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的钱庄开张不久，接待了一位存入阜康一万二千两银子却既不要利润，也不要存折的特殊客户。这位客户名叫罗尚德，是驻杭州绿营兵的“千总”。罗尚德是四川人，在老家时，是一个赌徒，订了婚约不提婚期，由于好赌，前后用去岳丈家一万五千两银子，最后岳丈家提出只要罗尚德同意退婚，宁愿不要这一万五千两银子。这一下刺激了罗尚德，他不仅答应退婚，并发誓做牛做马也要还上这一万五千两银子。罗尚德后来投军，辛辛苦苦十三年熬到六品武官的位置，自己勤俭节约，积蓄了这一万二千两银子，如今接到命令要到江苏与太平军打仗，没有亲眷相托，因而拿来存入阜康钱庄。他将银子存入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既不要利息，也不要存折，一是因为相信阜康钱庄的信誉，他的同乡刘二经常在他面前提起胡雪岩来就赞不绝口。二来也是因为自己要上战场，生死未卜，存折带在身上也是一个累赘。
知道这个情况后，胡雪岩当即决定，第一，尽管对方不要利息，自己也仍然以三年定期存款的利息照算，三年之后来取，本息付给一万五千两银子。第二，虽然对方不要存折，也依然要立一个存折，交由刘庆生代管。原因是他认为做生意一定要照规矩来。
罗尚德后来不幸在战场上牺牲。阵亡之前，他委托两位同乡将自己在阜康的存款提出，转至老家的亲属。罗尚德的两位同乡没有任何凭据就来到阜康钱庄，办理这笔存款的转移手续，原以为会遇到一些刁难或麻烦，甚至担心阜康会就此赖掉这笔账，不想阜康除为了证明他们确是罗尚德的同乡，让他们请刘二出面做个担保之外，没费一点周折，就给他们办了手续，不仅全部照付，而且还算了利息。
这就是重信用、重信义。事实上，当时罗尚德手上没有任何依据，后来到阜康帮助罗尚德来办理这笔存款取兑手续的人，也同阜康没有一点关系，倘若不承认这笔存款，当然是别无人证。这样做虽然欠妥，但在商场上也不是没有。阜康却没有这样做，就是从这一点上，我们也能看出胡雪岩仗义而守信用的人品。
胡雪岩的注重信义，自然不是那种侠客义士的所谓散财行义。他的重信义，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自己的生意，说穿了，就是为了更多地去赚，更好地去赚。这也正好看到胡雪岩精于经商之道的一面。我们知道，商务运作中买卖双方，就是一种交换关系。这种交换，本质上应该是一种互利互惠的自主交换，只有以自愿为原则，以互利为目的，这种交换关系才能长期保持，生意才会兴隆。
俗话说，“信义通商”“诚招天下客”，能以自己的信用诚实招揽天下客，生意也就没有不兴隆的道理。比如阜康支付了罗尚德的那笔存款，就引来了大批的存进。两个帮罗尚德办理取兑手续的同乡回到军营讲了自己在阜康的经历，使阜康的声誉在军营一下子就传开了。很多绿营官兵把自己的积蓄甘心“长期无息”地存入阜康钱庄。事实上，商务运转中是最要讲究信用的，没有信用，坑蒙拐骗，偷奸耍滑，生意不会长久。
胡雪岩做生意坚持“赌奸赌诈不赌赖”。“赌奸赌诈不赌赖”是以前流行于赌馆牌桌的一句行话。大意就是你可以运用你能运用的任何手段去攻击对手，只要你做得高明巧妙不被人发现，即使机巧奸诈也都被允许。但必须愿赌服输，下出的任何赌注都必须兑现，不许反悔。胡雪岩引用这句话，批评他在杭州钱庄的档手谢云清在挤兑风潮开始时不卸排门做生意。
上海发生挤兑风潮，阜康钱庄不得不关门暂停营业，由此引发的后患第二天就波及杭州。杭州钱庄里所存现银仅有四十万两，如果挤兑风潮席卷而来，明显难以应对。此时胡雪岩还在回杭州的船上，回到杭州最少还得两天，杭州只有钱庄档手谢云清和螺蛳太太，此时他们也有些乱了阵脚，两人商议之后，认为除了暂时歇业等待胡雪岩归来，再没有更好的主意。
于是由杭州府出面，贴出告示，告示坦言“由于时事不靖，银根难得宽裕，周转一时不灵”，故而停业三天，待胡雪岩回杭，即会如常开门，应付裕如。没有料到的是，告示一出，马上掀起了极大风波，在阜康有存款的客户纷纷涌至阜康钱庄，要求立即提现，幸亏有曾得胡雪岩资助的杭州府书办周少棠见此情景后挺身而出，才没有闹出太大的乱子。
其实，螺蛳太太与谢云清商量暂时关门停业，也都有他们各自可以理解的想法。在螺蛳太太看来，是想能够就此先为胡雪岩保住阜康钱庄现存的几十万两现银，留作万一无可挽回时东山再起的资本。上海既已在挤兑开始之后不久就提前关门停业，表明事态已经非常严重，她不能不为胡雪岩做最坏的打算。而谢云清则是一方面将希望寄托在胡雪岩的身上，另一方面认为有一个可以回旋的时间对存款大户做些安抚，同时起用可以调动的头寸，以应付危局，不致众怒群起，造成更大的损失。当然，这种想法，实质上与螺蛳太太的想法也是一样的。总之，他们都是为胡雪岩着想。
不过，在胡雪岩看来，无论怎样做对于客户来说，我们都是不守信用，是在做“拆烂污”的事情。钱庄对客户的信用，就是为客户着想，对客户的信托负责。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客户都有权向钱庄如约索回自己的存款，想通过关门停业中断客户提现，希望以此为自己留一条退路，就是最大的不讲信用。同时，以同行的规矩，钱庄要为客户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方便，随时满足客户的提款要求，所以，不卸排门做生意，本身也是不讲信用。
信用、信义是一个人立身行事之本。孟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不能仗义而行全无诚信可言的人，一定会为众人所不齿。
诚实做事，人生幸福
唐初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政策，即在经济上推行“均田制”和“租席调法”，军事上实行“府兵制”。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太宗多次下令免除百姓的赋税劳役。他还十分注意减轻刑罚，目的是让老百姓在比较融合的社会气氛中生活。这在古代称作为“慎刑”。
隋朝立国之初，文帝制定的法律是比较平等的。到炀帝时则使用严刑峻法强化统治，结果弄得“民不堪命”，四处起来谋反。唐高祖制定的法律，基本恢复了隋初的平等。唐太宗特别注意吸取隋亡的教训，下令对法律多次修订，有些条文进一步改重为轻，以前规定判处绞刑的某些罪，改为流放服劳役；判处斩首的罪人，要由宰相和六部尚书讨论决定，须经过五次复奏方可执行，以免出现错杀冤狱。“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这是太宗规定的立法和执法原则。
但是，李唐皇族本乃世代武臣，太宗本人年少时长于骑射而不擅学业，带兵打仗恃勇斗狠，英武非凡，称帝后情绪还是容易激功常因一时喜怒而滥行赏罚。他也自知这样做的后果，因而多次要求大臣注意向他提示。
贞观初年，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被人告发，受到迫赃和解职处分。他因自己是秦王府旧人，就向太宗求情，希望能得到宽大处理。太宗派人传令说：“你是朕的旧部下，贪污估计是因为穷迫，朕送你100匹绢，你继续当刺史，今后自己可要检点才好。”这明显是越法而徇私情。
魏征知道此事后，马上进谏批评道：“庞相寿贪污违法，不予追究，还要加以厚赏，留任原职，就因为他是陛下的旧人。而他也并不以自己贪污为罪过。陛下为秦王时旧人众多，如果他们都学庞相寿贪赃枉法，就会使清廉的官员恐惧，影响吏治的清明。”太宗看过奏章，不得不改正对庞相寿的宽大处理。
贞观六年(632年)三月，太宗行幸九成宫。返回时，随从的宫女先行，住在围川县(今陕西扶风)的官舍中。仆射李靖和侍中王珪随后到达，地方官员让宫女移住别处，腾出官舍让李靖等人住宿。太宗知道后龙颜大怒：“难道让这些人横行霸道，为何轻视朕的宫人！”下令要查办地方官员。
魏征劝阻道：“李靖和王珪都是陛下的亲信大臣，宫人不过是皇家的奴仆。大臣到地方府县，官员要向他们求教朝廷的法度；大臣回到京城，要向陛下上奏百姓疾苦。官舍本来就是大臣会见地方官员的地方，地方官员也不能不去拜见大臣。至于宫人，她们除了供役之外，并不接待来访者。如果因此而查办县中官吏，就会使天下人感到惊讶。”太宗一听，茅塞顿开，就按下这件事不再过问。
不久，长乐公主要出嫁，太宗因她是长孙皇后所生，准备置办一份丰厚的嫁妆，比当年他的妹妹永嘉长公主(李渊之女)增加一倍。魏征知道后又进谏道：“这不可以。当年汉明帝封皇子时说，我的儿子怎能跟先帝的儿子比。封的县数比光武帝的儿子，明帝自己的弟弟少一半。史书上将这事当作美谈。如今皇上的女儿称公主，姐妹称长公主，既然加了一个‘长’字，就是表示尊敬的意思。感情尽可以有深有浅，但礼法却不能超越。陛下现在的这种做法，与汉明帝比起来，恐怕是大大的不如吧！”太宗接纳了魏征的意见，长孙皇后也表示赞成，并派人送钱40万、绢400匹，作为对魏征的赏赐。
曾在隋朝任官的郑仁基有个女儿，容貌美丽又富有才学，长孙皇后上奏把她聘为充华(后妃名号之一)，太宗同意后，颁布了册封的诏书。魏征知道郑家小姐已经有了婚约，就进谏劝阻道：“陛下身处楼阁之中，就应希望天下百姓有安身之屋；陛下吃着精美食物，就应希望百姓也饱食不饥；陛下看着左右妃嫔，就应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如今，郑家女儿已经和人订婚，陛下却要将她纳入宫中，恐怕不合乎为人父母的心意吗？”
太宗一听，当即表示自责，决定停止册封。但有人提出，郑家小姐并未出嫁，而且诏书已下，不应中止。和郑家姑娘订婚的陆爽本人也上奏说：他和郑家并无婚约，是别人不晓得在乱讲。太宗再次征询魏征的意见，魏征如实指出：“这是陆爽心里害怕陛下将来会找他的麻烦，才违心上表的。”于是，太宗再次下了一道敕令：“今闻郑家之女，先已受人礼聘，前出文书之日，未详审事实。此乃朕的不是。”果断地收回册封诏命。
瀛州刺史卢祖尚被改任交州(今越南北部)都督，受命后又反悔，以身体不适不愿前往。太宗派人前去劝说，又亲自面谈动员，卢祖尚依然不肯赴任。太宗一怒之下，将其处死。事后太宗有些后悔，觉得没有依法处置，有些过分了。
后来，他与大臣议论北齐皇帝高洋，魏征借机批评太宗说：“高洋嗜酒昏狂，残暴淫乱，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他也有一点长处，在和大臣讨论政事时，如果自觉理亏，也还能接纳别人的意见。”太宗听出话中有语，自责道：“卢祖尚抗旨固然有罪，但依法不至于处死。朕一时发怒便杀了他，看来连高洋也不如了。”
唐太宗被后人称颂为“明君”的原因之一就是知错能改。不过，明君还须“贤相”辅佐。唐朝时的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的长官，都是正式的宰相，是替皇帝献计献策，协助料理国政的关键性人物。
贞观六年(632年)五月，魏征检校(非正式任命)侍中，并晋封郡公(爵位第四等)。第二年三月，他正式升任侍中。这是中书省的长官，管理审查诏令和国家大典的礼仪等政务。此时，尚书省积压了一些久未处理的案件，太宗让魏征去解决。魏征对于法律条文不甚熟悉，但他注意从案情事实出发，按法理办案。结果，大臣们都认为处理得当，表示满意。
一天，太宗与大臣谈论司法审狱，魏征说道：“隋朝时曾有盗贼发生，炀帝命于士澄去办案。于士澄一下子抓了两千多人，有一点嫌疑就严刑逼问，屈打成招。炀帝下令全部斩首。大理丞张元济感到其中有问题，就详查案情，结果发现只有五个人是真正的盗贼，其他均是安分守己的百姓。但是害怕炀帝的暴虐，不敢如实上奏。”太宗听了说：“这不光是炀帝无道，臣下也没有尽守职责。君臣如此，国家怎能不亡。诸公应当引以为戒。”
做人办事就要讲求实效，这是一个人最大的幸福。众所周知，图虚名者办不了大事，因为虚名误事，很多人就是因为争功近利而落到身败名裂的地步，敢于直言的魏征不图虚名，一心只想为百姓办实事，出实效，切实为大家的利益考虑，所以办起事来才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信己者，方能为人所信
韩非在《说难》中讲过：龙的喉下有逆鳞，人若触着了，就要杀人。国君也像有逆鳞，臣下向他进谏时，触动了他的逆鳞，生命就危险了。封建时代的帝王，比较英明的，能听取臣下的意见，称为“纳谏”。“拒谏”指那些不听取臣下的意见，不接受臣下提出的批评的主观武断昏庸蛮横的君主的做法。隋炀帝就是这种自以为是的昏暴之君，他不只是拒谏，甚至借故杀死进谏的大臣。
李世民称帝之后，急于求治，处处以隋炀帝暴虐拒谏、臣下人人钳口为教训，主动要求大臣有意见就及时提出来，并保证虚心听取。他与魏征两人，有时不免争执得面红脖粗，最后大多是按有益治道的原则听而纳之。这些历史佳话，被后人称誉为“贞观之治”。
贞观元年(627年)九月，岭南的越族酋长冯盎图谋以武力反唐。冯氏家族拥有岭南八州之地，隋末归唐降服。但由于唐中央对其是鞭长莫及，冯盎仍怀割据之心。太宗闻知，下令调发岭南其他十州兵马攻打冯盎。
魏征向太宗进言：国力初复，用兵则会劳民伤财；而且冯盎反叛的证据不足，应该先派遣使者前去调停。太宗听取了这一建议，以调停之策平息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战事，省去了一笔军费。事后他嘉奖魏征说：“一介使者，使岭南获安。魏征一言，胜过十万之师。”
贞观二年(628年)十月，太宗想去南山巡游，但却迟迟未下令成行。魏征刚好扫墓归来，听说了这件事，见到太宗后问：“听说陛下要去南山，真有此事吗？”太宗笑着回答：“朕是有这个念头，但是怕你又要大发议论，所以就不去了。”
太宗有只心爱的鹞鹰，一天，正放在手臂上玩弄时，魏征晋见，太宗就急忙将鹞鹰藏于怀中。魏征假装没有看见，一连上奏了几件事情，君臣两人谈得时间过长，那只心爱的鹞鹰竟活活闷死在了主人怀里。
贞观三年(629年)二月，魏征担任秘书监(秘书省长官，主管国家图书着作)，参与朝政。这一年，太宗为了扩充兵源，下令征点中男(16岁至18岁)体壮身高者。魏征进谏坚持反对，甚至拒绝签署诏令。太宗勃然震怒，召魏征入朝责问道：“有些人是故意隐瞒年龄逃避兵役，你为何这样固执，认为不可以征点呢？”
魏征回答说：“国家初定，人口不足，征兵原本就很困难。男子十八岁成人，而中男不到服役年龄。如果竭泽而渔，今年得到了鱼，那明年泽中就无鱼可捕了。焚林打猎，可以捉到许多，那明年就无兽可猎了。自古兵不在多，而在于得带兵之道。只要兵精，训练有方，将领指挥有方，就能无敌于天下，又何必要征集不够年龄的人来增加虚数呢？陛下曾讲要以诚信治天下，不欺诈官吏百姓。但是陛下即位不长时间，就已有几次失信于天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