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有些惊愕，忙问：“朕有何失信于天下的事情？”
魏征从容应答道：“陛下即位后曾下诏，凡拖欠的国家赋税，一律减免。但是主管赋税的官员却认为秦王府的财物不属于国家，依然催征拖欠秦王府的租税。陛下是以秦王而登基为天子，秦王府的财物怎么能说不是国家的？陛下曾下令免除关中百姓两年的租税，关外百姓免除一年的徭役。此诏刚下，又有敕令说，已经完成租调的，从明年再算。既然下诏免除，又复下令征收，使得百姓产生怨言。现在又要征兵中男，这难道能说是以诚信治天下吗？”
魏征所言有理有据，太宗无话可说，他明白了自己的失误所在，于是下令“停选中男”。
贞观四年(630年)，农业取得丰收。先前因为战乱和灾荒而流散异乡的人，都重归家乡。东至大海，南到五岭，百姓生活安定，外出旅行，不用再带粮食，沿途随处可以买到，一斗米的价钱三四文钱。全国一年判处死刑的犯人，只有29人，刑罚几乎可以放置不用。天下太平，四夷臣服，太宗高兴地对大臣们说：“这都是魏征劝朕施行仁义收到的效果，遗憾封德彝(死于贞观元年)看不到了。”
这年的十二月，高昌(西域国名，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王麴文泰来长安进贡，西域其他小国也想借此机会，派遣使臣进贡联好。太宗下令让麴文泰的使者厌怛纥干去恭迎这些国家的使臣。魏征反对因此事而劳烦地方府县，对太宗说：“以前文泰来朝，所经过之处都办不了供应，现在又加上这么多国家的使臣，那就会出现沿途州县因供不应求而得罪的事情。让他们作为商贾来往，那么，边境的百姓可以获得利益。把他们作为宾客来招待，中国的财力消耗就太厉害了。东汉初年，西域各国请求中国设置都护，并乐意把儿子送到中国来随侍皇帝，光武皇帝皆没有答应，他是不愿意让蛮夷来耗费中国的财力啊。”太宗认为魏征的考虑比较实际，眼光长远，就派人追回已经发出的诏命。
贞观六年(632年)正月，很多大臣请奏，请太宗东巡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封禅是古代帝王祭告天地的一种大型迷信仪式，先登泰山之顶祭天，随后到山脚下的小山梁父祭地，告太平于天地，报诸神之功德，并借此表明自己是上天之子，秉承天命而君临万民。太宗在群臣的一片称赞之声中，耳热心动，自认为开国的战功，治理有成就，便赞成举行封禅。依照传统，随驾参加封禅大典的官员，都能加官晋爵。唯独魏征力排众议，认为不可行此大典。
太宗责问魏征：“你为什么不赞同封禅？莫非是因为朕的功业不够高？仁德不够厚？国家不够安定？年景没有丰收？四夷没有臣服？”
魏征诚意回答说：“陛下的功业虽高，但百姓得到的恩惠还不够多；仁德虽厚，但恩泽还没有遍及天下所有的人；天下虽然太平，但是百废待兴，国家财力还没有十分充足；庄稼虽然连年丰收，但库存还有空虚。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向天地众神报告功业圆满呢？这就好比一个人患病十年，经过医治，虽然好转，但是体力还未康复，如果随即让他挑一担米，日行百里，显然是不行的。隋朝时的荒乱，不只一两年，陛下像良医一样，治平天下，但国家元气未复，这时候就举行封禅，祭告天地，说功成业就，臣以为是不妥当的。再说，我朝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储尚虚。举行封禅，千乘万骑，沿途州县的供应负担，可是一笔很重的负担。陛下封禅，四邻各国必派使者前来祝贺，随从前往。但是中原自伊水、洛水以东，直至海边，千里之地野草丛生，人烟稀少，满目荒凉景象，路程艰难。这不正是让四夷看中国的弱处吗？我朝竭尽财力，给予厚赏，也不能满足贪财的欲望。封禅之后，即使连年免除赋税，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费。这种图虚名而致实害的事，陛下怎么能做呢？”
太宗听了魏征的话，思前想后，感到很有道理，遂决定停止封禅一事。这就使国家减省了一大笔财政支出，使中原百姓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劳役烦扰。
作为专制皇帝，在求贤纳谏上，唐太宗是比较突出的一位。贞观前期，对于大臣诤谏，太宗基本上做到了虚心听取。但是，对一些激烈，尤其是像魏征那样直言不讳的进谏和争辩，秉性要强好胜的太宗，有时也感到太伤体面。
一日，退朝回宫，太宗气愤愤地说：“总有一天要把这个乡巴佬杀掉！”长孙皇后问要杀谁，太宗说：“魏征一日当着百官的面叫朕下不了台，朕非杀他不可。”长孙皇后一听，连忙退出，穿上朝服(上朝所穿礼服)进来，毕恭毕敬地向太宗道贺。太宗惊讶地问道：“何贺之有？”长孙皇后说：“我听说君明臣直，皇上英明，臣下才敢直言。魏征敢于直言，正是因为陛下英明啊！我怎么能不表示祝贺呢。”太宗这才转怒为喜，心中对魏征更加敬重。
有一次，太宗在九成宫(在今陕西鳞游境内)丹霄楼宴请群臣。酒饮到一半，太宗对宰相长孙无忌(长孙皇后之兄)说：“魏征、王珪过去服待隐太子(即李建成)和巢刺王(即李元吉)时，实在可恶，朕能够不提旧怨，让他们的才能得以发挥，可以无愧于古人。但是，魏征每次进谏，只要朕不听他的话，朕发表什么意见，他总是赞成，这为何？”魏征在一旁答道：“臣所以进谏，是因为觉得事理不对。如果陛下不听取臣的话，而臣立即顺从陛下的话，只怕就照陛下的意见办了。”
太宗道：“你可以当时答应一下，等其他时间再来提意见，这样也行啊！”
魏征说：“从前舜告诉群臣，叫他们不要当面服从，敢于表达不同的意见。如果臣当面答应了，等到其他时间又来提意见，这就是背后有意见。这可不是稷、契对待尧、舜的态度。”
太宗听了大笑起来，说：“别人说魏征举动粗狂傲慢，朕觉得他非常可爱。”
魏征连忙拜谢道：“陛下启发臣要畅所欲言，所以臣才敢这样。要不然，臣怎么敢屡次冒犯陛下的尊严呢！”
相信自己，是指一个人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以此去说服别人。坚持可以获胜，这个道理许多人都知道，但很难做到。毫无疑问，要做成一件事情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魏征为了唐朝的兴盛，从不阿谀逢迎，只要是正确的事情，他就坚持不懈地进谏，让唐太宗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减少决策的失误。
谨记谦虚二字
陈尧咨箭无虚发，卖油翁不屑一顾。欧阳修的《卖油翁》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枢密使陈尧咨是状元出身，大哥陈尧叟也是状元出身，三哥陈尧佐是个进土。真是棠棣联芳，一门风雅。陈尧咨还会拉弓射箭，百发百中，矢无虚发。这不仅在文官中绝无仅有，即使在武官中也难能可贵，因此陈尧咨总是沾沾自喜，有一股傲气。为此，人们不喜欢他。
有一天，陈尧咨在场地上射箭，目的是炫耀自己的本领。他一连射了10支箭，9支中了靶心。旁观的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和掌声。陈尧咨挥手向欢呼鼓掌的人群致意，一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样子。突然看见一个拎着两只油瓶的卖油翁，眯起两只眼睛斜视着他，既不欢呼，也不鼓掌，满脸不屑一顾的神气。
陈尧咨心中颇为不快，上前问道：“老头，你看我射箭的本事如何？”卖油翁毫不在意地说：“没什么神的，不过是时常练习，练熟了罢了。”陈尧咨被气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你竟敢看不起我？”卖油翁说：“你看看我的本事吧！”于是取一个油瓶立在地上，用一个有孔的铜钱盖着瓶口，又用勺子舀了一大勺油，扬手将这勺油从钱孔里注入油瓶。
注完之后，钱孔边沿没有沾上一丁点油迹，围看的人无不啧啧称赞。卖油翁斜视着陈尧咨说：“这叫熟能生巧，有什么神呢？”骄气十足的陈尧咨听了，沮丧得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气焰从此收敛多了。
晏婴御者悔过修身，相国推荐荣任大夫。晏婴是春秋时齐国宰相，日理万机，常出使各国。每次外出，仪仗隆重，侍从纵列，驷马高盖，威风凛凛。晏婴的车夫，坐在高高的车盖下面，趾高气扬，扬鞭策马，十分得意。
回家后仍然骄矜自得，目中无人。其妻见他见识短浅，不知进取，多次与他争论，他却不以为然。其妻常于门缝中，窥其外出御车之态，见其仍然傲气满腹，骄横无比，十分生气。待他归来后，其妻跪拜道：“贱妾不才，不能奉贵人，请辞去。”他听了，惊诧不已，询问道：“我身为相御，进出威风无比，妻何出此言？”其妻答道：“晏婴身材短小，不足六尺；外表平庸，容貌若愚；却能任相于齐，名显诸侯。妾观其出，总是那么谦逊自恭，显得抱负深远。如今夫君身高八尺，体魄健伟，却为人仆役，为人驾车不图进取，反而自鸣得意，自以为满足，贱妾因此请求离开。”
晏婴车夫听罢夫人这番肺腑之言，羞愧不已。从此，每逢驾车外出，他总是竭力克制自己，谦和待人，以彰晏婴之德。晏婴颇感奇怪，又问起其中的原因，他如实告诉了晏婴。晏婴见其妻出言不俗，御者又志向远大，便推举他做了齐国的大夫。
杨秀清骄狂无忌，洪秀全借机杀人。太平天国时，太平军攻克清军江南大营，清将向荣战死，太平军举酒相庆，表彰太平军东王杨秀清的功绩。天王洪秀全更深居不出，军事指挥全权由杨秀清抉择。告捷文报先到天王府，天王命令赏罚升降参战人员的事都由杨秀清做主，告谕太平军诸王。像韦昌辉、石达开等虽与杨秀清等一并起事，但地位低下如同偏将。清军大营既已被攻破，南京再没有清军入攻。
杨秀清自认为他的功绩无人可比，阴谋自立为王。他佯装天父附体，胁迫洪秀全拜访他，并命令他在下面高呼万岁。洪秀全不堪忍受，因此召见韦昌辉秘密商议对策。韦昌辉从江西兵败回来，杨秀清责怪他没有功劳，不许入城；韦昌辉第二次请命，才答应。韦昌辉先去见洪秀全，洪秀全假装责备他，让他赶紧到东王府听命，但暗地里告诉他如何应付，韦昌辉心存戒备去见东王。
韦昌辉谒见杨秀清时，杨秀清告诉他别人对他呼万岁的事；韦昌辉装作高兴，恭贺他，留在杨秀清处宴饮。酒过半巡，韦昌辉出其不意，拔出佩刀刺中杨秀清，杨当场穿胸而死。韦昌辉向众人号令：“东王造反，我暗从天王那里领命诛杀他。”他出示诏书给众人看，又剁碎杨秀清尸身让众人吞下，命令紧闭城门，搜索东王一派的人予以灭除。东王一派的人十分恐惧，每天与北王一派的人斗杀，结果是多数死亡或逃匿。洪秀全的妻子赖氏说：“祛除邪恶不彻底，必留祸。”所以劝说洪秀全以韦昌辉杀人太残酷为由，施以杖刑，并安慰东王派的人，召集他们来观看对韦昌辉的行刑，可借机全歼他们。洪秀全采用了她的办法。
经此一劫，东王派的人差不多全被铲除，前后被杀死的约有三万人之多。
谦虚是美德，谦虚能赢得人们的尊敬，能取得人们的支持。当你困难时，谦虚会使你得到众人的资助；当你强大时，谦虚会赢得众人的敬佩。古语云：“谦受益，满招损。”毛泽东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不论何时，韬光养晦者都需要谨记谦虚二字。
力戒私习做公事
左宗棠一生戎马生涯，驰骋南北，尽忠国事。到了晚年，他又被召入京师，任职于中枢。中央是个权力争夺激烈之地，尤其是李鸿章对他颇多掣肘，但左宗棠在其位，即尽其责，仍为国事忧劳。
左宗棠入京执掌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当时朝中把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臣比作北宋重臣司马光。左宗棠看到日本正企图效仿西方列强，也向中国索要种种特权，因此非常愤慨，表示不能一味妥协退让，“此时万无言退之理”。他要改变总理衙门以前媚事外国的软弱形象。
对于左宗棠任职中枢的情况，在翁同和的日记中有一些记叙。翁为光绪皇帝的师傅多年，且跻身清流，自然与左交往频繁。初次见面后，左就给翁留下“豪迈之气，俯视一切”的印象。左宗棠一改总理衙门对待外国公使恭恭敬敬的媚态，他接见英使威妥玛交涉鸦片加税等事宜，数议于总署，均“谈吐有风棱”，使翁同和感到左宗棠的举止确有“壮中朝之气”。
修整河道，是左宗棠的一贯主张。此时他把重心放在兴修京畿的永定河上。他在由新疆赴京途经山西、直隶时，亲眼目睹永定河失修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所以，他入枢垣后就提倡治理京畿水利。治理永定河属直隶管辖，左宗棠需与直隶总督李鸿章商量，但李鸿章只是表面应付，内心并不配合。左宗棠只得派遣他的部将王德榜、刘墩、王诗正率各军到涿州一带修治永定河，他还“躬亲其役”，临涿州工次，勘察金门闸坝，巡视南岸河堤。经四个多月的紧密施工，永定河疏通和加固堤坝等工程基本完成，被认为是“直隶十余年为之无成且群疑为不治者”的永定河经左宗棠的治理有了较大改观。
左宗棠对外国的鸦片输入素来深恶痛绝。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威逼下被迫接受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事实，这是左宗棠个人的能力所无法解决的。清政府为降低鸦片输入和白银外流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于同治七年(1868年)与英国驻华公使协议，欲将进口鸦片的征税增加20%。
但十几年过去了，因一直有外国鸦片贩子的阻挠，增税始终未能实现。左宗棠痛陈鸦片烟毒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他提出以加税捐的办法来阻绝鸦片的建议，对于试图解决积重难返的鸦片流毒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仅凭他一人之力无法扭转形势，他只能感到痛心但又无奈。
尽管左宗棠在入京辅政期间成绩斐然，且有目共睹，但被政敌排挤出中央，调任两江总督。他不以个人荣辱为意，而是尽力多做实事，任两江总督时为加强海防和投入新的抗法斗争而努力拼搏。
左宗棠生活质朴，家教甚严，他要求亲属，“在督署住家，要照住家规模，不要沾染官场习气、少爷排场，一切从简。”他胸怀坦荡，人格受人尊敬。
左宗棠在历史上的形象即刚正、爱国、务实、有魄力很有责任感，能做到“视公事如己事”。我们做事情的态度也应该把公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去办，多办实事，才能把事情办好。但有些人不是这样，他们做事情的出发点不是为公，而是为私。为了一己之私，大搞表面工程，勾心斗角，拉帮结派。这种人是不可能办好事情的。
办公事最怕的就是不敬业，心里时刻想着一个“私”字，即使费了再大的力气，也是事倍功半。私心是做事之大敌，不可不戒。
人不能贪心不足
霍去病战功卓着，拒府第千古留名。霍去病是西汉武帝时期的着名军事将领，官至骠骑将军，封冠军侯。24岁时，因过度劳累，病逝于军中。
霍去病是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县)人，父亲在平阳县衙供役，母亲则做平阳公主的侍仆。他虽出身贫寒，却聪慧好学，精于骑射。后来他的姨母卫子夫做了武帝的皇后，霍去病随其来到长安，由此改变了他的命运。
18岁时，他曾跟随舅父卫青北击匈奴，独军北上，荣立战功，深得武帝的赏识。此后，又先后五次率军北攻匈奴，大获全胜，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