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夫为人正直，不懂变通，虽不致使皇帝厌恶，却也不讨人喜欢。司马迁的《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有一段详细真实的描述，极能说明当时的情状，大意如下：
“汉文帝亲自到军中去犒劳军士，车驾直接驰入宫门，无人阻拦，将军以下的各将领都乘马出来迎接。
“等到了细柳营，只见军吏士卒严阵以待，手拿利刀、身披铠甲，机弩上也搭着箭枝。天子的先行官来到营门，随即被军士挡住，无法进去，便对守营门的军吏说：‘天子即将驾到了！’守卫营门的都尉却说：‘军营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闻有天子的诏命，将军曾经严肃告诫过。’
“过了一会儿，天子的车驾到了，但军吏依然不开门，文帝无奈，只好派人拿着天子的符节去见周亚夫说：‘天子要亲自赏军。’周亚夫这才传命打开营门。守门的军吏又对天子的随从说：‘将军有规定，军营中任何人的车马都不能奔驰，违命者斩。’于是，天子只得让人牵着马缰绳慢慢前行。
“到了营内，周亚夫也并未跪拜迎接，他身穿盔甲，对文帝长揖道：‘臣甲胄在身，不能下拜，请以军中之礼相见。’汉文帝被周亚夫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他扶着车前的横木，改变了原来严肃的面容，并派人向周亚夫称谢说：‘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慰劳完毕，天子的车马就离开了。随行的大臣看到这种情形，都为周亚夫捏了一把汗。因为周亚夫尽管是为国治军，为汉室江山治军，且并无越轨之处，可是毕竟对皇帝显得有点傲慢无礼，比不上其他的军营显得隆重恭敬。
“谁知汉文帝在看完了周亚夫的细柳营后，却十分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先前霸上的驻军和棘门的驻军，与周亚夫的细柳营一比，真好似儿戏一般。那两位将军，是很容易被袭击而俘虏的，而周亚夫将军，谁能打败他呢？”大臣们听到文帝这样赞赏周亚夫，才放下了心。
幸亏汉文帝是一代明君，他虽对周亚夫有隐约的不快之感，但因他能克制自己，能从国家大事考虑，还不至于表现出来，甚至在弥留之际对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说道：“若将来国家发生了急难，特别是有人叛乱时，周亚夫可以委以重任。”
汉景帝初年，晁错创议削藩，使早就图谋不轨的吴、楚等七国联合叛乱。危机之时，汉景帝突然想起了文帝临死前说的话，在站列两边的群臣中找出周亚夫，授他太尉之职，要他率领军队前去平叛。
周亚夫既未推脱，又未谦让，只是接受任务，更无其他言语。汉景帝虽然找到了一位愿意前去平叛的将军，觉得高兴，但同时又觉得周亚夫有些傲慢，可能有点不大尊敬或是看不起自己这个年轻的皇帝。周亚夫也的确不负景帝之望，出兵之后，屡破敌计，屡设奇谋，仅三个月，吴王刘濞被杀，吴、楚叛乱被平定。吴、楚是叛军主力，他们失败后，其余五国也在汉将的进攻之下节节败退，没过多久，作乱藩王或是自杀，或是伏诛，七国叛乱很快就平定了。
平定七国叛乱，周亚夫功绩很大，赢得了人们的一致赞誉，由此，汉景帝更加器重他。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周亚夫被擢升为丞相，丞相为文官之长，帮助天子解决各项事务，职位是十分显要的，但弄不好也极容易把自己陷进去，像周亚夫这种性格，绝对干不长久。
最初找周亚夫麻烦的人就是梁王刘武。刘武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是一母同胞的兄弟，而且只有这兄弟两人。窦太后非常宠爱小儿子刘武，对他“赏赐不可胜道”，刘武自己也常常“入则侍景帝周辇，出则同车游猎”。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单单恨上了周亚夫，这就栽下了祸根。
梁王刘武之所以恨周亚夫，还是因为公事。当时，周亚夫主持平叛，率领军队开到了河南一带，吴、楚联军正全力攻梁，周亚夫等人部析了形势，认为吴、楚联军锐气正旺，汉军难与争锋，决意把梁交给吴、楚联军，任由他们攻打。
梁王向汉景帝求援，景帝也命周亚夫援梁，但周亚夫给他来了个“不奉诏”，而是派骑兵阻截了吴、楚联军的粮道。吴、楚联军久攻不下，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又断粮草，被迫找汉军主力决战，周亚夫则深沟壁垒，养精蓄锐，一举打败了吴、楚联军。尽管平叛胜利了，但与梁国结怨。
周亚夫只知谋国，不知谋身，终使梁王怨恨。因此，梁王每逢入朝，经常与母亲窦太后议起周亚夫，极尽中伤诬陷之能事。时间一长，假话也成真话，何况梁王所说并非假话，只是对事情的理解不符实际而已。窦太后听信了梁王的谗毁，时常向景帝说周亚夫的坏话。
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立长子刘荣为皇太子，但因其母栗姬渐渐失宠，景帝就想废掉太子，另立王皇后之子刘彻为太子。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立太子是大事，因为将来国家社稷的命运大部分都握在他一个人的手里，稍微不慎，就会引发巨大的灾难，况且废长立幼一般是不允许的。
周亚夫初登相位，认为太子并无明显过失，随意废立，会引起混乱。周亚夫秉性直爽，不懂劝谏艺术，对景帝“固争之”，与景帝发生了争执。后来景帝说废立太子是家事，不需外人多言，周亚夫这才无奈罢休。周亚夫的劝言不仅未能说服景帝，反而使景帝觉得他太过张狂，太蔑视皇帝，故颇感愤怒。
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窦太后要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王皇后为人非常乖巧，特会讨好窦太后，因而博得了窦太后的欢心，稳住了地位。至于封外戚为侯，并不是没有先例，但景帝猜想周亚夫不会同意，就先去做他的工作。果然，周亚夫断然否决，他说：“高祖皇帝曾经与诸大臣歃血盟誓：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击之。”
周亚夫拿出高祖的话压人，倒还罢了，还直言不讳地说：“王信虽是皇后的哥哥，但他寸功未立，若把他封了侯，那就是违反了高祖的章法。”这必然使景帝非常恼怒，只是周亚夫持之有故，言辞确凿，无懈可击，景帝才不好发火，只能“默然而诅”。
周亚夫阻拦了王信封侯，但由此加深了与景帝之间的矛盾，更得罪了王信。梁王与王信交往甚密，又都恨极周亚夫，于是，两人联手，内外夹攻，一起谋害周亚夫。
此事发生不久，匈奴部酋六人来降，这件事使汉景帝龙颜大悦，并想把他们都封为列侯。之中有一人，是以前汉朝投降匈奴的将领卢绾的孙子，名叫它人。卢绾曾伺机南归，但终不得志，最终抑郁而死。卢绾的儿子也曾潜行入汉，病死在汉朝。卢它人乘隙南归，才有这六人来降。
周亚夫认为不能封卢它人为侯，便对景帝说：“他的先人背弃了汉朝而投奔匈奴，现在又背叛匈奴而投奔汉朝，陛下若封这样的人做侯，那么又怎么能责备做臣子的不忠于君主呢？”这次，景帝认为“丞相之议不可用”，断然否决了周亚夫的建议，封六人为侯。
其实，周亚夫的话很难说对与错，这本就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景帝拒绝周亚夫，倒不全是出于他的话的对与错，多半出于这样的心理：不能事事都听你的，总得听我一次。周亚夫见景帝不从，还知趣，就上书称病辞官，景帝也不挽留，由他辞退。
若事情到此了结，那也罢了，问题是周亚夫既然得罪了景帝，但有功劳声望，景帝便不会对他放心。一次，景帝专门宣召周亚夫，想“考验”一下，看他是否个知足的人。
一天，景帝特赐食于周亚夫。周亚夫虽已免官，尚居都中，见召即到。周亚夫趋入宫中，见景帝独自坐在那里，待行过君臣之礼后，景帝跟他随意说了几句话，就命摆席。景帝让周亚夫一块吃饭，周亚夫也不好推脱。只是席间并无他人，只有一君一臣，周亚夫就感到有些恐慌，等他到了席前，发觉自己面前只有一只酒杯，并无筷子，菜肴又只是一整块大肉，无法进食。
周亚夫认为这是景帝在戏弄他，忍不住地就想发怒。转头看见了主席官，便对他说：“请拿双筷子来！”主席官已受了景帝的叮嘱，装聋作哑，站着不动。周亚夫正要再说，景帝突然插话道：“这还未满君意吗？”
周亚夫一听，又愧又恨，无奈起座下跪，脱下帽子谢罪。景帝才说了一个“起”字，周亚夫就拂袖而去，再也没有说话。如果周亚夫能够圆滑一点，揣摩一下皇帝的心理，也就不至于发生后来的事情了。
几天过后，有使者突然到来，叫他入廷对簿。对簿就是当面质问，澄清事实，核实错误罪行。周亚夫一听，就知末日已到，但还不知犯了什么罪。等周亚夫到了廷堂，问官交给他的一封信，周亚夫阅后，才理清头绪。原来周亚夫年老，要准备葬器之类，就让儿子去操办。买了五百副甲盾，原是为护丧使用，又有许多朝廷使用的木料等，或许是周亚夫的儿子贪图便宜，买了下来，他令佣工拉回家去，又未给钱，使得佣工怀恨在心，上书诬陷。
景帝见书非常恼怒，正好借机找茬，派人讯问。周亚夫压根不知道这些事情，无从对答。问官还以为他倔强不服，就禀报了景帝。景帝怒骂道：“我何必一定要他对答呢！”就把他交大理寺审讯。周亚夫入狱，其子惊问何故，等弄清了原委，才慌忙禀告父亲。周亚夫听后，什么也没说，长叹了一口气。
大理寺当堂审讯，问道：“你为什么要谋反呢？”
周亚夫说：“我的儿子所买的东西全是丧葬所用，怎能称得上谋反呢？”
大理卿难找定罪理由，但又知皇上欲置其于死地，必须找个理由，于是发出了石破天惊之判词：“你就是不想在地上谋反，也想死了以后在地下谋反！”周亚夫一听，完全清楚是怎么回事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再也无话可说。被关入狱中后，他五日不食，绝食而死。一代名将竟落此悲惨下场！
在朝廷事君，稍有不慎，轻则丧命，重则丧家，甚至有株连之祸。因此历史上一些能臣，不懂中庸之法，虽一心为皇上效力，但事君乏术，最后落得悲惨下场。
性情耿直、“不识抬举”的周亚夫，为自己的懵懵懂懂、莽莽撞撞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懂得中庸之法的臣子，临死时，不知是否会想到世上没有“后悔药”！
凡事贵在“妥帖”
人们常称赞一举两得、两全其美的措施，是因为这些举措清除了触及各种人际关系后所产生的负面作用，直接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有人询问诸葛亮的后人：“孔明经纶世事有何优处？”对曰：“也没有什么，只是妥帖罢了”，此妥帖二字可使我们思索许多。
晚清名臣张曾就任山西巡抚，即将启程时，有一个山西籍富商，泰裕票号的孔老板，表示要送一万两银子给他。他对张之洞说，他深知张之洞为官清廉，手头并不丰裕，出于对张之洞的敬慕，他送“一点薄礼”，是为张之洞解决些差旅费。
张之洞当时婉拒孔老板的好意。但是当他来到山西，考察了当地的情况之后，深为山西罂粟的种植之多而震撼，他决心铲除山西的罂粟，让百姓重新种植庄稼。而改种庄稼，需要帮助百姓买耕牛、买粮种，可山西连年旱灾、欠收，加上贪官污吏的中饱私囊，拿不出救济款发放给老百姓。他深感世事多艰，有时太坚持原则会把人难死，他决定向商号老板募捐。此时，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孔老板。
他想，像孔老板这样有实力的人，他拿银子贿赂自己，无非是为了日后得到关照。若说服孔老板把银子捐出来，为山西的百姓做善事，以银子换美名，他可能会同意。
经过商谈，孔老板最终表示愿意拿出五万两银子，但条件是满足他的两个愿望，一是请张之洞在他票号大门口的匾上题写“天下第一诚信票号”八个字。第二个愿望是张之洞帮他弄个候补道台的官衔。
起初张之洞认为孔老板的这两个条件都不能点头，因为自己不知道泰裕票号诚信不诚信，又怎么能说它是天下第一诚信票号呢？其次他向来讨厌捐官，认为捐官是一桩干扰吏治的大坏事，自己讨厌的事自己怎么能做？这个孔老板也太过分了，仗着有几个钱竟然伸手要做道台！千千万万读书郎，数十载寒窗苦读，到死说不定还得不到正四品的帽子哩！可是不答应他，那么又到哪里去弄五万两银子呢？没有这五万银子，就没有五六千户人家的种子耕牛，他们田里长的罂粟就不会被铲除，禁烟在此地就成了空话。
五万两银子毕竟不是小数目，这对张之洞的吸引太大了。经过反复思考，张之洞决心采用折中迂回的方式，答应为孔老板的票号题写“天下第一诚信”六个字，这跟孔老板所要求的那八个字比较，不仅仅是少了“票号”两个字的问题，而是意思上也有了很大的不同，因为“天下第一诚信”这六个字意味着：天下第一等重要的是诚信二字，并非是说他们泰裕票号的诚信就是天下第一。
至于他的第二个要求，张之洞前前后后想了很久，最后给自己找了这样一个借口：一来，捐官的风气历来已久，不足为怪，二来即使孔老板做了道台，他依然要做他的票号生意，并不会等着去补缺，也就不会去抢别人的位置，因此对孔老板来说不过是得了个空名而已。再说按朝廷规定，捐四万便可得候补道台，孔老板要捐五万，已经超过了规定的数目，给他个道台的虚名，于情于理，都不为过。还是答应他算了，不然，他五万银子怎么肯出手？为了五万两救民解忧的银子，张之洞终于自己“说服”了自己，而孔老板最后也答应了张之洞的折中方案。
张之洞做出这个折中的方案也有些无奈，但世事多艰，有几件事可以顺利地办好呢？那种怀着满腔理想主义、坚持原则毫不妥协的人，能做成事情吗？张之洞采取迂回的手段，借孔老板的钱改善民生，而孔老板也得到了名，并且不违背大的原则，也无可厚非。
张之洞在官场上也深知“妥帖”之要义，他把王之春从广东调到湖北这件事，就做得很到位，让各方都满意。
张之洞到湖北之后，想大兴洋务，但缺少得力的助手。这时，恰巧湖北藩司黄彭年去世了，空出了职位。于是，他就想趁着朝廷尚未定下人选的时候，荐举自己的心腹来此任职，这样新任藩司与自己同心同德，在湖北大举推行洋务时，阻力就小得多了。
张之洞与自己的心腹幕僚一起，思来想去觉着现任广东臬司的王之春比较适合。王之春是张之洞在广东时一手提拔起来的，对张之洞自然是忠心耿耿，感恩有加，把他调来湖北，他自然会愿意。但张之洞思考问题又多了一层：王之春是个有才能的人，他即使不来湖北，也能在广东升任藩司，现在要把他调来，就应该为广东挑选一个合适的藩司人选，这样，王之春才走得开，调来湖北的把握性才更大一点。
他的幕僚提出不如推荐湖北臬司成允去广东做藩司，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成允是现在军机处领班礼亲王世铎的远亲，世铎肯定愿意帮助成全他，他自己京师门路也很熟。若由张之洞出面，表示要荐举他去广东做藩司，他一定会倾力在京师活动，抓紧时间促成此事，而王之春从广东调来，湖北之事就好办多了。二来又可空出湖北臬司一职，再调来一个同心同德，愿意帮助自己举办洋务的人，就又多了一个帮手。这样在湖北办洋务力量就更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