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1部队用活人做细菌试验，就是由当时的日军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正式批准的！
这些完全丧失了人性的法西斯恶魔，频繁进行活人解剖，他们把活生生的人解剖开，摘除其脏器，制成标本。
这是两个第731部队队员的证词：
“平均一周我们的部队就拆卸(解剖)一个活蹦乱跳的健康人。”
“执刀的人把手术刀按在被试验人的肚子上，只见他一口气割到阴部，于是，从翻开的两扇黄乎乎的脂肪的深处露出了胃、肠子和肝脏……随后，执刀人把肚皮往左右一抻就到处拨弄开了。他一边切着，一边观察被试验人的反应……一会儿切断动脉和神经，然后再把它们接起来；一会儿挨着切除内脏的每个部件；一会儿割下被试验人的左右两只手腕，跟着又把它们互相调个位置再接上去；一会儿又想瞧瞧把小肠接到食道的情景。总之，就是这样随心所欲地无所不为。”
进行伤寒病传染试验时，他们将伤寒病菌投入水中，给50个中国战俘喝下，喝水的人当中有几个人被提前注射了预防伤寒的针剂。然后就观察这50个被试验者身体发生的变化，观察被注射了预防针剂的人和没有注射预防针剂的人的不同反应，从而获得制造细菌武器所需的数据。
他们还引爆细菌弹进行细菌试验，观察被感染病菌的被试验者的各种反应，测试所需的数据。
日军细菌战部队不仅用东方人做细菌试验，还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俘做试验，以制造专门对付西方国家白种人的细菌武器。
日军细菌战部队的细菌武器试验，给中国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937年和1938年在内蒙古部落里流行的鼠疫、1940年在黑龙江部分地区发生的炭疽，都与日军的细菌战部队有关。他们使数十万中国军民死于细菌战。
“731部队”不仅用中国人做细菌武器实验，而且曾专门用美国等西方俘虏进行实验，以制造专门对付西方国家白人的武器。
罗伯特？布朗，美国人，1942年5月在菲律宾被日军俘虏。1942年10月，他被日军送到中国东北的奉天。他们乘坐的日军运输船上什么设备都没有，里面一片黑暗，战俘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常常处于饥渴之中。有些人根本无法坚持到目的地，他们甚至死的时候连一块躺下的地方也没有。这就是被称为“地狱船”的日军运输船。
1942年11月，布朗终于活着来到“地狱船”的目的地。这时，身高175公分的布朗体重竟然只剩下80磅。他们这批美国战俘就被关在一个旧兵营里。
有一天，一辆卡车开进战俘营，从车上下来一批穿着白衣服、戴着口罩的日本人。俘虏们都不明白，怎么会来一群日军医生？这批穿白衣服的日本人来了之后，很快就开始了工作。他们给美国俘虏体检、打针，还为他们编上号码。
布朗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就发现，这些被打过针的俘虏的死与日本人打的针有关。一个日本医生叫大木，这名医生由于心地还未完全败坏，对布朗产生了可怜之心，就把布朗留在了医院里工作。布朗才侥幸从“731部队”的试验中逃脱出来。
布朗发现事情的真相，是由于战后他找到了自己的救命恩人大木医生。1955年，布朗到了日本，见到大木，才从大木口中得知，大木也是“731部队”的人。当时在奉天战俘营一直保持着1500人的战俘数目，这些白人俘虏都被用来进行细菌试验。
东条英机除了在东北进行上述罪恶勾当和残酷镇压东北抗日力量的同时，又遣使特务加紧策划内蒙“独立”。1935年7月，关东军参谋部就提出《对内蒙措施要领(绝密)》，鼓吹扩大和加强对内蒙的工作，“使内蒙脱离中央”。
《对内蒙措施要领》说：
为了大规模侵华和“有利于对苏作战，以及为准备作战所需要的各种平时工作，并怀着巩固满洲国的国防以便于加强统治的目的，关东军首先设法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致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
措施重点指向多伦和苏尼特右旗方面。
关东军决心实现前项方针，加强军事、政治工作和文化、经济的措施。……
为收揽内蒙的人心起见，努力笼络王侯和人民，特别是力求通过有势力的喇嘛，贯彻日满两国政策的本意，进行各种正作，使他们自己意识到依靠日满的必要，从而进一步酿成与满洲国采取共同行动的趋势。”
对于所要物色培植的傀儡对象，这一“绝密”文件指出：
“对于德王，事实上给予自治政府代表者的待遇，此外以培养他的个人势力为目的，应给予若干援助。对于云王和索王，如果态度良好，也给他们个人若干援助。
对卓特巴札布，使他和德王日益加强合作，并在实际上就任察哈尔盟盟长，负责维持治安和行政工作。
对于绥远，新设特务机关后，首先要了解傅作义的态度和真意所在，如果他没有诚意，就把他打倒。”
以上就是关东军《对内蒙措施要领》的要点。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选中德王作为伪蒙“首领”，是经过一番深入调查研究的。
德王是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兼锡林郭勒盟的副盟长，他的名字叫德穆楚克栋鲁普。“九？一八事变”后，他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逐步走上了背叛祖国、勾结日寇的罪恶道路，为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深入内蒙、把持军事、操纵政治、垄断经济制造了方便条件，给内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了东北四省，内蒙古东部各盟旗也随之沦陷。继而日寇的侵略魔掌又伸向西部各盟旗，首当其冲的是与热河接壤的锡林郭勒、察哈尔两盟。它初则以“满蒙联合”为口号，企图诱使各盟旗王公加入伪满，继又以所谓大蒙古主义煽惑各盟旗王公，说什么“收复故土”，“恢复成吉思汗的旧业”，等等。日寇除派遣特务间谍深入各盟旗进行秘密活动外，并不断派遣军政人员前来进行政治拉拢，威胁利诱。
在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运动以前，日寇拉拢蒙古王公是以锡盟盟长索王(索诺木拉希坦)为主要对象的。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关东军曾派依田四郎到乌珠穆沁右旗劝诱索王“归向”伪满。此后又派参谋田中玖带同蒙语翻译金永昌前来劝诱索王赴伪满参观，并要求在锡盟设置特务机关，安装电台。索王因对日本帝国主义染指内蒙存有戒心，因而使日寇的两次诱骗均未得逞。
当时日本侵略者虽以索王为拉拢的主要对象，但对德王这个副盟长并没有放过。早在1930年冬，驻在张家口的日本特务盛岛角芳等曾以游历为名，到德王所在的苏尼特右旗进行活动。1931年夏，德王到北平时，盛岛和日本军事教授英佐在扶桑馆请他吃饭，席间盛岛盛赞成吉思汗的“丰功伟业”，从中进行煽动。1932年，日本陆军大将林铣十郎、大佐松井等，伪充喇嘛，来苏尼特右旗进行间谍和诱降活动。
德穆楚克栋鲁普，早就抱有掌握内蒙封建统治大权的政治野心。“九？一八事变”后，他看到国民党政府无力顾及边陲，就想联合各盟旗王公，乘机向国民党政府讨价还价，以扩充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到处游说，活动“自治”，并于1934年4月下旬，在百灵庙正式举行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成立典礼大会。蒙政会成立后，由于委员长云王(云端旺楚克)、副委员长索王和沙王(沙克都尔札布)皆年老多病，德王即以蒙政会秘书长的身份代行委员长职权，把蒙政会的大权抓到手中。这样，德穆楚克栋鲁普就成为日寇主要的拉拢对象了。
当时日寇对于内蒙西部各盟旗王公所进行的种种胁迫利诱，是企图诱使各盟旗加入伪满或者在它的羽翼之下建立傀儡政权。团此，他们对于德王发动的“自治”运动最初是不感兴趣的。就在百灵庙举行“自治”会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紧拉拢各盟旗王公归向伪满，特由驻在北平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和驻在多伦的松井大佐在多伦召开蒙古王公会议，邀请锡、察两盟的王公和总管参加。会上，松室孝良竭力挑拨汉、蒙民族关系，怂恿各盟旗加入伪满。他说：“成吉思汗向西进兵曾打到欧洲，建立雄跨欧亚、威震世界的赫赫战功；反之，向东发展就受到挫折，例如元朝东征日本，曾全军覆没。根据这个历史教训，现在你们应当向西发展，我们大日本帝国愿意大力帮助你们收复长城以北的故有疆土，再进而联合西部各盟旗，加入满洲国或组织共同政府与满洲合作，希望你们蒙古要主动走向这条途径。”
之后，松室孝良又给德王发来贺函，对他发动的内蒙“自治”表示祝贺，并以所谓大蒙古主义来进行煽动，要德王“收回长城以北的蒙古故土，恢复成吉思汗的伟业”。这就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对西部盟旗王公在用满蒙联合的阴谋诱归“满洲国”未成之后，又改以所谓大蒙古主义作为煽惑的口号了。
1934年秋天，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乘飞机前来苏尼特右旗活动，其目的是拉拢德王进一步投靠日本。土肥原贤二对他打气说：“你工作如有困难可随时提出，我当尽力帮助。”随后，关东军即派宍浦来苏尼特右旗任日本特务机关长，架设电台，以资加强联系。接着，日本关东军蒙事处第二课课长石本寅三与参谋田中隆吉等，又前来苏尼特右旗活动。见面晤谈时，田中隆吉特在一张纸上写了“满洲国”和“蒙古国”几个大字，他拿着对德王说：“我们日本人已经帮助满人建立了满洲国，现在还要帮助你们建立蒙古国，今后日、满、蒙可以共同合作。”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又送来飞机1架，日币50万元，枪支5000条，供德王扩充军队之用。并盼望尽早成立蒙古军政府和伪蒙古军司令部。
早在这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四省之后，就成立了伪多伦警备司令部，任命李守信为司令官兼“察东自治”长官，率领三师人马伺机进犯察东。李守信甘心事敌，与日本特务山本信亲合谋炮制了臭名昭着的张北事件。
张北事件是多伦日本特务机关蓄谋已久的。根据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与察哈尔省政府约定，凡属日本人进入察省地区，必须持有张家口领事馆的证明和加盖察省政府印信的护照。但在1935年夏，山本和伪装成日本“商人”的3名特务，由多伦前来张北，未带察省政府盖印的护照，强行进城，守城卫兵阻挡不准通过，因而发生口角，守城卫兵把山本等人押解到察省部队中看守。张家口领事馆闻讯后，强调这是对日方的侮辱，提出了强硬抗议，并屯兵察省进行威胁。国民党政府遂派察哈尔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谈判，6月27日达成《秦土协定》。主要内容为：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担保日本人在察省自由行动；取消察省境内一切国民党机关；成立察东非武装区，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从张北、宝昌、保康、商都、沽源等县撤出，由当地保安队维持地方秩序。这样一来，察东便成了特殊化的地带。
张北事件发生后，日本关东军就乘机派田中隆吉前来多伦，指使蒙奸李守信率部于1935年冬进犯察东。当进犯沽源时，当地军民曾奋勇抵抗，把伪多伦警备军的参谋长程云山击毙。李守信又增援进攻，并有日本飞机配合，疯狂轰炸扫射。当地抗日军民终因兵力单薄，陆续撤退。李守信便很快地占领了察东八县，控制了察哈尔东部八旗，并进占张北县城。德王就以蒙政会的名义，下令成立“察哈尔盟公署”，任命卓特巴札普为盟长，达密林苏尤为副盟长，并定于1936年1月1日举行“察盟公署”成立典礼。
“察盟公署”虽已成立，毕竟是地方政权，仅能指挥所属旗县，亟需成立统一机构，以号令其他各盟，协助扩编军队。因此，野心家德穆楚克栋鲁普从张北返苏尼特旗后，就由百灵庙蒙政会调来一批民族分裂分子，进行筹备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的工作，并决定改元易帜，用成吉思汗纪年(这年正是成纪七百三十一年)，制订蓝地右上角红、黄、白三条为标记的“蒙古旗”，表明脱离中国的隶属，走上了分裂祖国、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
随着全国抗日斗争的高涨，特别是由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就加强了对蒙古革命工作的领导，因而处于国防前线的内蒙古抗日斗争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这对德王来说是个严重的障碍。
1935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陕北代表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表了《对内蒙古宣言》。宣言指出了内蒙古民族存亡的两条道路：一条是甘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趋于灭亡的道路；一条是奋起抗战的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宣言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内蒙古地方为战场、以内蒙人民作炮灰、以进行反共反苏并最后消灭蒙古民族的阴谋之后，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内蒙古人民，无论平民还是王公贵族，一致奋起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宣言坚决反对国民党军阀对内蒙古人民的种种压迫，主张内蒙古人民有权处理自己的一切问题。同时也希望他们不要让中国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经过草地来进攻陕北红军。这一宣言的发表，对以后内蒙古革命工作的开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接着，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内蒙伊盟工作的领导。1936年5月，红军东征回师时，又解放了定边、盐池二县，打通了陕北和伊盟的联系。这时，中国共产党在伊盟成立了蒙古工作委员会，在那里展开了抗日宣传、武装农牧民和争取上层分子的工作。不久，在鄂尔多斯草原上组织了一支蒙族抗日游击队。
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的侵略日益加紧。自从“内蒙古自治政府”演变为“蒙族政务委员会”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更加强了对它的控制，而德王也更加投靠日本，“蒙政会”的驻地百灵庙设有日本的特务机关。1936年1月，日本派大批顾问前往百灵庙，这样就揭穿了“内蒙古自治”的伪装，激起了内蒙古人民的抗敌热情。于是在共产党员乌兰夫等人的领导下，在日本顾问到达百灵庙的前夕，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百灵庙起义。
自察北抗日战役后，乌兰夫等人即转入德王的守备队中进行抗日活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和民族平等的正义主张，深深地感动了守备队的官兵和“蒙政会”的许多青年。当德王背叛祖国和分裂民族的反动面目日益暴露的时候，他们的抗日情绪也日益高涨。1月26日，守备队官兵2000余人，在乌兰夫等人的领导下，分四路举行武装起义。一路抵抗日伪军；一路打开伪保安处的监狱，释放政治犯；一路捣毁伪自治机关；一路打开银柜，焚烧账目和抄没逆款。各路起义军胜利完成任务后，想一齐奔赴陕北与红军汇合，但他们还没有摆脱敌人的追击，就被驻绥远的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由于全国人民的声援，国民党才没有消灭他们，被迫将他们改编为蒙旗独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