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蝉，长2厘米，宽0．8厘米，厚0．6厘米，形制很小，重4．65克，成色经鉴定，含金量高达百分之九十五，通体金光闪闪。金蝉双眼凸出，头颈用横竖线条勾出，并錾刻平行减地横凸纹八层，每层再以无数竖直短线表现细部。两翼有内外翼翅之分，均厚仅0．2厘米，内翼大部分压于外翼之下，外翼浅刻翼线数道，生动地表现了蝉翼轻薄的特点。蝉足简化为三对，其中一对前足翘起，一对后足微抬。金蝉匍伏于玉叶之上，神态自然，宛如真蝉。
玉叶长5．2厘米，用新疆和阗（今和田）所产的上好羊脂白玉精琢而成，质地呈半透明凝脂状。叶片细薄，上面弧凹，分八瓣，主脉一根，支脉四根，俱仿真叶所作，给人以真实的感觉。
玉叶中部有一小孔，金蝉就通过其底部的一根金梗插立于玉叶中间的孔内，这样就形成了金蝉在树叶上匍爬的生动形象。整个器物蝉叶相衬，金玉相配，动静结合，逼真而雅丽。
与金蝉玉叶同出的还有一根长4．7厘米的银柄，其顶端有1．7厘米见方的托座，中间有小孔，这样可使金蝉、玉叶、银托自然地结合在一起，装饰于女主人的头部。
从制作工艺来看，金蝉采用了范铸、锤揲、錾刻、焊接、抛光的多种手法，小巧而又精致，而玉叶则选料精良，采用了浮雕、圆雕的综合技法，充分体现了琢玉技术的娴熟。这些，反映了制作者在制作前精心构思、严格选料，制作时为使形象生动、蝉叶融为一体，运用多种工艺精心制作的复杂过程，也体现了明代中叶苏州地区仍是我国著名的钿金琢玉的中心这一历史事实。
正如每一件器物都有其制作目的、用意一样，金蝉玉叶也包涵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思想。首先从选料上来说，金者，乃金属之王；玉者，石之美者。故金玉者，取物之上等之意，含有使用者乃非凡夫俗子之意。同时，古代又有“金玉良缘”之称，金玉相配，体现了人们对美好幸福姻缘的追求。此物戴于女主人头部，更可体现出古代女子欲依托终身于理想男子的美好愿望。另外，金玉相配，也含有祝福健康长寿的吉祥之意，所谓“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即是例证。其次，从构图上来说，金蝉玉叶可能与古代誉称娇好女子为“金枝玉叶”有一定的关系，体现了制作者取悦于购买使用者，而使用者欲美丽娇好、美容常驻的不同心态。至于取蝉的形象，可能因为蝉有自卵、蛹到成虫的生活过程，因而人们也希望长寿，能“再生”“转生”，所以含有吉祥之意的蝉形，不但三代铜器、汉代冠饰上多见，而且明清时期也喜欢用之为装饰。
五、宫廷典礼
清代皇宫中的金银器多使用于宫廷陈设、典礼，如嵌宝石金佛塔、双龙戏莲金盆、云龙纹葫芦式金执壶、银提梁壶、银累丝花瓶、银盆金质铁树盆景、嵌珠金天球仪等等，可以说不胜枚举。今举金编钟为例。
编钟，自古铜制，清帝为求豪华，以黄金代之，一套制作了16枚，共用去黄金1．34万两。清廷被推翻后，末代皇帝为维持皇族生计，曾把此套编钟偷押于盐业银行，以作典当。建国后，中央政府又把这套金编钟拨还给故宫博物院珍藏。
这套编钟之首谓黄钟，通高21．2厘米，直径13．6厘米～20．6厘米，重量达24．54千克。钟钮作交龙状，两龙首背向。钟体呈椭圆形，顶和下口均平。钟表有两条凸棱，把钟表分为三段。上段饰浮雕朵云纹，中段浮雕海波流云纹，中有双龙戏珠，正面开光处有阳文楷书的律名“黄钟”，背面镌刻“康熙五十五年制”的年款，下段凸饰8个圆形平头音乳，间饰角云纹。
金编钟由于厚薄不同，可发出不同的声音，是宫殿典礼奏乐的重要乐器，可与金编磬等配套使用，它们主要用于清朝元旦、冬至以及皇帝即位、婚娶、生日等节日。按清制，在这些节日，皇帝要在太和殿举行隆重朝会，接受文武大臣、外国使节的朝贺。当皇帝人殿趋座时，太和殿前殿下的乐队要演奏中和韶乐，直到皇帝坐定为止。而当群臣使节朝贺时，太和殿对面后廊下的乐队便演奏丹陛大乐。皇帝离座退朝时，乐队再奏中和韶乐。乐队中，16枚金编钟乐声纯亮，使朝会显得庄严肃穆，尽显皇帝至尊无上，群臣畏服之气氛。
除上述传世品外，清代金银器出土的不多，而与宫殿礼仪有关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北京海淀区皂君庙出一银腰牌，形状为椭圆片状，长14厘米，宽8．5厘米，重350克。牌顶为云头，左右有小圆孔作悬挂用。牌正面中心为开光椭圆形，上横书“御赐”，下直书“养老”，周圈则饰双龙戏珠纹和云山纹．牌背素面，中刻楷书“乾隆五十年干叟宴”，左下侧刻“重十两”。据载，“千叟宴”是清帝举办的宫廷大宴，应邀赴宴的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人数可达千人之多，故称“千叟宴”，以示皇帝体察民意，作尊老楷模之意。清朝共举行过四次“干叟宴”。第一次是康熙六十寿辰时，邀请了各省耆老代表，宴请地点为畅春园。第二次是康熙六十一年春正，“千叟宴”由此定名。第三次是乾隆五十年，于乾清宫举行，赴宴者有三千多。皂君庙发现的银腰牌即是此次宴请所发。最后一次是在乾隆六十年春正，也是在宁寿宫皇极殿，参加人数最多，达五千余叟之众，可谓盛况空前。“千叟宴”表面上是祝寿尊老，实际上是空图虚名的劳民伤财之举。当然能得皇帝发牌宴请的老叟肯定非等闲之辈，定是德高望重，有地位身分的老人代表，否则是不会轻易得到如此恩宠的。
六、和王申跌倒嘉庆吃饱
和王申（公元1750～1799年），字致齐，满族正红旗钮祜禄氏，是清朝乾隆时红极一时的权臣。他因为精明、机灵、善辩，仪表又俊伟，故深得清高宗的赏识，倚为心腹之人，宠信无人可及。和坤初任乾隆门侍卫、御前侍卫，后迁为户部侍郎，旋擢军机大臣，居此要职达24年，同时又兼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崇文门税务监督、理藩院尚书等职。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又授文华殿大学士，任四库全书馆、国史馆总裁，封爵至一等公。
和王申在乾隆后期，权势达到了顶点，政令多由其手书口传，故各地有奏折，都备副本送其先阅。同时和王申又是一个贪得无厌之人，秉政揽权之余，广收贿赂．故各地金银珍宝多入其库，致使吏治腐败，导致了清朝的中衰。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高宗死，和坤失去了有力的靠山，于是被嘉庆帝历数二十大罪状，令其自杀，并查抄了和坤府第，查获了大批金银财宝，家产总值约银八万万两，可谓空前绝后。和王申的奇异珍宝除了铜鼎、珍珠宝石、大小自鸣钟、玉器等以外，金银器有：金罗汉18尊（每尊高1．8尺）、赤金碗碟32棹共4288件、白银碗碟42棹共4288件、金镶玉簪500副、金镶象箸500副、金唾壶120个、银唾壶600余个、金面盆117个、银面盆233个、镶金八宝炕屏40架、镂金八宝大屏23架、镶金炕屏24架、镶金炕床20架、镶金八宝炕床120架、嵌金玻璃炕床32架。另有金珠珍宝首饰大小共计2．8万件。仅从上面所列的小部分金银器来看，和王申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宫廷蛀虫，以致民间有谚：“和王申跌倒，嘉庆吃饱”。
七、金瓶掣签
金瓶掣签是清乾隆以来我国中央政府为确认西藏地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其他大呼图克图（活佛）、呼毕勒举（化身）的转世灵童而定的一种制度，体现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密切的政治关系。
金瓶又称金本巴瓶（“本巴”是藏语“瓶”的意思），是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由高宗弘历为防止在选定西藏活佛转世灵童时发生弊端而颁赐的。金瓶现藏于大昭寺，金瓶外用白布、内用清廷习用的黄缎夹包袱紧裹。瓶部分裹以黄绸，而瓶身则着五色的锦缎瓶衣。瓶身金亮，通高35．5厘米，腹径21厘米，底径14．4厘米，鼓腹，圈足，盖、肩、足均刻有简练的如意花纹，腹下部为“朗久旺丹”图案，盖上镶嵌有宝石。揭开瓶盖，里面有一个圆形的签筒瓶心。签筒里装有五支如意头西蒙牙签牌。牙签上可以墨书，将寻访到的灵童的名字和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牙签上，放进瓶筒内，先派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西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前正式掣签认定，最后申报朝廷请封。假若找到的灵童只有一个时，亦需将一个有灵童名字的象牙签和另一个没有名字的象牙签一起放于瓶筒内。假如抽出的是没有名字的牙签，则不能认定，而要另外寻找，直到认定为止。整个仪式要由中央政府派员监视、确认，并主持坐床典礼后才能有效完成。
西藏古称吐蕃、西蕃和乌思藏。从13世纪起，它就正式纳入中国版图。17世纪时，清政府在西藏“画疆置吏有如内地”。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清政府正式开始派遣驻藏大臣，监督西藏地方政府。公元1750年，藏王珠尔墨特那扎尔叛乱，清政府于是下令废除藏王，藏区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统辖，达赖喇嘛从此总理藏务，成为西藏地区的政治宗教领袖。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清政府批准由福康安大将军、四川总督、驻藏大臣会同八世达赖和七世班禅等拟定的治藏条款共29条，即《二十九条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这个著名的钦定章程，第一条就规定了达赖、班禅及其他活佛化身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制度。乾隆还御赐两个金瓶，分别藏于北京雍和宫和西藏拉萨大昭寺内。藏于雍和宫者例有理藩院尚书监临，专供蒙古地区大活佛转世灵童掣签；储于大昭寺者，则有驻藏大臣或中央派要员监临，用于西藏、青海地区大活佛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活动。
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特有的法嗣传承方式，据现有资料，西藏最早的活佛产生于12世纪末的噶玛噶举派（俗称白教）。以后藏传佛教各派系陆续沿用此制度解决教派首领传承问题，至今已形成大小不一的许多活佛转世系统。清乾隆年间确立的金瓶掣签制度，源起于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确朱嘉措为争夺其兄即第六世班禅的遗产．背叛祖国，勾引外敌入侵西藏的事件。同时，西藏教派之间矛盾激烈，各种势力影响、控制大活佛转世，用跳神巫师“吹忠”指认转世灵童的方式弊端很多，诸如假托神言、姿意妄指、受贿舞弊等，造成了活佛转世中的宗族和姻亲垄断，加深了宗派之间的矛盾。于是，乾隆皇帝派嘉勇公福康安大将军率领清军入藏驱除廓尔喀人，后即开始整饬藏务。
自公元1792年金瓶掣签制度确立以来，至今共有七十多名藏传佛教大活佛是通过金瓶掣签认定的，其中有三个班禅灵童和六个达赖灵童。第一个用金瓶掣签认定的达赖是九世达赖转世灵童，即后来的十世达赖楚臣嘉措。第一个用金瓶掣签认定的班禅是七世班禅转世灵童，也就是八世班禅丹白旺修。1995年底，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转世灵童的认定即是在大昭寺按金瓶掣签制度确认的，6岁的坚赞诺布成为第十一世班禅。
“钦定章程”规定的金瓶掣签等制度，对稳定西藏地方政权对中央政府的从属关系，以及有利于藏传佛教正常发展、改革西藏政治、改善西藏人民生活起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八、清宫珍宝的惨运
清朝皇宫在二百六十多年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金银器皿，它们都是代表清代手工业最高水平的精华，其中有礼乐器具、佛事用品、饮食器皿，也有衣冠服饰、文房用具，琳琅满目，简直是一个宏大的清宫金银器博物馆。
然而，当1908年，3岁的爱新觉罗溥仪嗣位并改号“宣统”年号时，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已经气数已尽。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登基不到三年的末代皇帝溥仪只得由隆裕太后代行颁布《退位诏书》，宣布退位。当时根据清室退位优待条例规定，不废帝号，皇室仍可居于紫禁城内。然而，清宫尽管有民国政府每年拨给的400万元的优待费，但由于内务府的官僚们舞弊、中饱私囊的行为，仍不免入不敷出，要靠抵押祖宗遗物来维持生计。据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所记，民国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1924年5月31日），溥仪的岳父荣源和内务府的绍英、耆龄，同北京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签订了一个抵押合同，共抵得款80万，抵押期限为一年，月息一分。清宫送抵的共重11．1439万两的金编钟一套16枚，抵款40万；8个皇太后和5个皇后的金宝10个、金册13个，以及金宝箱、金印池、金宝塔、金盘、金壶等，共重1．0969万两，加上不足十成的金器36件、镶嵌珍珠1952颗、宝石184块、玛瑙碗等珍品45件，也抵得40万。这次抵押，实际上等于把十成金的器物当作荒金来折卖，而其余的则等于白送。这种抵押活动，据溥仪自述，每年总要举办好几次，特别是逢年过节开销大的时候。可怜这些凝结着工匠们辛勤劳动智慧的珍品，昔日鸣于朝廷、耀于皇戚头上的金银珍宝，就这样被典当、贱卖了，而内务府的败家子们却还在那儿鼓噪“所卖的部分都是作废的东西”等等，真是可耻至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