十九种共三千四百余部，并表示“现加意查缴，以期净尽，此后如有续缴书籍，照旧校阅解缴”。并称“湖南省志及府州县志书悉经磨勘，凡应行芟节之处，俱逐条删削抽换另刊”。
不难看出，刘墉在乾隆大规模大范围查缴、销毁所谓“违碍”“悖逆”书籍活动中，是承风秉旨、尽职尽责、竭诚效忠于乾隆，积极贯彻其文化专制政策，参与实施打击文人学士的一系列恐怖活动，才留下了无法推脱的罪责、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这里所说的一鼓作气，是指一定要把棘手的问题搞得明明白白，这种办事的方法往往是见效极快，但是常会招至许多矛盾。而不怕矛盾的人，是令人尊敬的。
夫志当存高远
关于立志，刘伯温有一段经典的话：
“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倘若立志不坚定，没有持久的信心，思想信念不果断勇敢，盲目地受限于忙忙碌碌的世俗之中，悄无声息地被束缚在情欲之内，长期处于庸俗低下的小圈子里，那就难免于低级下流了！
刘伯温的《郁离子》，值得一读。这是他修养成“高人”的经验之谈。他日理万机，无暇去论个人修养问题，只是百忙中抽空暇为子侄甥儿辈敲关抓节般指点一二。没有废话，但说的全是要领。简单地说，全文有下列几个要点：志存高远，追效圣贤，绝欲弃滞，领受顿悟，忍去广除，志强恒毅，思念慷慨，出低拔俗，超脱下流。这不失为一套成功的仁人志士的修养经，好多地方透露出“超人”的观点。
俗话说：明师出高徒。难以想象，糊涂庙里能供奉聪慧的神灵，糊涂庙里只能有糊涂神，这才合常理。刘伯温被朱升誉为“天下奇才”。
这个“奇”字，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除个人拼搏、努力、聪明、善于学习外，还有好的师承因素。他的优秀的启蒙老师是庞德公、司马德操，军事老师为酆公玖，而教他天文地理等的教师是当时脱离红尘的一代高人北极教主。如此才能正确解释刘伯温之所以成为“天下奇才”的真正奥秘所在。
有超人之志，方有超人之行，方求超人之师，方得超人之智，方成超人之才。言超人者，不过是超平常人之所行也。平常人，吃、喝、玩、乐、六欲七情缠身，八姨七姑宴请，酒肉宾朋满座，终日花天酒地，又岂能成才？欲做超人者，就要克制欲念，弃烟废酒，抓紧一切时间修身养性做学问。“通往成功勤和苦，修养品德俭与廉”。
据载，刘伯温在向北极教主学习天文地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神学知识时，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北极教主乃一代高人，平生所学，不轻易传授他人。虽有酆公玖先生大荐，他也要对刘伯温进行严格考验。原因是我国古代教育，得先知道被教育者的心性，然后决定弃取与因材施教。
刘伯温是如何做的呢？他先是长跪不起，表明其诚意。心诚则灵，北极教主稍为之动。接下来就是体能考验：采黄精。“唯刘伯温虽年小而所采最多。”
北极教主暗暗思忖道：“此子可教。”于是，就把他留了下来。在北极教主那里，刘伯温付出了非常人所能及的刻苦努力，表现了异常优良朴实的品质与天才。如此才真正打动北极教主，决意教他成才，倾其所知，罄囊而教。试问：留恋红尘，一味贪图安逸享乐，吃喝玩乐狐朋狗友相征逐，可能吗？
因此，在这封书信里，刘伯温告诉他外甥的全是经验之谈，是科学的、经得起实践考验的真理，被誉为“修养经”“成才状”“圣贤路”……要成才，就要效仿此法，这也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有明师的指点，再加上个人的刻苦与天才条件，才能铸造出出类拔萃的人物来。刘伯温就是如此成才的，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十年磨一器，廿年磨一人。杰出人才之成，岂易事哉！
由此可见，刘伯温的《郁离子》，立意高远，开篇第一句“夫志当存高远”立即破题亮出观点。其后各句，都是至关重要的纲领条件，为成才所必要，其实都有具体内容在其内涵中。所以，我们可以说《郁离子》的思想内容含量是相当大的。这些高度概括的东西，是刘伯温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与古圣先贤的光辉经验，取其精华读书实践自然糅合而成的。
“自己损害自己的，不要和他交谈；自己放弃自己的，不能和他交往。”孟子如是说，说话无礼不讲道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自暴”，做事不仁不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自弃”。安于现状的人，自己安心于笨拙，不思改变，所以说自暴自弃的人，不值得与他谈论事理。如果不甘心笨拙，勤奋学习而且努力实行，期望能到达知识广博的境界，那么“我想要仁，就达到‘仁’了”，又怎么会有志向而事情不成功呢？刘伯温把立志看作是改变气质的金丹良药，而梁启超也说他“一生最为可贵的立志不流于俗人”。这正是说他得到了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