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孔子非常善于阐述道理，能针对不同人具体的学习目标把同一个道理具体化，使每个人结合自己的实际去理解。孔子有这样的解释：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感，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和冉有请教的是同一问题：听到一个好的意见，是否要马上去执行？孔子却对两个人做了不同的回答。他对子路说：你家里有父兄在，先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哪能马上去做呢？而对冉有却立即加以肯定：应该马上去做。站在边上的公西华想不通了，就问这是为什么。孔子告诉他：冉有遇事畏缩，所以要鼓励他；子路遇事轻率，所以要加以抑制。孔子提倡“因材施教”，主张教育要有针对性，要考虑学生的就业需求、心理差异、背景知识和个体特点等。这一传播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有较大影响。
（四）“学”、“思”与“行”辩证的传播思想
孔子一贯认为多请教、多见识、多思考、多实践是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但他又不主张盲目实践，反对“不知而作”，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他强调耳听目见、博闻广识的同时，提倡重视思考，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说学习而不加思考，就会无所适从；而思考又必须建立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否则空想是危险的。所以他又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育学生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关于“思”的问题，孔子提出平日为学，要处处用心思考，他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眼睛看东西，用了心思才能看得明；耳朵听声音，用了心思才能听得清；待人接物，用了心思才能做到脸色温和、态度谦恭；说话用了心思，才能说得忠实；做事用了心思，才能敬慎；心有疑虑，通过思考才能发问；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应该想着患难；有所收益，应该想着道义。总之，凡事要学要想，要把学习、思考和行动结合才是。
关于言与行的传播效应问题，孔子认为言语和行为都是思想的表现，言语虽然是思想的直接表达，但它没有行为的表达更能体现思想，因此提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敏于事而慎于行”。还以其学生宰予白天睡觉的事为教训，谈了自己的感受，指出言语有时是不可靠的，往往存在欺骗性，真正了解一个人的思想还要看行为。他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孔子主张说话要慎重，行事要敏捷，并应言行一致，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传播的效果，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但并不是说排斥言语的作用，他认为该说时要说，不该说时就不说，所谓“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五）“有教无类”的传播理论
孔子说：“有教无类。”他认为人有善恶之分，但人的善恶不是天生的，是接受教育的结果。其实人心都是善良的，只因不同的教育分化成了好人和坏人。一个本有善心的人沾染了不好的气质就成恶类的人，如果受到良好教育，自然不致为恶，就是恶类的人也会转化为善类的人。所以孔子主张加强教育传播的广度和力度。首先他提出“仁”是鉴别好人和坏人的标准，“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又指出人不可能不犯过错，任何过错都与他的交往的人和社会环境有关，从仁爱之心出的过错自然可以看到他的宽厚，所以“人之过也，各於其党。观过，斯知仁矣。”只有犯了过错又坚决不改的，才是真正的过错，“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孔子主张不管什么人只要愿意学习，愿意改正错误，都能进行教育；主张鼓励正直来矫正错误，提倡善良来教导才能欠缺的人，所谓“举直错诸枉”、“举善而教不能”。因此在孔子招收的学生中有各种不同社会地位、身份和不同生活经历的人，有的家境贫困，有的出身豪门，有的来自市民，也有的没落贵族，他们经过孔子的教育，后来都活跃在各个领域，成为当时的杰出人才。
二、孔子的“正名”传播思想
据说公元前497年孔子摄行鲁国宰相职务不到7天时，就以言论传播混淆是非的“邪说”而杀了少正卯。所以要杀少正卯，因为孔子的传播思想认为：第一，在任何场合话是不允许乱说的，所谓“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第二，平民百姓是不允许随便对政治说长道短的，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一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正名”。
上古时期有一种注酒用的酒器叫“觚”，长身侈口，呈多角菱形，相传自尧舜时代就使用了，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延续到商周。可是到了春秋，觚不再是朝廷和贵族的专利，而且也改变了多棱角的形状，在孔子眼里这简直是无法容忍的事，因此大为感叹说：“觚不觚，觚哉！觚哉！”其实他也是借题发挥，朱熹注释说：“觚，棱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简，皆器之有棱者也。不觚者，盖当时失其制而不为棱也。觚哉！觚哉！言不得为觚也。”孔子的意思就是“觚”的传统形制都被改变了，还能叫“觚”吗！表示他对当时名不副实的体制的感叹。
孔子认为知识的传播和礼仪的传播等都必须名正言顺，一个国家的体制要符合名分，一个人的言行也要符合自己的名分。所以当他的学生樊迟要学种田种菜时，孔子很不高兴，觉得自己的学生不学礼、义、信，却去学奴隶干的活，太不符合名分。因此当樊迟一离开，他就说：“小人哉，樊迟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鲁国国君很久不去太庙朝享，但每月还照常用牛羊祭太庙，当孔子的学生子贡批评鲁国国君的做法是没有意义的，认为既然自己不去朝拜，何必浪费牛羊时，孔子则对子贡说：“尔爱牛羊，我爱其礼。”宁可牺牲牛羊，礼仪的名分是不可废弃的。
言行要讲名分，祭祀要讲名分，为政也一样。孔子对“政”字下定义说：“政者，正也。”传说他写《春秋》的目的，就是为了正名分。孔子目睹春秋的战乱和君王政权的削弱，他不仅为此形势的发展担忧，也为封建秩序的崩溃而哀叹。经过他的考察，他认为时势所以如此，就是由于当时做大夫的、做陪臣的或者做士君子的，都不了解为政的意义，只要掌握了政权就为所欲为，专横跋扈，各自为政，这还能叫“政”吗？子路向他问“政”，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训；言不训，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这段话至少包含了在言语和行为传播上与“正名”有关的几层意思：
（一）为政之先，必正名
孔子对“政”下过许多定义，他认为“政”是一种行政传播的措施，即“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加强管理部门的职能，宽容小的过错，推举品德高尚的人才。同时他也认为“政”是一种较长期的行政行为，故而“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所以推行政令的时候，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贪图眼前的功利，要有远大的政治目标。鲁国季氏家族三分了鲁国公室，为了使自己的权力巩固，季康子主张对政敌采取镇压的手段，孔子就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不主张暴力统治，他给当时的执政者指出了挽救岌岌可危政局的为政道路，那就是统治者自身要“正”，要做善事，用自己的作风去影响自己的百姓。这里孔子把“政”与统治阶级成员个人的道德联系了起来。他把统治者的思想品德和传播行为比作“风”，把平民的思想品质比作“草”，风过草偃；这实际上就是孔子一贯提倡的“身正令行”传播思想的形象比喻。
孔子对统治阶级还确立一个自我修养的标准：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孔子把个人的政治修养归为一个“敬”字，把“修己”的目的归为“安人”、“安百姓”。但他进一步指出，把自我的道德修养推到使百姓安定，要做这一点很难的，即使尧舜这样的圣贤也很难做到啊。孔子曾经对子产特别提到君子修养的四条准则：“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除“事上也敬”外，他还说“事思敬”、“祭思敬”，因为“敬”是“正”的前提，是为政的基础，所以孔子主张“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处处提出“敬”，事事要求“敬”。
（二）名正言顺，事方成
孔子的“正名”说与墨子的“取实予名”说并不完全一致，从哲学概念上讲孔子的“正名”观点可能归结为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但是从传播学原理看，孔子却提出了传播符号的定位问题。孔子认为“名”是“知”的定位，如果对客观事物无知，那么就不可能有准确的命名，与其随意起名不如让它“阙如”，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学习总是从无知到有知的，总是从旧知到新知的，所以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知识的不断更新，是知识传授（为师）的基本要求。在孔子“正名”思想指导下形成了一个传播体系：“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知”而后能“言”，“言”而后行事。
孔子又把“知”的对象分为两大类，一类如宇宙天地这样的事物，一类如鸟兽草木等事物。至于前者孔子认为一般人是无法认知它的，因此也无法给它命名，自古帝王中唯尧具有圣人的伟大德量，才能理解并与天确立准则。孔子赞叹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至于对一般的事物的认知，也必须先经过学习，尤其是要学习《诗经》，唯有这样，才有可能了解自然界和认识社会，所以孔子又对他的学生们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学习《诗经》三百篇不仅可以提高思想情操，可以了解社会政治，可以懂得处欢聚时和处难伤时的道理，还可以使人学习为子之道、事君之理，更能使人从中学习人世间万事万物的名称。这样才能与人交流，才能投身社会。在孔子眼里，《诗经》不仅仅是一本“思无邪”、教育人修身养性的经书，而且是一本向人们传播百科知识的教科书，所以他郑重地宣布：“不学《诗》，无以言。”
言不顺理事不成章，所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孔子最痛恨那些一辈子沽名钓誉的人。
（三）名之可言，言必行
凡是心中理解的事物都可以用言语表述出来，凡是用言语表述出来的内心思想都必须付诸行动。孔子的这一思想，实际就是内向传播向人际传播转化的过程，“学—知—名”是内向传播过程，即接受视听信息，综合认知——进行传输、处理信息——加工分析、形成概念；“言——行”是人际传播过程，即自我表达——社会价值体现。孔子强调的基本是自我认知和自我表达系统内的传播模式，但无论是内向传播还是人际传播的自我系统，都是与他人和一定的社会价值或行为规范有联系的。所以孔子在《论语·宪问》中对“言”与“行”的关系作了这样的分析：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指出思想内容与言语表达之间的条件关系，有思想道德的人说的话一定顺理成章，但是能说会道的人未必是有思想道德的人；指出言行与个人修养的关系，凡人学问言易行难，所以有修养的人把言行不一看作是一种耻辱；指出社会环境对言行的制约关系，国家太平兴旺时可以说正直的言论、做正直的事，国家不稳定时可以做正直的事但说话要谨慎（以免招来祸害）。这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传播思想。
孔子还认为虽然“言”和“行”是内向传播向人际传播的转化，但它们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必须采取慎重态度，不可轻信、盲从。子贡问他怎样才称得上合格的知识分子，他根据道德原则和对言行的态度把知识分子分为三等：行为能控制自己并躬行知耻，出使四方而不辜负君主的使命，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同宗共族称赞他有孝行，一乡一党称赞他有悌道，是第二等知识分子；言论不管是非必定信实，做事不管可否必定果断，还振振有辞，“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是最没有出息的知识分子！孔子多处提醒他的学生，说话要谨慎，做事要敏捷而不鲁莽。所以“言”不在于累赘，而在于“忠信”；“行”不在于果断，而在于“笃敬”。“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於前也；在舆，则见期倚於衡也；夫然后行！”孔子的学生子张把这段话记录在自己的袖管上，以志铭记。
孔子批评那些成日聚集在一起不传播正道，只是耍弄小聪明的人，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孔子强调言行的一致性，强调内向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统一，所以坚持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四）君子于言，无所苟
孔子提出“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把认真办事、谨慎言语看作是一个人好学的重要标志之一。有些人花言巧语、察言观色，却很少做正经事。《论语》中反复出现“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一句话，就是反对花言巧语。那么怎样才算是君子之言呢？言语的核心内容“礼”，这是孔子传播论中的中心思想。孔子把人际交往的行为规范落实到言语交际的角色意识、信息沟通、礼仪情感的互动传播中，主张“非礼勿言”。言语的标准形式是“雅”，它是孔子传播论中的主体模式，所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就是规范化，“雅言”就是先秦时期规范化的语言，即经过“正名”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但孔子提出的“雅言”的含义除了语言形式的规范外，还包括思想内容的规范和行为的规范。所以孔子曾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明确指出了言语不仅仅服从于现实的交际需要，还有一个传之久远的追求。“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包含了两个侧面，一是内容，一是形式；即礼仪教化要靠规范的言语传播，言语传播更需要礼仪教化的效果。
一方面让“礼”的概念系统来规范人际传播，来统驭人们的日常传播行为；另一方面用“雅”的概念系统来规范言语传播，使信息成为信念，实现传播效果。这是孔子的大传播思想。
为了追求言语传之久远的效果，孔子强调说：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