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为道。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希言自然。
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见小曰明，守柔曰强。这里他提出了几条言语与教育、言语与学习的重要规则：（1）在教育传播中，行动比言语更重要，主张行动必须符合客观规律，说话必须切中要害。所谓“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多言数穷，不如守中”。（2）在学得传播中，细观察，少说话，特别强调顺应自然。听到正确的理论，就要化为行动，不能一笑了之。所谓“希言自然”、“见小曰明”、“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四）“信言不美”的传播思想
老子指出语言是人的思维的反映，因此一个人的言语行为最能表现他的智慧，最能看出他内心的活动。所以老子教导说：“聪明的人不多说话，多说话的人并不聪明。”老子所说的“不言”不是指不说话，而是指慎言，强调慎言可以取得人的尊重，轻诺者则寡信。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
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老子从“无为”的观点出发，认为言语行为也具有同样的性质。会说话不等于你真正了解客观事物，“不言善应”，善于应付事物的发展变化才是最重要的。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言行的一般规范，反对语言的不切合实际的修饰，认为朴素的言语用不到浮夸的修辞，过于修辞而浮夸的言语往往反而不够真诚。因此，他特别坚持“善言”，强调不要说错话：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
他打比方说，善于掌握客观规律不用多设计谋；善于保管不一定要严加锁钥，别人也无法打开；善于给绳子打结，没有绳索的工具别人也无法解开。所以，善于言谈不必要靠修辞，而在于没有过失。
（五）“善者不辩”的传播思想
在人际传播方面，老子从两个层面上分析，他提出朋友之间如何防范无谓的争论和冲突，上下之间的关系如何减少矛盾和避免隔阂，主张为人要谦虚，处事要无争。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我行我素，有的人随波逐流，有的人夸大其辞，有的人吹牛拍马，有的人逞强取胜，有的人蝇头小利，有的人满口称赞，有的人恶意诋毁，这都是不正常的人际关系。为此告诫人们，待人接物不能太过分。他说：
夫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夫唯不争，故无尤。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这些话总的意思就是提倡“不争”。他认为因为“争”，便容易发生冲突，进而产生怨尤，甚至敌对行为，伤害双方的关系。在言语交谈方面，偏向讷言优于论辩；在人际交往方面，不自以为是，不骄傲自夸。唯有“不争”，才能做到天下无敌。至于政治领导，他以“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为喻，主张领袖人物要尊重老百姓，言语谦下，提出“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这样地位虽在百姓之上，但不会使老百姓感到压力，老百姓才会推举他，拥护他，所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二、庄子“可传而不可受”的传播思想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名周，字子休，战国时宋国蒙城（一说今河南商丘东北，一说今安徽蒙县西）人。他一生视仕途如草芥，除做过看管漆树园林的小官外，不追逐名利，因而一生潦倒穷困，从事讲学、著述，还靠钓鱼、打草鞋维持生活，住的是“穷闾陋巷”，人形枯瘦而“槁项黄馘”。《史记·韩非子列传》记载：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司马迁指出庄子的《渔父》、《盗跖》、《胠箧》等篇章，都是批评自古所谓的圣君、贤臣、孔子等人的，认为他们营求名誉、言以丧身、非抱素任真之道。又因为他用超然的思想、恬淡的心眼去观察世界，所以不能被当时的社会所接纳。
《庄子》一书，汉代流传的古本有10余万言，52篇，分内篇7、外篇28、杂篇14、解说3。到晋时，经郭象删定并加注释变为33篇，其中内篇7，外篇15，杂篇11。大多数学者认为《庄子》是庄子及其学派的论文汇编，并非庄子一人之手笔，亦非同一时代的作品。因此，《庄子》一书不是庄子个人的学术思想，而是庄子学派的代表思想。《庄子》涉及的传播内容很广泛，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一）传播的符号学问题
传播的首要问题就是符号与指称对象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名”与“实”的问题。庄子认为事物名称由人决定的，如果人类最初不把马叫做“马”，那么它就不是“马”。这好比道路是人走出来的道理一样，事物的名称也是人叫出来的。事物与名称两者相比，事物是主体，名称只是宾体。同样，意义与名称相比，意义才是更为重要的。他说：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
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於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名，公器也，不可多取。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妄言。
庄子“得意忘言”的名句强调了符号的意义性，他认为传播符号跟捕鱼的渔具“筌”和猎兔的网具“蹄”一样，捕到了鱼或捉到了兔子，渔具和网具就可以忘在一边；符号只要能传达意义，用什么“言”（名称）无关紧要。因此，他进一步提出，符号虽然具有任意性，可以同实而异名，但必须具有约定性，所谓“周遍咸三”，要被大家公认，这样符号才能成为“公器”，成为传播信息的通用载体。
（二）传播的语义学问题
符号固然是传达意义的一种工具，但是符号中蕴涵的意义与符号本身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呢？我们都知道，在语言的传播中文字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庄子学派特别指出，符号的意义并不存在于“文字”之中，也就说符号的文字形式只能部分地反映意义，而并不能真正全部地传达意义。于是，他们提出了意义“不可言传”的重要观点。他说：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哉，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为也。
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语言之所以可贵在于它能传达意义，但是往往是意义有所指时，语言却反而难以表达。因为言语所能表述的只是事物的表象，事物的本质只能依靠意义来领悟。人类所要表达的意义的广袤性与语言表达的有限性，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因此需要人们在言语交际外，还必须充分调动自己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视形见色，听名闻声，从而得之其情，知之其理。对事物真正的理解不是靠言语，用言语说出来的不一定表示真正理解，所以最有效的传播应该不是言语，而是行动。这就是古代大学问家倡导“行不言之教”的原因。
（三）传播的论辩学问题
庄子学派在论辩的观点上与各家略有不同，他们认为论辩有利于澄清概念，分清物与物之间的分野，以及分明事与事之间的是非，但是，另一方面则认为论辩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他们并不重视论辩的结果的胜负，而讲求论辩的效果。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於鷇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 不争，名亦不成。人们往往只看见到事物的一面，而看不到事物的另一面，囿于己见，才引起双方的争辩。虽然争辩并不给客观事物本身带来是或非的价值，但是争辩却能使事物的概念（名）变得清晰明朗起来，这就叫“不争，名亦不成”。因此，庄子学派认为，擅长于论辩的人未必显得聪明过人，与其没有胜负，不如沉默慎言。《庄子·知北游》中假托老聃与孔子的对话，指出：“辩不若默”。
（四）传播的关系学问题
人际传播按传统的分类，有所谓“二伦关系”的“天伦”和“人伦”，在天伦基础上确立父子关系，在人伦基础上确立君臣关系。但是，庄子学派在君臣、父子关系上并不坚持伦理制度单向传播上的绝对论，即认为下对上要忠、要孝，然而下对上之“忠”与“孝”未必能取信、取爱。庄子对世俗的观点采取分析的态度，他说：
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谀其君，臣、子之盛也。亲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则世俗谓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则世俗谓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谓然而然之，所谓善而善之，则不谓之道谀之人也！
然，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己忧而曾参悲。
由此可见庄子学派对“二伦”关系的反思，臣必须完全听命于君，而君未必因其臣之“忠”而听信于臣；子必须对父亲恭从，但子之“孝”未必能得到父亲的慈爱。伍子胥和曾参便是历史上的反例，可见古代社会的“非对等关系”的单向传播规则存在着某种不合理性。
《庄子》一书也涉及兄弟和朋友的交往规则。前者属于亲属联结的血缘关系，他提出年长者有责任教育和匡正年少一方：所谓“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如果兄长不能教导自己的弟弟，那么兄弟亲情的珍贵就显示不出来了。后者属于人际联结的社会关系，则分君子之交与小人之交：所谓“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他强调结交的原则和结交的方式，如果违背了结交的原则和方式，那么即使是朋友关系也随时会断绝。
（五）传播的信息论问题
在传播信息方面，庄子学派一再强调要“真”。《庄子》里有一段假托孔子与渔父对话的故事，孔子问渔父什么叫做真，于是依托渔父之口展开阐述，论证了关于信息真实性在传播中的作用问题。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虚丧则悲哀。忠贞以功为主，饮酒以乐为主，处丧以哀为主，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去一其迹矣；事亲以适，不论所以矣；饮酒以乐，不选其具矣；虚丧以哀，无问其礼矣。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伪而晚闻大道也！”
这里不仅指出在传播活动中“真”的必要性，“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而且揭露了伪装精诚的各种表现，教导人们如何分辨真诚与伪装的差异，并深刻地指出心理状态的不可掩饰性，所以传播贵真，唯有此才不流于庸俗。
“真”是人和事物的本质属性，只有内在的“真”才能在外呈现出活力来，所以“真”最为宝贵。“真”的内涵实质上就是传播的客观真实性问题，既不要夸大事实，也不要缩小事实。故懂得传播原理的人，不空言，不高言。强调尊重客观，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象，“存而不论”；凡是社会上的客观现象，则“论而不议”。《庄子》中有如下十分精辟的议论：
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是故高言不止於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
信息中的意义核心是“道”，“道”是考察传播行为和传播效果的准则。所以《庄子》这样说：“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观而万物之应备。”
此外，《庄子》在语言发生和言语学习方面也有颇为独到的见解，如说：“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并依托孔子的话说：“婴儿生无硕师而能言，与能言者处也。”婴孩出生后，没有大师教他说话，日后他居然自己能说话了，而且能跟人们实现交际，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婴孩自小与会说话的人在一起的缘故。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传播学发现，其观点要比现代西方语言学家提出所谓“语言习得”的理论早上4000年！这里庄子学派一方面肯定了语言是后天学习来的一种功能，另一方面指出了语言环境对语言学习的重要性，这对以言语为主要手段的传播学具有重大的理论贡献。
三、《黄帝四经》的传播思想
1973年一件惊天动地轰动华人世界的大事，是《黄帝四经》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起源于战国，盛行于西汉初期的“黄学”即《黄帝四经》，曾是百家学术之一家。可是在司马迁写《史记》时，也未看到，致使黄学被淹没了5000余年都没有被历代史学者重视。西汉时期流行的“黄老”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一直是个谜。《黄帝四经》经唐兰考证，确认不是伪书，是几千年来出土以轩辕黄帝名义写的第一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