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言：“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由此可以看出，凡是身居显位，成就大事的人，都是德才兼备的人。立德是立身之本，是一个成大事者首先必修的一课，以德立业才能长久，良好的品德是成就辉煌事业的坚实基础。
以德立身，是通往成功的阶梯
要理解这个“德”，需要从“道”的角度出发，“道”，生长万物却不占有，滋养万物却不自恃，它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道”是无为不占、无形无状的，我们只能用思维才能认识它。
认识了“道”，我们便努力遵循着“道”，遵循“道”的行为，即“道”在我们身上的表现，这种表现就是“德”。
也就是说，“道”是“德”的根本，“德”是“道”的表现。顺从“道”就是“有德”；违背“道”就是“无德”。
不得而知，我们要遵循“道”，就必须做有“德”之人。
“德”对我们人类而言，就是指一个人的品格、德行，品格和德行是一个成功者必须确定的内在标准，若没有这个标准，人生之路就会失去支撑，最后必将导致失败。古人有云：欲明德于天下者，行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所说的正是自身“德”之修养的重要性。可在当今物欲横流的年代，有很多人却认为“德财不可兼备”。要讲“德”，就必须涉足尔虞我诈的商场，要追逐利润，击败对手，就要不择手段。在他们看来，若要拜金，就没资格谈“德”。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观念，他们忽视了以德立身的重要性，他们只有欲望和追求，无视做人与经商、做事的关系，也无视了众多以德立身而获取成功的人。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李嘉诚是一个典型的“儒商”，在驰骋商场的同时，坚持以诚为本，外圆内方。这不仅使他赢得了良好的信誉，更使他结交了无数朋友，为他带来了无数商机。正如他所说：“有钱大家赚，有利大家分，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财源滚滚至。”
曾经有一位相士，见到李嘉诚，说李嘉诚相貌出众，以后非大富即大贵。这一点果然被他说中了。但是李嘉诚后来的发达是因他的品德，绝非他的相貌。
李嘉诚说：“我现在就算再有多十倍的资金也不足以应付那么多的生意，而且许多是别人主动找自己的，这些都是诚实为人的结果。对人要守信用，对朋友要有义气。今日而言，也许很多人未必相信，但我觉得，一个‘德’字实在是终生受用。”
他还说：“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精明，但最重要的是要让大家信服并喜欢与你交往。”
李嘉诚是一个诚实善良的人，更是一个善于为人处世的人。他深知，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立足，并干出一番伟大的事业，仅凭商场上的东拼西杀远远不够，就像单枪匹马无法打赢一场战争一样。只有以诚为本，与人为善，广交朋友，才能广开门庭，赢得更多的机遇，才能使自己的事业从无到有，不断扩展，走向辉煌。
由此可见，“德”是铺就成功之路的基石。
以德立身贯穿于每个人的一生，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道德对于人的要求会有着不同的变化，每个人经历的内容也不一样，但是，以德立身的人生支柱是不变的，它对每个人人生大厦起着支撑作用的规律是不变的。总而言之，以德立身是通往成功的阶梯。
唯德者方可谋大事
“德”乃最长远的家业，“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这是家喻户晓的一副对联。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德”是唯一值得紧抓不懈和传之后代的“财富”，别的，无论是金钱、产业还是机巧诡智，都是难以坚持或根本无法传承的。对于自身以及子孙的安身立业，真正的智者都懂得，最可信的支柱还是人的道德修养。
唐太宗时，岑文本是一介书生，凭借出众的才华，步步升迁，最后被任以宰相的高位。上任之初，朝中大臣纷纷祝贺，他家一时车马不绝，门庭若市。
岑文本对此不喜反忧，他对前来祝贺的人说：“我刚刚上任，一无政绩，二无贤德，有什么可以祝贺的呢？因此，我今天只接受你们的提醒，中听的话就不要说了。”
岑文本的家人见众人悻悻而去，都责备他不近人情，岑文本便训导他们说：
“他们虽是好心，却也不免其中有势利小人，借此攀附。若皇上以此观察于我，我这般声张，还会有好下场吗？你们要切记：一个人万不可得意忘形，更不能失去应有的警惕；凡事取之实难，失去却在一夜之间啊。”
岑文本的家人自认为门庭高了，便劝岑文本另购大屋，多买产业。岑文本的妻子以此反复说过多次，岑文本依然不肯。他的妻子气得一天不吃饭，还发牢骚：
“你得此高位，就是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子孙造福啊。现在人人都是这样，你自恃清高，苦了自己，还连累了孩子，遭人嗤笑，这是何苦呢？”
岑文本把子女都叫到妻子床前，语重心长道：
“你刚刚所言，都是俗人之见，近则有利，远则有害。我本是一介书生，赤手空拳来到京师，未曾料到得此高位。这当然是皇上恩典，也是我勤勉不懈之果。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出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勇于任事，以才学为本。我深知此中真意，颇有心得，又怎会学那凡夫俗子之举，泛置产业、富贵而骄呢？这只能让你们养尊处优，无忧无患，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对你们的将来，这才是真正的祸患，我怎忍心这样做呢？还望你们明白此中道理，不要再怨怪我了。”
家人深受教诲，妻子也理解他了。岑文本非常高兴，他说：“我不置产业，是以子孙为业，这才是最值得显耀的。”
他这般清醒，唐太宗也对他另眼相看，宠幸不衰。岑文本死后，朝廷又给他在帝陵陪葬的至高荣誉，以表褒奖。到了唐睿宗时，他孙子一辈的人中，位居高位的有数十人，是当时最显赫的家族之一。
显达及远、富贵相传，这是人人都希望的。对那些身享富贵的人来说，这种愿望就更强烈了。他们深知富贵的好处和取得富贵的艰难，故不愿意自己的子孙把这一切葬送。在此，每个人对儿女的教育都是不一样的，其效果也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贪婪者以搜刮为能，以自私为利，其子孙只能是一批纨绔子弟。贤明者知足常乐，以德育人，自甘其苦，言传身教，这对子孙的影响就深刻多了，他们长大后才能独当一面，真正担得起重任，肩负起光耀门楣的责任，并发扬光大。
我们每一个人，由于天资的差别，或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或受所处社会地位的限制和职责的规范，办事能力有大有小，这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只要重视德行，有好的品行，就是一个值得称赞的人，也是一个能够让自己的事业和前程充满希望的人。孔子这个观点，对现代生活一样具有指导意义。因为作为一种做人做事手段，相对于技巧和力量，其实德行操行是更具有影响力的，同时也是最为永恒的。那种逞勇斗狠，其实是一种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手段，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以德为政，天下归心
如果为政者自己的道德修养及其仁政方针，能真正付诸实施，其产生的正面效果常常是非常巨大的。这在中国古代的“人治”社会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金朝第四代皇帝完颜雍，是历史上着名的政治家。执政时，对南宋采取“南北讲和”的和平外交政策，对内则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整顿吏治，解放奴隶，发展生产，使金朝的经济和文化得到迅猛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
金世宗即位不久，就采取了解放奴隶，发展生产的措施。辽代崇佛，寺院的领户称二税户，金初二税户多沦为寺院的奴隶，大定二年，金世宗下旨赦免全国的二税户，使他们获得解放，成为国家的编户平民。
对于之前随契丹搞叛乱的人，包括奴婢在内，只要是主动归顺朝廷的，一律赦免。同时又多次下令放归宫廷奴婢和内外官员家庭所属的私婢，使大批奴隶取得了平民身份，解放了生产力。
为了发展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金世宗对豪强贵族兼并土地实施节制和抑制的政策。迁居中原的女真贵族利用他们的特权，无限制地兼并土地，使普通汉族农民无地可耕。
有的权贵之家每人平均占地有三十顷之多。对于这种局面，金世宗果断下令，权豪之家最多只能保留十顷私人土地，多余的或收归国有，或租给无地的农民耕种，或直接分给农民。又召集流民复业，由政府拨给土地。对发生自然灾害的地区，实行赈救、免税的政策。并屡次治理黄河，在全国各地修建水利工程。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北方区的农业生产迅速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金世宗实行“德政”的目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使社会得到安定，在稳定中求发展，他主张对待老百姓要宽慈，要“爱民”，他曾公开对大臣们说：“朕经常担心因重敛使百姓们穷困潦倒。”又说：“县令之职最为亲民，应选贤才任之。”
有一次，尚书省拟奏宗室完颜阿可为刺史，世宗觉得阿可年轻，不适合任刺史之职，批评尚书省官员说：“一郡之守关系到万民的休戚，若郡守任非其才，一郡的百姓怎么办呢？”金始，皇帝的护卫亲军年龄大了后都改任地方临民官，世宗对此提出异议，说：“护卫都是武人，其中有人连字都不会写，怎能治民呢？天子不能亲自过问每家的事，只能依靠各级官员。明知官员不称职而强授之，老百姓将会说朕什么呢？”下令护卫都改任他职。
世宗躬行节俭，很大程度上也是爱民。他曾说过：“朕若想使饮食丰富，每天宰五十只羊也能做得到。但一想到浪费的都是百姓的血汗，就于心不忍。”元妃李氏痛逝，世宗到兴德宫举办葬礼。他见街市上十分冷清，就对跟随的大臣们说：“不应因元妃之丧而干扰了百姓的生计，让他们照常营业。”还有一次，世宗因事驾幸兴德宫，朝官们请他走前门，世宗担心出行的队伍妨碍了市民的生意，改从别的路走。
大定二年四月，为了改变海陵王时期皇宫中奢靡的风气，世宗下诏削减御膳及宫中食物之半。大定六年，严禁宫中陈设涂金装饰，并禁止宫人服饰用金线。宫中小规模的兴修，从宫人的费用中开拨，从不搞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大定九年，尚书省就越王、隋王两皇子王府要建宫室并役民夫事上奏，世宗随即批评道：“朕宫中竹树枯死，本欲得植，还怕动用了别人。两王府各有僚属仆人，为何还要劳累百姓呢？”驳回奏疏。
大定十三年，太于詹事刘仲海请增东宫的侍从人员和陈设，世宗不许，说：“东宫所属人员有统一规定，陈设也已齐全，为何还要增加呢？太子生活富贵，容易养成奢侈的习惯，应教导他节省。”
金世宗在饮食服用方面也很注意节俭。据《金史》记载，他当了皇帝后，只在皇太子的生日、元宵节、中秋节饮酒，平时从来不饮酒。每餐只四五样菜，仅够食用，从不浪费。有一次世宗正在用膳，恰逢公主来了，竟没有多余的饭菜给她吃。世宗平时穿的衣服多半是洗了又穿，穿了又洗，什么时候穿破了才换新的。
某次他在广仁殿同诸皇子一起吃饭，闲谈之中教导他们饮食服用要节省，切勿铺张浪费，并撩起龙袍说：“这件衣服朕已穿三年了，还完好无损，你们瞧瞧！”有的官员认为他贵为天子，食用太俭，世宗却说：“天子也是人，何必要浪费，天子能自行节约，也不是什么坏事。”
因为金世宗始终把德政视为社稷的根基看待，身体力行，使得金朝出现了一时繁荣局面。他也因此在历史上享有很高的美誉。
《金史》赞扬他：“久典外郡，明祸乱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位五载，而南北讲好，与民休息，于是躬节俭、崇孝悌、信赏罚、重农桑、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孜孜为治，夜以继日，可谓得为君之道矣。”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也说他专行仁政，能行尧舜之道。元代的阿鲁图在《进金史表》中说：“非武元之英略，不足以开九帝之业；非大定之仁政，不足以固百年之基。”这些虽有过分溢美之处，但金朝在世宗在位期间，社会安定、市场活跃，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却是事实。
金世宗的德行和仁政，在当时社会经济衰退和民族矛盾激烈的情况下，不但提高国势，还赢得了民心；不但本朝史官称颂，就连后代及异邦异族(朱熹)也敬仰有加。可见，德行仁政不仅是一种人为的统治需要，也是社会秩序的内在要求。
所以，为政者一定要注重个人修养问题，因为政者的德行及其仁道之治，与政局的稳定和国家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德”与“仁”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是非常强大的。
事实上，无论是治国，还是做人做事，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超凡的人格魅力都会形成一种类似磁场那样的向心力，提升自己的“人气”。身边的人在不自觉中，都会把你当成“精神领袖”和权衡是非价值的“标准”。
进德修业终有所成
人们形容学习刻苦，常用“十年寒窗苦读”这句话。但是，这仅仅是考取功名前的时期。很多人通过这种方式，一举成名，而随后就把“读书”这块敲门砖给抛弃了。而真正的贤者，不但在成功之后仍然勤学不辍，甚至终其一生都在为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而一直努力。
宋代的两个名相——王安石、司马光就是这样的典范。
七岁时，司马光开始跟老师学习《左氏春秋》。这是一部记载春秋时期的编年体史书，言简意赅，微言大义，理解起来有很大的难度。因此，他手不释卷，刻苦钻研，以至于常常废寝忘食。这使得他的家人对他心疼不已，却又不忍责备他。
他学习着迷，真是达到了这种地步。他用一节圆滚滚的木头来做枕头，取名叫作“警枕”。夜里睡觉，偶一翻身，圆木便会滚动，他就会从梦乡中醒来，于是披衣起床，读书到天明。七年之后，他能够懂得圣人之道，到了十五岁，他“于书无所不通”，难懂的《左氏春秋》不再晦涩难懂，并奠下了良好的文学功底，写出的文章“文辞醇深，有西汉风”。没有辜负他父亲的殷切希望，开始崭露头角；连缀诗文，远近闻名。王安石从小就喜爱读书，据说，就算吃饭睡觉时，手中的书也不肯放下。他的兴趣很广泛，不管是儒家的经书，古代的史书，还是哲学着作、诗歌、小说，甚至医书，他都仔细阅读。不仅学习书本知识，就连种田的学问、妇女缝衣绣花的功夫，他都留心学习。
二十二岁时，王安石考中了进士，被派到扬州做淮南判官。在官署里，他除了办公，就是埋头学习，甚至牺牲睡觉的时间。有时，他读书直到天快亮，实在支持不住了，才睡上一两个小时。早晨便匆匆起床，胡乱穿上衣服，到府里去办公，经常连脸都顾不上洗。所以，人们总见他蓬头垢面，一副奇怪的样子。
当时，担任扬州知府的是韩琦，他见这个科第出身的属官如此不修边幅，放浪形骸，就疑虑他夜间不务正业。因此，韩琦多次好心地劝告王安石说：“你年纪轻轻，前途无量，要自爱才是。千万不能自暴自弃，误入歧途啊！”王安石听了，心中虽有异议只是连声感谢太守的教诲，一句解释的话也没有说。后来韩琦得知王安石之所以衣冠不整，形容憔悴，是通宵达旦苦读的缘故，心中颇为惊奇。从此，便对王安石刮目相看了。
宋仁宗庆历七年，王安石改任鄞县知县。一到位，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定：一周中，挤出两天时间集中处理公务，剩余时间全部用在读书和写作上面。他极其勤奋，为了多读一些书，忘记了休息睡眠，连吃饭的工夫也常常被占用了。每当他得到一本新书，就昼夜不分，专心致志地去阅读，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