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九年（1883年），身在异乡的李耀庭顾念自己常年奔波在外，着实放心不下鲁甸家中的母亲、妻子和孩子。
李耀庭母亲迟氏时已65岁，迟太夫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14岁嫁给李耀庭的父亲李洪泰，当时，舅姑在堂，姑姊妹环集，随处都得小心伺奉。家庭刚小康，又历经乱世，含辛茹苦养育子女直到一个个自立、成家，则又督促诸孙课读。在当时，迟太夫人还为人所看重的是她在丈夫死后，守节不移其志。董氏夫人作为长子媳妇，伺奉婆母、养育子女、维持协调兄弟、妯娌间关系“持门户者数十年，无一行或悖于则”，更是辛苦。一对男孩湛阳12岁，龢阳才4岁。
李耀庭的兄弟们已先后陆续成家，自立门户，当兄长的也已尽到了自己帮扶的职责。现在解决自家后顾之忧，成为当务之急。于是，百忙中李耀庭委托得力的办事人回云南，在昭通府城买房置地，安置家眷，“奉节母居昭通府城”（据李氏宗谱《赵尧生李氏先庙碑》）。
天顺祥总号设在云南，在重庆为分号。作为“南帮票号”的领头羊，天顺祥票号在重庆诞生。然而，商业领域的竞争是激烈的。重庆的山西票号（“北帮票号”的代表）经营日久，财力雄厚，对独领风骚的天顺祥构成威胁。竞争中，天顺祥重庆分号的新、老客户时时被山西帮拉走，过招比试中，重庆天顺祥显然有些招架不住。
对手异常强大。山西帮的实力不可小觑。以山西的日升昌票号为例，清代开办最早的票号是日升昌票号，其财东是山西平遥县达蒲村的李氏。
日升昌票号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总庄设在平遥，并在北京崇文门外设有分庄。清嘉庆末年，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埠际间货币流通量大增，而过去的起标运银由于很不安全，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西裕成颜料庄首先在京、晋间试行汇兑办法，结果效果很好，便开始兼营汇兑业。道光初年，西裕成颜料庄正式更名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开票号是很能赚银两的生意，估计从道光到同治年间50余年的时间内，财东李氏从日升昌票号分红就达2OO万银两以上。李氏经商，管理很有讲究，善于用人。对商号的经理实行聘任制，李氏最重视对经理的挑选。经理人选一经选定，便任其行事，平时概不过问。只是到结帐时，方听取经理汇报，最后分红取利，确定经理是否继续聘任。
再以山西合盛元为例，合盛元原为茶庄，道光十七年（1837）改为票号，财东是祁县荣任堡郭源逢和祁县城关张廷将（大盛魁商号创办人张杰后裔）。合盛元最初股金白银为六万两，总号设在祁县城内西大街西廉巷。首任经理梁寿昌，先后在北京、天津、太原、奉天（沈阳）、营口、安东（丹东）、西安、开封、上海、安庆、汉口等城市设庄。随着业务的发展，股金发展到10万银两。到19世纪80年代后又发展到5O万两，公积金650万两，加上吸收的存款，周转资金可达1OOO万两。甲午战争（1894）之后，不仅在东北与日商、俄商竞争，而且还抓紧时机向国外发展。光绪二十二年（1896）开始了国际汇兑业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日本神户设立了合盛元神户支行。合盛元票号不仅为留学生汇兑学杂费，还对海外侨胞给予汇兑等照顾和优待。合盛元票号不惧风险，远渡重洋，设立支庄，开创了我国金融机构向海外设庄的新纪元。
山西帮经营票号可谓轻车熟路。
想当初，王炽需要能在重庆打开局面的人才，李耀庭主持重庆天顺祥算得上是临危授命。能否打开局面，就要看李耀庭的本事和才干了。
李耀庭作为一个外来人、天顺祥的重庆主管，他是如何迅速确立自己的行业地位呢？光绪十年（1884年）巴县知县耿和丰宣布市场新规则：重庆市场交易，其他老银票因成色不足，废止不再流通使用，一律以新银票结算，也就是“九七平”，银子的纯净度控制在97％以上。这一新规则因损害了票号的利益，“北帮票号”各家，均阳奉阴违，暗中抵制。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清代买东西的时候，支付银两，卖家会不会称重以及对银子的成色先进行鉴定，再确定实际价值呢?必须的，因为银子的成色和含量不同，所以都会按照一定的折算比例来换算，再加上铸造银两的地点、工匠的不同，银两的成色和重量都不等，所以都需要称秤和鉴定。在整个标准化的过程中，银子的成色与官家的公估制度是关键。银锭须按规定成色标准造，如未通过鉴定并加盖公估印，就不得流入市面。“纳税于官，交易于市，悉以公估银锭为准”。清廷规定缴纳钱粮等都以纹银为标准，其他银两均须按成色折合计算。具体计量换算时则又有实，虚银两之分。实银两指实际流通的白银，如银锭等，其成色重量各地不同。虚银两则是一种记帐货币，虽有一定含银量，但并无实物。虚银两只用于记帐，实际支付时则需折算成钱元。
朝廷有朝廷的规定，地方官府也有自己的规定。官府定下统一的计量换算标准，类似于行政干预市场。在此过程中，必定有所损益。简单地说，民间流通银两的标准没有这么高。因此，银两的成色与金融交易中货币（银两）的流通与否，货币（银两）的升、贬值，商家利润的盈亏，自然地联系起来。其实，政策规定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
承揽官银汇兑业务，是李耀庭来到重庆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规则颁布后，李耀庭专程拜会巴县知县耿和丰，向官府表示支持的立场，表示天顺祥要在市场的商业交易和票号的汇兑业务中带头实行新规则。后代著述者朱浩源先生说，“李耀庭来到重庆，向耿和丰表明心曲。耿知县正为‘北帮票号’的抵制而烦恼不已，得到南帮首席票号天顺祥管事李耀庭的全力支持自然感激。维护官家的权威，交易中模范执行新的规定，用行动平衡稳定金融市场，李耀庭在‘九七平’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耿和丰从此对李耀庭另眼相看。”“官之所求，商无所退”，李耀庭正是恪守了天顺祥的经商准则，借力打力并发展自己。有了官府的支持，李耀庭挫败山西帮的计划进展得十分顺利。如官银汇兑一项，官府从此只认天顺祥一家。“山西帮”从此以后，被完全挤出官银汇兑。
狙击“北帮票号”领头羊乔家。首战告捷，然而李耀庭心里并不轻松。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对手是“北帮票号”头领的乔家。不出李耀庭所料，没有多少时日，由于官府的处处掣肘，山西帮在业务上一蹶不振，在重庆立不住脚，纷纷歇业离渝。唯独山西乔家的票号没有走，一是，因其财力雄厚，亏本不怕。二是，因其有大量杂银存放在此，在重庆不能使用，要运回山西又很困难，所以迟迟不肯撤离。看到这种情况，李耀庭心生一计，派人在太原乔记票号汇进大量杂银，同意到重庆按杂银结汇。在结汇时，却被耿和丰派人稽查逮个正着，强令乔记按“九七平”银结汇，并处以重罚。李耀庭帮耿和丰出了一口恶气，自己也赚了一笔。
“北帮票号”离渝，给李耀庭在重庆金融业务的开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因为经营灵活，信用好，天顺祥的生意做得一帆风顺。
注：票号又称“票庄”，以汇兑为主要业务，出现于清道光初年。票号为山西人首创，又称“北帮票号”。同治时期(1862～1874年)，浙江、江苏、云南等地商人也相继开设票号，被称为“南帮票号”。
图一.清代云南“同兴顺记汇号纹银公估纹银”五两牌坊锭
图二.带有印记的银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