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官，不以国，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
这段话指出古人命名都有所依托，但是由于周代有着传统的名讳制，所以往往越是用伟大的事物来命名，越容易因名讳而被废弃。一般老百姓如此，君王的儿子更如此，取的名大，可能影响国家的体制。例如晋僖侯名司徒，继位后为避讳把官职“司徒”改成了“中军”；宋武公名司空，因避讳只好把官职“司空”改成了“司城”。
（二）关于军事旗鼓的传播思想
《庄公十年》齐鲁长勺大战，曹刿在战场上向鲁庄公论述军事传播中战鼓的功用，他要求军队在敌方战鼓敲响三次的时候才进行回击，庄公听从了他的意见，终于大获全胜。曹刿这样解释：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衰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战鼓，是军事指挥的传播信号；车辙和军旗，是军事行动的传播信息。曹刿通过鼓声三传、车辙混乱和军旗披靡等军事传播的征兆，获得军事信息，判定敌人的军心已动摇，兵力已疲惫，于是指挥军队出击，取得了成功。
（三）关于史书记事的传播思想
史书记录的是当代的事情，但它是留给后人看的，供后人参考借鉴用的，因此史书记事一要求真实，二要求重大。《春秋经》记：鲁桓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诸侯的社祭一般不写进史书，但齐国借社祭来聚集军队，搞军事演习，而鲁桓公还出席观看，很反常。左丘明认为这一事件不符合礼仪，所以史书特地记录下来。由此《左传》进行分析并借曹刿之口发表议论：
公如齐观社，非礼也。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
“礼”是用来统一民众的，“会”是推动上下团结和规定贡赋多少的。诸侯有王事，君王巡省四方，以及举行重大的祭祀或朝会，不是不能进行。但是君王的言行一定要记录在史书上；写下来的事如果不符合礼仪法则，那么后代看了会怎么想呢？所以在《春秋经》里，有的小事要忽略不书，有的史事要避讳省写，有的大事要掩恶扬善，字句斟酌非常讲究。如隐公三年《经》：“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左传》指出：“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袝于姑。
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周天子平王死后三天报丧，所以史书上记录了报丧的日子。而鲁隐公的母亲声子死了，因为她不是正妻，死后没有按照君王母亲的礼仪安葬，所以史书里不称“薨”，不称“夫人”，也不提“葬”。此类例子可见《春秋》对什么“书”什么“不书”，以及“如何书”，都有严格的传播规则。而且用字非常讲究，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四）关于“文以足言”的传播思想
晋公子重耳出亡期间，介子推随行有功。晋文公欲赏赐随亡人员，介子推拒绝受赏。《左传·闵公二十四年》有他与母亲的一段对话，他母亲劝他去领赏，即使不领赏也要让晋文公知道自己的想法，介子推回答说：
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介子推认为，言语是立身的表现，既然自己不想做官，那么就不用多说了。关于言语传播的作用，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也有反映。那年冬，郑国子产向晋国奉献战利品时，晋人责问他为什么要侵犯陈国这样的小国家，指责他为什么穿着军装来拜见，子产一一回答，应对如流。晋人还想为难子产，赵文子说：“其辞顺，犯顺不祥。”于是接受了子产的献礼。孔子对此引用《志》书上的话有一番评述：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意思是说：言语是用来表达心志的，而文采是用来充实言语的。如果不说话，谁能知道你的心志呢？如果说话没有文采，那么行事也就不会影响深远。这里阐述了心志与言、行的关系：心里想的要说出来，说出来别人才知道；不仅要会说，还要说得有文采；言语有文采，行动有规范，才能产生久远的作用。
（五）关于“言信有征”的传播思想
昭公八年春，晋国传言魏榆城的石头在说话，晋侯不信，问师旷。师旷说：“石头是不会说话的，也许是有所寓意。老百姓传言一多，走了样了。”师旷乘机讽喻正在大兴土木修筑宫殿的晋侯说：
作事不时，怨渎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凋尽，怨渎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
叔向听了师旷的话，有所感慨地说：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故怨远于其身；小人之言谗而无征，故怨咎及之。《诗》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巧，巧言如流，俾躬处休。”其是之谓乎？指出民怨传言来自于管理者的恶行。这里从传播角度告诫说：君子说话必须真实，要令人可信，而且付诸行动，才可以避免招致民怨；小人言语不谨慎，说话不算数，所以常招来民怨和灾祸。正如《诗经·小雅》的诗句所言，可悲的不是不会说话，可悲的是言语出自口舌而非内心，反而累及自身；值得嘉美的是不仅能说出好道理，而且善于表述如水之转流，给自身也会带来美好。这充分说明口语媒介的传播在内容真实、言语技巧方面的重要性。
（六）关于令名令德的传播思想
春秋时期诸侯之间常以聘礼往来，以表示友好。当时中原强大的晋国由范宣子主政，他不是把聘礼看作是国家间友好交往的象征，而是十分看重各国使者聘礼的多少。叔孙豹和子产因此批评了他。叔孙豹说：
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副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子产说：
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毋宁使人谓子“自实生我”，而谓子“子凌我以生”乎？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
叔孙强调说：名声是道德的载体，美好的品德随着美好的名声一起传播，国家才能稳定巩固。名声、品德和行为三者的关系是，思想立德第一，行动立功其次，口舌立言第三。因此，提出不要把物质利益看得太重，重利轻名贱德，最后将把自己毁灭掉。子产指出，美德来自宽大的胸怀，美名来自美德，美德靠美名得以传播。他进一步以象为例，指出象所以灭种，因为象牙太贵重了；人们看重象牙，使得它难逃杀身之祸。从而暗示注重物质利益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轻则亡身，重则亡国。
（七）关于“学而后入政”的传播思想
关于权力传播，《左传·襄公三十年》有一个生动的事例，讲郑国大夫子皮想让自己的儿子尹何去做官，征求子产的意见。子皮说：“我很爱我的儿子，他不会背叛我，所以我想让他去管一个县，一边做官一边学习。”子产反对说，别人爱自己的子女就给他实际利益，哪有像你这样把权力交给他的？政治这东西，就像一把刀，弄不好会伤害了自己。接着，子产用生动的比喻指出，学习织锦，可以一边学一边织，而政治不同，它是一种权力传播，关系到百姓的生命安危。这好比打猎，从来没有受过骑马射箭训练的人去打猎，心里充满害怕，哪能有所收获。他说：
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者制焉？其为美锦，不亦多乎？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猎，射御贯，则能获禽。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厌覆是惧，何瑕思获？
子产反对把“权力”随意地交给没有政治经验的人，认为学习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不可缺的过程，必须先学习，后从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八）关于言行规范的传播思想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赵简子向子产请教什么叫“礼”，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他认为礼仪就是天地人三者之间的有序行为，天地的规律，人们都要遵守它；遵守了它，那么天就明朗，大地的特性就得到发挥。接着他指出：人的天性有喜怒哀乐，喜怒哀乐一定要有所表现，它是人们对事物好恶感情的发泄。“礼”就是要对人们的这种感情加以合理的制约，既要使之符合人的天性，又要使之符合社会的规范。他说：
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
《左传·隐公三年》中就“礼”在伦理关系上的表现也有阐述。卫庄公宠妃厉妫的儿子州吁好勇斗狠，但庄公不加谴责，石碏进谏说：
臣闻爱子，教子以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无乃不可乎？
石碏认为对子女必须进行教育，不能无原则地宠爱，提出伦理秩序和精神道义的“六逆六顺”。前“六逆”指出了社会在人际关系上存在的基本矛盾：卑贱的妨害高贵的、年少的欺凌年长的、疏远的挑拨亲近的、新人离间旧人、小国加兵大国、淫乐毁坏道义等反秩序的行为；后“六顺”指出了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的“三伦”关系，以及应该做到的道德规范。
三、最早的国别史——《国语》的传播思想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作者是谁，历史上多有争议，但无结论。《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都记载《国语》为21卷，按国别分，有《周语》3卷、《鲁语》2卷、《齐语》1卷、《晋语》9卷、《郑语》1卷、《楚语》2卷、《吴语》1卷、《越语》2卷。它开创了以国分类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寿的《三国志》、常璩的《华阳国志》、崔鸿的《十六干国春秋》、吴任臣的《十国春秋》等，都是《国语》体例的发展。
《国语》以记述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各国贵族言论为主，通过各有风格、各有特色的语言来记载重大的历史事件、塑造不同的历史人物。内容包括内政、外交、战争、谋略，以及社会上的人心向背等。由于《国语》善于记录一些历史人物的精彩的言论，用来反映重大的社会问题，故而触及传播范畴的内容比较多，范围也比较广。
（一）重视民众舆论和开放言禁的传播思想
周厉王暴虐，国内百姓纷纷抱怨，厉王派了个卫国的巫师来监听百姓的怨言，如有背后指责的，就杀掉。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周厉王以为这样已经消除了百姓的怨言。邵公说：
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邵公用河川作比喻，指出对待民众的怨言，只能疏导，不能堵塞，开放言禁，舆论自由，才是真正有效的治国之策。又周景王愕然十三年，景王要铸一口大钟，不顾单穆公的反对，仍然坚持。大钟造好了，景王听着洪亮的钟声很得意，州鸠站在单穆公一边进行劝谏：
民所曹好，鲜其不济也。其所曹恶，鲜其不废也。故谚曰：“众心成城，众口铄金。”
他指出，民众一致认为好的，很少有不成功的；民众一致认为不好的，很少有不被废弃的。所以谚语说：“万众一心，坚固如城；众口一词，化铁铄金。”实际上提出了“民意”和“民怨”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强调了舆论对政治成败的影响力。
晋惠公昏庸无道，民间出现了讽喻的歌谣。后来，奸臣死的死、祸的祸，晋惠公也在韩国丧命。郭偃说：
夫众口祸福之门。是以君子省众而动，监戒而谋，谋度而行，故无不济。内谋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习，戒备毕矣。
他从民谣和晋惠公的结局发出感叹：民众舆论是国家灾祸和幸福的关键。因此君子要重视民众舆论而后有所行动，要监督和警戒民众舆论而后有所谋划，谋划必须适度而后采取措施，这样就没有不成功的。充分说明民众舆论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
（二）重视教育功能和因材施教的传播思想。
《国语·晋语》记载：
文公学读书于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闻则多矣。”对曰：“然而多闻以待能者，不犹愈也？”
胡为文，益其质。故人生而学，非学不入。……夫教者，因体能质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御浦而后大。
晋文公读书，学了几天，以为自己不出门，什么都懂了。老师告诉他：“如果满足于书本的知识，那就错了！”后来晋文公问胥臣，说一个有8种生理缺陷的残疾人，能不能教育他。胥臣说：我没有能力教他。教育使人的本质增加文采，所以每个人生来都要接受教育，不学习就不行。但是像那种有生理残疾的人，必须进行特殊教育，例如耳聋的让他学哑语，体弱的让他学体育，根据他的体能素质进行合适的教育，就像山泉有它的源头，疏通河道就能使它洪大。
楚庄王想教育他的儿子箴为善，叫士亹做老师，士亹说：
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将至；若不欲善，善则不用.故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汤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奸子。夫岂不欲其善，不能故也。士亹认为为善首先要太子自己从内心有所追求，否则别人是说不进去的。指出了教育只能通过学生的内因的动力才发挥作用，教育不是万能的。楚庄王又去请教申叔时，申叔时说：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若是而不从，动而不悛，则文咏物以行之，求贤良以翼之。……则明施舍以导之忠，明久长以导之信，明度量以导之义，明等级以导之礼，明恭俭以导之孝，明敬戒以导之事，明慈爱以导之仁，明昭利以导之文，明除害以导之武，明精意以导之罚，明正德以导之赏，明齐肃以耀之临。若是而不济，不可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