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君王与民众关系比喻作父母与婴孩的关系：一方面要对百姓修刑重罚，因为老百姓对事物的认识还停留在婴孩阶段，不知道头发不剃掉头病治不好，不知道脓疮不挤破溃烂更严重；另一方面要“言必行、行必果”，因为婴孩是无知的，他们的一切都是跟父母学来的，跟婴孩说话当儿戏，他们就会学成后反而来欺骗你了。前一观点，韩非强调在治理国家上不必听命于民意，而更应遵循法治；后一观点，韩非又强调了对人民要加强教育，使民众安于农耕。所以韩非的传播思想里既有消极的内容，也有积极的思想。
四、析“矛盾”非“窕言”的传播思想
韩非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造成了“言无定术，行无常议”的思想混乱，而君王们却兼而听之，无所适从，这对于社会的稳定毫无益处。他运用矛盾律和排中律的传播技巧，充分展开论辩，批评儒、墨两家称道尧舜之言论，提出“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在《难一》篇里有这样一则著名的寓言：
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盾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盾之说也。
在韩非看来，“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二者必有一非。在《难势》中他又一次引此寓言，说明社会的政治传播只能采用一种办法，因为“势治”和“贤治”是两个不相容的概念。韩非的“矛盾说”也是为控制传播服务的，他希望结束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局面，禁止互相对立的各派学说的论辩，使法家思想能独居于当时的统治地位。
韩非一方面看到了自然界和社会里大量存在着矛盾的对立物，“时有满虚，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也看到了矛盾的两个方面互相对立，互相依存，但是，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矛盾的双方的发展和在事物中的地位是不平衡的，所谓“凡物不并盛，阴阳是也”。但是矛盾的双方既对立又统一，但是在运用概念的时候则必须是明确无误的。他举出了六类情况：
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无双，故曰一。
这里所指的“道无双”，就是指“道之出”必为一。韩非并不认为矛盾的双方是平衡的，认为矛盾的双方必有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韩非主张在权衡利弊得失的时候，要考虑到矛盾的主要方面。他说：
古者有谚曰：“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爱弃发之费而忘长发之利，不知权者也。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败十万之众，死伤者军之乘，甲兵折挫，士卒死伤，而贺战胜得地者，出其小害计其大利也。夫沐者有弃发，除者伤血肉。为人见其难，因释其业，是无术之事也。先圣有言曰：“规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无奈之何！”此通权之言也。
管理国家就好比一个人要洗发，即使因此凋落一些头发，但会有利于长发；如果不舍得掉头发而放弃长发的好处，便是不懂得“权”的重要性。这又好比战争，战争要死一些人，但因此可以获得土地，换取国家的强大。利害正是这样一对矛盾，权衡“利”、“费”、“功”、“害”的轻重，应该“去其小害，计其大利”。
同时韩非还指出，矛盾双方的主要方面随着客观条件变化也会发生变化，水能克制火，但是条件发生变化，火也能反过来克制水。他举例说：“今夫水之胜火亦明矣，然而釜鬵间之，水煎沸竭尽其上，而火得炽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胜者矣。”把水限制在锅里，火就能克制水，把水烧开，因此水失去了所以胜火的条件。这是很符合辩证法的观点。韩非把这种思想应用于传播思想上，则指出言语、计谋、思维、行为、验证的五个条件：
言会众端，必揆之以地，谋之以天，验之以物，参之以人。四征者符，乃可以观矣。
韩非认为必须符合上述五个条件才能进行传播：“端”指因果关系，“地”指社会环境，“天”指客观规律，“物”指事物情势，“人”指具体对象。
正由于此，韩非认为论辩的关键是内容，在于能否抓住事物矛盾的主要方面，能否分析事物矛盾形成的客观条件。他用“秦伯嫁女”的历史事实和“买椟还珠”的寓言来加以说明：
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桂椒之椟，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
在处理“嫁女”和“嫁妾”、“买珠”和“卖椟”之间的关系时，有的人被事物表面的华丽文饰所迷惑，结果主次不分，本末倒置，成了永远遗憾的笑话。韩非借此批评墨子的言论，文采优美反而损害了文章的内容，影响了文章的价值。韩非进一步从传授两个角度分析了事物本质特性与非本质特性的关系：
语言辩，听之说，不度于义，谓之窕言。无山林泽谷之利而入多者，谓之窕货。君子不听窕言不受窕货。
韩非提出了“窕言”的概念，“窕言”指虚假不实的言论。窕言使缺乏辨别能力的听者觉得悦耳动人，往往忽视其中的内涵，不知不觉中受蒙骗。窕言就像窕货，来路不正当的财物。韩非进一步分析“窕言”对受传者的影响，他把受传者分为“小人”和“君子”两类，说：“辩，在言者；说，在听者：言非听者也。所谓不度于义，非谓听者，必谓所听也。听者，非小人，则君子也。小人无义，必不能度之义也；君子度之义，必不肯说也。”如果受传者是无义的小人，缺乏思想，就会喜欢辩言，并受到蒙蔽；如果受传者是有头脑的君子，就不会高兴，也不会受虚假信息的蒙蔽。
总之，韩非因其身世、社会背景及其学术渊源，在传播思想中渗透着浓烈法家意识，同时从维护专制统治和控制传播的立场提出的传播规则，都充分反映他的杰出思想。他发展了先秦的认识论和传播观念，也暴露出思想的阶级局限性和形而上学错误。但韩非归根结底是一位“贵族思想家”。
统一汉字与“焚书坑儒”
一、汉字功能的一次重新认识
战国时代处于长期分裂割据，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东方六国各有自己的文字形式，难写、难认，偏旁组合、上下左右也无一定的规律，严重阻碍了各国的文化交流。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接受了李斯的建议，下令对各国文字进行整理，规定凡与秦文不相符合的一律废止。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记载了这一段史实：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经》，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于是，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母敬作《博学篇》，作为标准文字范本。文字的统一，使小篆和隶书成为全国通行字体，对我国文化、政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小篆是取当时通行的史籀大篆，在形体上略加省改而成。隶书本是存在于民间的一种篆文变体，因其比较便捷，秦时应用于官狱职务工作。当时通行的文字有八种形体，分别具有不同功能：
（1）早先秦国通行的大篆；
（2）秦国法定的文字小篆；
（3）刻写在符节上的刻符；
（4）书写在旗幡、符信上的鸟书，也叫鸟虫书；
（5）专用于玺印上的摹印，也叫缪篆；
（6）特用于封缄题字及题榜书匾的署书；
（7）篆刻在兵器上的殳书；
（8）作为小篆辅助字体的隶书，也叫左书。
作为汉民族语言传播的最重要书面工具——汉字，在字形上的这一场深刻“革命”，给汉语言和汉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形成了跨时空传播的优势地位
汉字字根的基本特点在于它的象形性，也就是说人们可以从汉字的字根去辨认汉字的基本意义。由于汉字字形与意义之间的这种来自原始的联系，增加了汉字的神秘性质，汉字也就成为不容改易的神圣符号。但是，秦的统一文字，无意中打破了这种观念，使汉字摆脱这一现象，从很强的表意功能向更强的表音功能转化，成为传播语言文化和实现交际的符号。汉字的统一虽然不能改变当时“言语异声”的局面，但却阻止了方言歧异的扩大和激化，而且也推动了秦王朝政令统一的进程。
另一方面，汉字的统一使秦王朝广大疆域的民众有了共同的认知，言语异声而文字同形，从而扩大和完善了它的超越时空的交际作用。尤其是汉语经过汉字的包装，掩盖了汉语众多的方言分歧，也掩盖了汉语变化的历史轨迹；在它统一的外形下，其书写符号给了我们永恒的、稳固的感觉。而且，汉字的统一使有可能游离于语音之外，在不同方言中可以有不同的读音，却有共同的认知，这就使它千百年来能在中国方音不通的人们之间发挥独特的传播功能。
（二）加强了汉文化传播的启蒙功能
我国文字自夏代以前已无可资证，殷商文字尚可见于甲骨文，西周文字大多刻于金石。至春秋战国时期，大致已有两类成熟的汉字：一类流行于东方，即《说文解字》中提到的“古文”；一类流行于西方，即西周之籀文。从殷商到先秦历1000余年，其中文字经历了许多沿革，有繁简变化，有正反变化，有因革变化，有存废变化，但总体结构没有本质的变异。只是自秦统一文字始，逐步形成了汉字形义分离的动力，尤其是对字形的统一，以及如前述在不同场合、因不同用途而出现的形体分化，更加强了传达象征意义的特殊功能。
秦时出现的《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童蒙识字教科书，这三部书无疑在传播汉语言文字和汉语言文化上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汉书·艺文志》这样记载：“《仓颉》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爱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
由此可见，秦时已经有常用汉字3300个之多，以此作为文化人必须掌握的基本文字量。这些书有的四言六言，有的五言七言，而且文句谐韵，不作字形、字音、字义解析，读来琅琅上口，仅仅为了儿童学习识字、记音和书写，完全适应了启蒙传播的需要。它们启发了后世的童蒙教本《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
（三）突显了历史传播的“活化石”身份
语言既包含一个已定的系统，又包含着一种演变：在任何时候，它都是现行制度和过去文化的产物。文字的保守性则要强得多，汉字的统一更使它在适应语言的统一性基础上，不仅弥补了口头语言在表现世界方面的贫乏性，而且使口头语言因与思维不同步而可能出现的凌乱得到了修正。这里特别要提的是，汉字字形的统一和稳定，使人们有可能从它的形体去追溯已经消逝的语言文字所记录的历史踪迹。汉字将以“活化石”的身份展示汉民族的生态变异过程、历史活动和心理印迹。
在秦以前的儒家学术思想中，始终存在以字证史和以字疏义的学风，它成为古代汉语治学的传统，人们从解析汉字形体来理解汉字字义，并充分发挥意会的思维能力。章太炎《国故论衡》的《原儒》篇说：“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何以明之？……明灵星舞子吁嗟以求雨者谓之儒。……古之儒知天文占候，谓其多技，故号遍施于九能，诸有术者悉赅之矣。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里教以道艺者，私名为儒。”“儒”从“需”，“需”从“雨”，“雨”从“天”，从而一步一步推演“儒”的基本意义及其意义的派生，这是透过文字字形来揭示文字内涵的典型例子。秦始皇统一文字，就遏止了汉字的进一步分化和演变，使汉字以凝固的形态展现在世人面前，绵延千年，从而使后人有可能从汉字的形体去追溯它的历史，汉字成了汉语言文化的“活化石”。尽管这不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初衷，但客观上正起着这一独特的作用。
二、控制传播的消极措施“焚书坑儒”
统一汉字和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控制传播而采取的两项重大政治措施。如果说前一项给中国的文化传播带了永远的光荣，那么后一项则给中国的文化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大摆酒宴，同时进行朝议。70名博士进酒为之寿，并纷纷面谀献辞。博士齐人淳于越建议秦王仿效古法，分封诸侯。
其时丞相李斯说：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鲸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首先，李斯指出传说的三皇五帝也并不法古，理由是时移事变，更何况秦始皇开创的是不同于以前的社会制度，因此无从仿效古人，也不必仿效古人。接着李斯指出当前的政治要求和现实状况，当前的政治要求是：一要统一法令，二让百姓安心务农务工，三让读书人学习法律宣传禁令；但当前的现实状况却是：一些读书人不学习当今法令而去读古人的书，用来批评当代社会，造成百姓思想混乱。李斯进一步批判淳于越的观点，分析说：古时候因为天下散乱不能统一，所以诸侯并起，致使人们说古非今，以假乱真，个人夸大自己的学问，批评上层社会的一切政令措施。现在天下已经统一，是非黑白完全可以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但是社会上仍然存在着非法的私人教学，以自己的观点随意地非议当今政令，制造群众舆论，如果不加以禁止，就有可能出现结党营私，削弱皇帝的权力。最后李斯提议把不符合秦王朝体制和思想的书予以全部销毁。
李斯提议的“焚书”还是有原则的：
第一，允许政府图书馆收藏一些古代经典书籍，允许博士研读儒书和研究儒学；第二，焚毁民间图书，其所禁范围主要包括《诗经》、《尚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医药、卜筮和农艺方面的书则不在焚毁之列；第三，采取强有力的行政措施，强调在下令30天后还不焚毁那些书的话，就处以鲸刑（脸上刺字），罚做苦工。两人以上谈论儒书的，一律处决；凡利用古人观点批评当今社会的，全家斩首。发现情况不加检举的，同罪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