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原始人总感觉到现实生活中似乎找不到理想状态下的“处女”生殖，而试图寻找生命渊源的愿望强烈地存在，却又按照当时的文化背景无法获得圆满的解释。于是依托“地”作为人类的“父亲”是十分自然的了，因为“地”孕育万物，孕育生命，也孕育着“人”。在稍后的典籍里也有所印证，《诗经·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郑玄《毛诗笺》注释说，“祀郊禖之时，时则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于是遂有身，而肃不复御；后则生子而养长之，名曰弃。”姜嫄是炎帝的后代有邰氏的女儿，传说是高辛氏的妃子。古人相信要生育繁殖必须与大地接触，在玄鸟至之日，女子就到郊外去禋祀，希望自己像土地长出庄稼一样能生儿育女。姜嫄看见一个巨大的脚印，就踩在脚印的拇指上，于是非常兴奋好像有性交的感觉（有人道感），不久便怀孕，生下了周人的祖先——后稷，周人为她立了庙宇。姜嫄转化为生育神和丰产神，受到周人的世代崇拜。所以《鲁颂·閟宫》说：“閟宫有恤，实实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这可能是已经进入奴隶社会的周人对祖先表示的一种真诚的崇拜，也可能是对祖先杂乱性关系的有意识掩盖。这种生命传播的神话或者民歌，尽管属于虚构的产物，但客观上反映了史前时期母系社会中人类对“性”和“母”、“地”和“人”关系的认识。
生命崇拜是最原始的崇拜之一，生殖崇拜是生命崇拜的一个重要分支。我们从原始性文化中可以看到生殖崇拜的传播思想。距今5500年前的红山文化裸女陶塑和距今4300年前的马厂文化乐都柳湾彩陶瓶女祖像，就是母系氏族社会性文化凸显的确凿证据。在很多远古岩画上出现的女性人体和女阴描写，也属于性文化的标志。至母系社会后期，男性器官的崇拜也开始出现，首先是以“鸟”作为象征物，河姆渡文化中的鸟图案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男性崇拜标志，仰韶文化中的庙底沟型的彩陶文饰已经发展到以鸟纹为主体了。象征男性的鸟崇拜从此与象征女性的蛙崇拜共生共存，鸟文化进一步由东方向四方扩散。郭沫若曾经说过：“无论是凤或燕子，我相信这传说是生殖器的象征，鸟到现在都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鸟直到现在都是（男性）生殖器的别名，卵是睾丸的别名。”表示男性生殖器的词语大都与“鸟”有关联，如方言中还保留有“鸟”、“麻雀”、“鸡巴”等说法。出土文物发现不少“三足鸟”，“三足鸟”实质上是男性两腿夹一男根的异化物。
性器官崇拜的同时，出现性交形象的崇拜。生殖崇拜的传播在原始艺术里表现得尤其充分。距今约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陇东正宁葫芦彩陶瓶上，一面绘着男性人像，另一面绘着女性人像，形成男女相交阴阳合抱的样子；河南临汝出土的鹳衔鱼纹，陕西武功出土的鱼衔鸟纹，这都无疑是男女交媾的象征。而后艺术传播把生殖崇拜和阴阳交合形象进一步艺术化、美化，从蛙鸟、鹳鱼、龟蛇合纹演化为龙凤相配的绘画，甚至到汉代出现了伏羲和女娲化为神龙交尾的画像。伏羲手里托着⊥，⊥是男性性器的象征；女娲手里托着△，△是女性性器的象征。这个⊥就是汉字的“且”（“祖”的本字），△就是“也”。艺术的传播与抽象符号的传播异常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我们联想到八卦符号里更为抽象的乾卦阳爻“—”和坤卦阴爻“”。
这种以生殖崇拜为基础的生命传播方式，即使出现了伏羲与女娲的交尾图，形成双亲繁殖的初步认识，但仍然明显体现着“宗坤尊女”的传播思想。
《道德经》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天门开阖，能无雌乎？”“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下。”这种“母亲情结”一直延续到现当代，正是原始性文化传播的结果。
生命生殖符号、图腾祭祀标记、祖先崇拜象征等，其原始传播方式大致如下：岩画、崖刻、陶纹；文字、八卦、符号；祭祀、巫祝、婚丧；神祉、民俗、神话。所有传播方式都具有约定性、传承性、跨时空性，生命生殖符号除了直接表现生殖器官和偶像化男女两性祖先外，大量的是间接表现，或隐秘的暗示性标记。文化传播的方式是由传播思想决定的，在上古“性”和“生殖”始终处于或朦胧或神秘的认识，生命传播被看成是非常神圣而难以言传的一件事。随着父系社会的确立，文明程度的提高，或因为怕直露不够雅观，或因为男女情感的私人占有性，或因为对生命的留恋及对死亡的恐怖，生命传播在古老的中国一直比较含蓄，不像古希腊那样赤裸裸。这种生命传播思想，正是整个中华民族伦理观念的基础。
原始传播思想的形成
一、原始战争与原始华夏语的形成
最早的人际传播行为肯定是简单的口语、大量的身体语言以及直接的“言传身教”。正是语言这一特殊的传播符号促使了人类组织的形成、扩大和完善，使人类变成社会化的动物，变成由文化来支配而不是像动物一样受本能支配的生命体。当原始文明在中华大地全面开花时，我们无法想象他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也无法想象他们本来就是同一种人种。那么是什么传播的力量能使活跃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以及其他地区的原始人群联合到一起，编入到更大族群的人际关系网，形成更大更有效的组合呢？毫无疑问，唯有语言才使人有了一种向内心深处“引得”的能力，形成凝结理智和情感的自我传播；才使人从个体的自我感知融入族群的生存环境，成为让族群保存种姓、让后代传承经验的能力；才能把外在的世界转化为心理认知的符号，从而使人生活在一个“信息共享”的文化生态系统中。连接华夏族的自然是原始华夏语，原始华夏语的形成自然也与华夏族的形成分不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研究的成果表明，中华大地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存在。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处于东南的青莲岗文化，其生产范畴属于湖泽水耕文化，以鸟形为动物图腾，系属原始夷越人，操原始南岛语；处于西北的仰韶文化，其生产范畴属于河谷旱耕文化，以鱼形为动物图腾，系属原始氐羌人，操原始藏缅语；处于北方的内蒙三星他拉出土的红山文化，其生产范畴属于草原牧畜文化，以龙纹为动物图腾，系属原始胡狄人，操原始阿尔泰语。三大考古文明，是由活跃在古中原的三大氏族系统所创造的，三大氏族传说中的祖先或代表人物是伏羲氏太皓、有熊氏黄帝和神农氏炎帝。
三大氏族汇聚于中原，为了生存也为了扩张，相互进行了激烈的战争。无论是史前还是史后，战争历来是最强大而有力的文化传播手段和传播行为，它既是摧残文明的恶魔，也是传播文明的天使。生活在华夏大地的三大氏族曾经发生过数不清的战争，但根据传说和史书记录，曾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对华夏族的形成和发展起关键作用的战争。第一次是夷羌间的涿鹿之战，炎帝系的共工与太皓系的蚩尤“战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结果共工大败，共工不得不北上求援，与黄帝联合起来以共同对付蚩尤。第二次是夷狄间的冀州之战，黄帝在冀州之野擒获并杀死了蚩尤，然后命令少皓统领夷人各部；这次战争以黄帝为代表的牧畜民族战胜了东夷的渔蚕民族。第三次是羌狄间的阪泉之战，以农耕生产为主的炎帝与强悍而擅长马骑车战的黄帝争夺部落盟主，结果是黄帝凭着他卓越的战略战术和先进的军事武器在阪泉“三战，然后得其志”，黄帝吞并了炎帝部落，之后又乘胜向南发展，越过黄河进居江汉。胡狄系的黄帝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原始华夏族的基础，兼融了夷越系的蚩尤部落和氐羌系的炎帝部落人员。
虽然在战争上牧畜文明的轩辕氏黄帝通过军事传播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在物质生产文明上，却逐渐被先进的农耕文明所同化。黄帝之后，先后经过颛顼（夷越族）、帝喾（夷越族）、尧（胡狄族）、舜（夷越族）、禹夏（胡狄族）、殷商（夷越族为主）、姬周（氐羌族）的交替统治，政权推移而政治上强化的文明传播加速了民族融合，华夏族在中原地区逐步形成。随着四方民族的混成融合，原始氐羌语、原始夷越语和原始胡狄语也逐步融合成原始华夏语。而那些没有卷进融合大潮的部落，四散逃离，成为后来的周边民族。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黄帝与蚩尤的大战，因为这是原始华夏组形成的关键事件。在《史记·五帝本纪》里说到黄帝三战蚩尤，从经过司马迁整理后的史料看，黄帝通过战争完成了中原部落的统一，而且为了巩固和维持这个统一局面，黄帝实行了法治，对蚩尤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据1973年湖南长沙市郊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记载：
单盈才，大（太）山之稽曰：可矣。于是出其锵钺，奋其戎兵。黄帝身禺（遇）之（蚩）尤，因而禽（擒）之。剥其皮革以为干侯，使人射之，多中者赏。断其发而建之天门，曰之（蚩）尤之旌。充其胃，以为鞫，使人执之，多中者赏。腐其骨肉，投之苦酭（醢），使天下集之。上帝以禁，帝曰：“毋止吾禁，毋留（流）吾酭（醢），毋乱吾民，毋绝吾道。止禁、留（流）酭（醢）、乱民、绝道，反义逆时，非而行之。过极失当，擅制更爽，心欲是行，其上帝未先而擅兴兵，视之（蚩）尤、共工。屈其脊，使甘其箭。不死不生，悫为地程。”帝曰：“谨守吾正名，毋失吾恒刑，以视（示）后人。”
黄帝与上帝的这一段对话很有意思，大概可以算是中国最古老的“以法治国”的宣言了。黄帝把蚩尤生擒活捉后就用残酷刑罚杀害了他，先把蚩尤的脊柱折断，又剥他的皮做成射靶令人射，抽他的筋做成旗旌悬挂于城门，割下他的胃充塞杂物做成球令人踢，把他的躯体一刀一刀切割后腐为苦醢让天下人尝……记载反映了黄帝反对分裂、坚持统一的传播思想，体现华夏大一统的精神。上帝阻止他这样做，黄帝辩解说：“不要阻止我的禁令，不要抛弃我的醢酱，不要扰乱我的百姓，不要破坏我的准则。反对准则，违背天意，我一定要禁止并惩罚。”蚩尤就是因为这样，才事先没有请示上帝而让他受万般痛苦。“严格遵守我规定的法令，不要触犯我制定的刑法，以此来告诫后人。”黄帝指出，残酷的刑法是为了警示后人，谁造反、谁分裂，谁就这个下场！
但是，蚩尤统领的三苗九黎部族并没有全部屈服，进行了大逃亡，其裔民成为今彝族、纳西族、傈僳族、土家族、白族、普米族、苗族、仡佬族、侗族等西南少数民族的先民。上述各民族至今保存着的原始傩祭仪规，便是这些少数民族对蚩尤的重大纪念。傩祭最早出现于三苗后裔的周人。考“傩”字的初文，不从“亻”而从“鸟”，表示鸟的灾难；蚩尤是崇拜鸟的伏羲后代，傩祭相当于“国难日”或者“族难日”。南方少数民族用这种祭祀形式，传播了他们对祖先蚩尤的永远纪念。
黄帝实现统一后，多民族聚居于中原。如果没有共同的语言，不同部落中的成员就无法进行族外沟通和交流。为此各民族必须消除最大的传播障碍，互相努力去适应对方的语言。一个民族要表达本民族语言里所没有的新事物、新概念时，最简便的办法是借用，把异民族的语言材料照搬到自己的语言中来，以达到文化上的交流和传播。由于千百年来长期而频繁的民族接触和语言接触，民族发生了混合，语言也发生了混合。但当时的民族关系不是均衡的，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有过交叉的推移，文明发展上也不是均衡划一地前进，所以没有发生一种语言融合另一种语言，或者一种语言转用另一种语言的情况，而是经过双语和多语的过程，先是借用后是交替换用，继而扩大到语音、词汇、语法的渗透和糅合，形成了一种共同使用的新语言——华夏语。
我们从文字记录的语言材料看，当时既有南方型的中心成分在前的顺行结构：名词组合的NA 形式，如人名的祖甲、神农，地名的丘商、城濮，动物名的鸟乌、虫蝗；植物名的草芥、花红。又有北方型的中心成分在后的逆行结构：动宾组合的OV 语序或“O 是（之）V”格式以及介词后置用法，如成语“唯利是图”、“一以当十”就是古汉语特殊句法类型的残存。从语音结构分析看，不同语言借用或交替换用的结果，使双音节词演变为带复辅音的单音节，然后又消磨了辅音音缀，形成单音节的孤立型上古汉语。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终于出现了华夏族的通用传播工具——被称为“雅言”的民族共同语。
我们现在还能从古代文献《尚书》、《诗经》等著作里，发现既有与藏语同源之处，又有与阿尔泰语同源之处；既有藏语的复辅音结构，又有阿尔泰语的元音和谐特征，也有南岛语的许多对应词。统一的原始华夏语的确把来自不同民族的人结合到了新的、更大而有效的组织里，语言以其非暴力的方式传播文化，从而生成人也匡削人。原始华夏语的传播成为文明进步的动力，它以异常的速度生产同化的信息和滋生变异的信息，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柱。华夏语既是华夏族原始文明的传播工具，本身也是原始文明的传播思想的直接体现者。
二、图腾文化与传播符号的繁衍
原始华夏语和原始华夏族一样古老，它们是共生的社会现象，原始华夏语成为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纽带。但是在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里，华夏族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单凭口、耳进行交际传播的语言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声音一发即逝，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语言的传播所及范围十分有限，而且不能久远，这样大大影响了传播的效果。
一般说来，人类实现交流的原始传播媒介有三套系统：一套是理性的符号系统，包括语言文字，及绘画、音乐、舞蹈等表象系统。一套是实物系统，除与语言文字有关的声像有关的实物（如能传播信息的石磬、木鼓、牛角等）外，更重要的是凝结着人类文明进化信息的各种物质（如陶器、青铜器、玉器、墓葬、衣食等），它们本身既是文化传播的内容又是文化的载体。第三套是人体系统，包括人际传播、祭祀、墓葬、原始战争和族群迁徙等。在所有传播系统中，最能连接原始族群并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团体”的，是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图腾。图腾是超越个体的精神信仰，虽说它最初可能是一种祖先形象，但其内涵要比祖先观念更丰富；虽说它没有语言文字那样具有理性符号性质，但其传播思想要比语言文字更有权威而神圣化。图腾文化的传播意识渗透在上述三套传播系统的各种形式中，我们从汉语中的相当一部分语词，从汉字的结构或部件中，从出土的众多文物的形式和图案中，从原始祭祀活动或信仰中，从原始艺术的各种表象中，以及从人的族群姓氏和服饰中，到处能发现图腾的传播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