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布尔的失败正是由于他的知识和经验，使他形成了一种格式化的思维模式。在遇到新的问题时，习惯上使用旧知识和老办法，去解决新的问题，这当然很难行得通。
所有的问题，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种流质的东西，没有固定的套路可供参考和借鉴，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再处于僵死的状态，用一种守株待兔的呆板方式去围绕问题打转转，不闹出盲人摸象的笑话来，也会是盲人骑瞎马，一路跌跌撞撞，除此又能奈何？
人类的思维，本来是极为活跃和灵动的。也正因为它的活跃和灵动，才生出许多震古烁今的伟大创造来，这方面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但有的人为什么对一些新形势、新问题束手无策呢？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照本宣科、不知变通。对什么都套用自己旧的经验和知识去按图索骥，适用的就解决了，不适用的就找不着北了，而从来不怀疑自己的知识是否还适合现在的形势，不明白自己的经验早已陈旧不堪。
如今的时代，是知识更新换代极快的时代，对旧的知识心怀眷恋，抱残守缺，是我们很多人的一大通病。
有些坛坛罐罐，既然不是件古董，那么，对于搬入新居的我们来讲，该舍弃的就舍弃吧。
毫不心痛地丢开它！干干脆脆地丢弃，轻松上阵更好！即使你遇到的是品位极高的金矿，要记住不是所有的矿砂都能炼出金来，所谓吹尽狂沙始见金；即使你拥有的是宝库，但你要知道，也不是里面所有的东西都适合你。
放开才是思维方式
但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从思维上都进行复杂的分析研究，层层叠叠地“深加工”下去，却会令人头痛和茫然。
思维方式放开了，转变了，自己的眼界也就开阔了。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个条分缕析的时代。
比如我们的生物学，下面又分为界、门、纲、目、科、属、种；我们的医学，又分为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放射科、儿科、牙科等等。这样繁复而浩大的分类，在科学上，应该说是一种进步，因为它能令科研人员有的放矢。但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从思维上都进行复杂的分析研究，层层叠叠地“深加工”下去，却会令人头痛和茫然。
西汉时，孙宝担任京兆尹。
有一次一个乡下农民进城赶集市，于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不小心碰翻了一个卖油炸馓子的摊儿，满桌的馓子滚落地上，立时摔了个粉碎。地上到底有多少个馓子，已没办法数清了。
摊主抓住农民不放，非让他赔不可。呼啦啦围上好多看热闹的。
农民认赔50个馓子的钱，可卖馓子的坚决不干，说他的馓子至少也有300个，赔50个，没门！
两人各执一词，争得面红耳赤却无结果。
围观的人虽然很多，吵吵嚷嚷光看热闹，却也想不出一个解决纠纷的办法来。
这时孙宝正好经过这里，大家便请他来处理。
孙宝不慌不忙，叫手下人从别的摊上买来一个馓子，并称了重量，随后又叫手下人把地上的碎馓子都收起来，称出它们的重量，然后，他用这些碎馓子的总重量除以一个的重量，得出了馓子个数，最后。他叫农民按着这个数赔给摊主钱。
孙宝对这件事的处理，众人无不称赞，就连卖馓子的小贩也佩服得五体投地。
其实生活中的许多看似非常复杂繁琐的问题，都可以简化处理的。孙宝就是将不可能办到的“馓子个数”问题，巧妙地转换成“称馓子重量”的可以办到的问题，使纠纷得以圆满解决的。
众所周知，大发明家爱迪生一生发明很多，非常繁忙，许多他认为比较容易办的问题都交给助手阿普顿去办，阿普顿可是一所著名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呢。
一天，爱迪生吩咐阿普顿测量一个灯泡的容积。阿普顿接过灯泡量了又算，算了又量，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算得这位高才生满头大汗。当爱迪生问他算好了吗时，他回答只算好了一半。
爱迪生见这位助手认真的样子，笑了。他教阿普顿说：“你往灯泡里注满水，然后把水倒入量杯中，一看刻度不就知道灯泡的容积了吗？”
阿普顿这时才恍然大悟，如同刚从梦境中出来。
爱迪生用的方法是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转换成一个简单的问题，即将不好办的“测量灯泡容积”的问题，转换成“看量怀刻度”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使问题轻而易举地得以解决。
19世纪末，法国园艺家莫尼哀想为自己设计一个牢固坚实的花坛。
可是对于如何设计制作花坛，他可一窍不通，作为一名园艺家，对植物他是了如指掌的。
于是，他将花坛的结构转換成自己熟知的“植物的根系”来思考：盘根错节的植物根系，因为牢牢地和泥土结合在一起，才使植物枝繁叶茂，成长茁壮。他将土壤视为水泥，植物的根系视为根根钢筋；并将土壤包裹根系转化为用水泥包裹钢筋。经过反复演练，不仅制成了坚实牢固的新型花坛。而且在世界建筑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新型建筑材料——“钢筋混凝土”，也就由这个建筑业的门外汉发明了出来。
莫尼哀用的是把自己生疏的“制作牢固坚实的花坛”问题，转换成自己熟悉的“植物根系与土壤的关系”的问题，不但使问题得到解决，还顺手牵羊地发明了“钢筋混凝土”，真可谓一举两得。
复杂而匆忙的社会，简单的生活方式成了人们的一种时尚。
把那些如过眼烟云一般毫无用处的虚名搁置一旁，把那些这个利、那个利的先抛开，思想上的包袱就打开了，就不再沉重和压抑了。简单就成了一种洒脱和从容大度。
思维方式放开了，转变了，自己的眼界也就开阔了。
活着，越简单、快乐越好！
不断调整看问题的角度
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经济基础各异，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会不同，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也就自然而然地千差万别了。
德国著名科学家尼采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不要停在平原，不要登上高山，从半山看，世界显得最美。
梯田还是那块梯田，牧童也还是那个牧童，白云依然是那朵白云，为什么站在半山腰，世界就最美？
这是一个角度的问题了。爱好摄影的朋友都知道，选取的角度不同，照出来的效果是绝对不同的。每一幅摄影作品的佳作，都是最好的角度的取材结果。
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经济基础各异，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会不同，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也就自然而然地千差万别了。
比如，一个酒瓶里仅剩下了半瓶酒，有的人会认为真倒霉！只剩下半瓶了，于是就垂头丧气，情绪低落。另一些人会说“太好了，还剩下半瓶哩！”，认为剩得很多，于是精神振奋，情绪激昂。
这是指两个以上的人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观察角度，其实，就是同一人，对一件事看的角度不同，其结果也常令人啼笑皆非：
请看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说的一个段子。
一个小青年看见邻居大妈手里拿了一张灶王爷的画像，心里好奇，上前问道：“大妈，你买这张灶王爷像花多少钱呀？”
大妈听了不高兴了。“年轻人不会说话，这灶王爷像能说买吗？得说请！”
小青年一听，即改口：“对！对！不能说买，得说请，那大妈您请这张灶王爷像花了多少钱呐？”
老大妈把手里的灶王爷像一抖，嘴角一撇：“这么一个破玩意儿，八毛！”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原因很简单，看灶王爷的角度变了：大妈以迷信的角度看它，灶王爷像那是神的象征，必须毕恭毕敬，那可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呀。从商品经济的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大妈认为它只是一张小小的不值几个钱的印刷品，不但没有了敬意，反倒勾起了对小商贩的怒气。其结果注定要南辕北辙了。
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也常常导致解决问题的方法千差万别。
据说有三个青年到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家去作客。闲聊中三个人都认为自己最聪明，争得不可开交：于是托尔斯泰决定出一道题考考他们，谁做得快而且正确的话谁就最聪明。
三个青年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托尔斯泰的问题是这样的：
从前，有一农夫，他死后留下一些牛，他在遗书里这样嘱咐：
妻子：分得全部牛的半数再加半头；
长子：分得剩下的牛的半数再加半头，所得的牛是妻子得牛头数的一半；
次子：分得剩下的牛的半数再加半头，所得的牛是长子得牛头数的一半；
女儿：分得剩下的牛的半数再加半头，所得的牛是次子得牛头数的一半。
条件是一头牛也不准杀，正好全部分完。
托尔斯泰笑着问：“你们算算到底是多少头牛？”
甲青年立即先假设农夫死时是留下20头牛，然后按着遗嘱对妻子、长子、次子、女儿所分配的数量逐一检验、核对，发现不符，然后匆忙进行第二种假设……
乙青年利用解方程的办法，列出了一个很复杂的方程式，颇为繁琐地算了起来。
丙青年却采取了另一种算法，倒过来先算女儿所得的牛数，其他人的也就一目了然了。
他是这样算的，既然一头牛也没杀，又没有剩下，那剩下的牛的“半数”加上“半头”刚好分完，非常明显，只能是1头牛了。
次子：女儿得的牛是次子的一半，那反过来说，次子得牛的头数就应该是女儿的一倍，即为2头。
长子：次子所得的牛是长子的一半，那反过来说，长子得牛的头数就应该是次子的一倍，即为4头。
妻子：长子所得的牛是妻子的一半，那反过来说，妻子得牛的头数就应该是长子的一倍，即为8头。
他们四人得牛的总数即为：1+2+4+8=15头，可见农夫留下的牛的总数为15头。
这时甲青年已累得满头大汗，可还一脸茫然；乙青年虽然运笔如飞，却眉头紧锁，只有丙青年和托尔斯泰面带微笑而神情悠然。
三个青年谁最聪明，早已不言而喻了。
很显然，上面这个问题如果站在先解决“妻子”得多少牛的角度上，问题是比较难解决的，真正解决起来，棘手而繁复。而站在先解决“女儿”得多少牛的角度，就非常简单而轻松。
因为事物的本身是由许多方面和许多特点构成的，彻底地解读它，对某一个角度来讲，会觉得非常困难。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着眼就会觉得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找准“切入点”的含义。
创新，主要指改变思维方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筋一定要灵活，不要钻牛角尖。
解决问题需要创新，就是需要找准“切入点”，这和打蛇打在七寸上，是一个道理。
形象思维可以展开想像的翅膀
对于某些事物的探索和研究，有时单靠简单的逻辑推理已不能解决问题，常规的实验更是无从做起，这时，就要凭借我们的形象思维来展开想像的翅膀，使我们的认知能力和水平来一个质的飞跃。
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世上根本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这就需要人们随着思考问题的逐渐深入和涉及问题领域的日趋扩大，而改变原来固有的思维方式。
对于某些事物的探索和研究，有时单靠简单的逻辑推理已不能解决问题，常规的实验更是无从做起，这时，就要凭借我们的形象思维来展开想像的翅膀，使我们的认知能力和水平来一个质的飞跃。
17世纪，意大利著名的物理学家伽利略在实验中发现，当一个小球从第一个斜面滚下而又滚上第二个斜面时，小球在第二个斜面上达到的高度。略低于它在第一个斜面未向下滚动时的高度。
伽利略断定，这是由于小球与斜面之间的摩擦力造成的。
他开始想像：小球无限地光滑，斜面也无限地光滑，小球在斜面上滚动时一点阻力也没有了。这样，小球从第一个斜面滚下，再滚上第二个斜面，它滚下两个斜面所达到的高度必然是相等的，而且不管两个斜面的倾斜度大与小，都是如此。
他接下来又想像：如果第二个斜面不再有倾斜度，也就是成了一个平面，那么，小球从第一个斜面滚下来后，它将沿着无限长的平面以恒定的速度一直运动下去，也就是将会出现“动者恒动”的现象。
他的这个想像被公认为是合理的，并经过深入研究，最终建立了物理学上的运动第一定律。
我们可以这样说，物理学上的运动第一定律，不是通过实验证明出来的，因为它根本就无法实验，而是伽利略想像出来的。
想像不但在科学研究中、文学创作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就是在对商品的市场定位上，同样也具有极强的作用。
解放前，我国的化学工业有“南吴北范”之说。
“南吴”，指的是南方的吴蕴初，“北范”指的是北方的范旭东。吴蕴初，江苏嘉定人。他在上个世纪20年代，曾与人合作在国内首创味精厂，后来被人们称为“中国味精大王”。
他在最初为其出产的味精命名时，大费了一番脑筋。 因为我们中国向来就有“名不正，言不顺”之说。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要给商品在市场上来一个准确“定位”。
在此之前，中国不能生产味精，占领中国市场的是日本的“味之素”。吴蕴初想，中国的东西没必要跟在东洋人屁股后面叫什么“味之素”，但那又叫什么好呢？
中国人习惯将最香的东西叫香精，把最甜的东西叫糖精，那就把味道最鲜的东西叫味精吧。他接着又想，生产的味精该叫什么牌子呢？他根据味精是植物蛋白质制造的，是素的东西，联想到吃素的人；由吃素的人，他联想到他们一般都信佛；佛住在天上，为佛制作珍奇美味的厨师自然是最好的，于是他决定将他生产的味精取名为“天厨味精”。
天厨味精问市后，通过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以及后来正好赶上国人抵制日货，“完全国货”的天厨味精不久就声名鹊起。
吴蕴初由味精是“素”的东西，联想到“吃素的人”，又联想到“信佛的人”；由“信佛的人”，再联想到“天上的佛”。再联系到“天上的厨”，这样一环紧扣一环，实在令人称道。而一个人的想像力丰富，也往往能给人带来好运。
两位美国专家，一道去埃及参观金字塔，白天游玩了一整天，晚上就早早地住在了一个小镇上。
专家甲留在房间里专注地写日记，专家乙则独自一人到夜市去溜达。闲转中，他无意中发现路旁有一位老太太在卖一只黑色的玩具猫，据老太太讲，这“猫”是她的祖传之物，若不是孙子得了急病无钱医治。还真舍不得拿出来卖呢。
“那多少钱？”
“500元。”
专家乙漫不经心地把玩着，突然他的眼睛一亮，他发现了什么？原来猫的两只眼睛是两个巨大的珍珠！他还价300元就买“猫”的两只眼睛，老太太急着用钱便勉强同意了。
专家乙把“猫眼”带回旅馆，眉飞色舞地向专家甲介绍了得宝经过。专家甲听完，连忙放下手中的笔，赶快去用200元买回了那只无“眼”的“猫”。
专家乙讥笑专家甲太傻，花200元买一只铸铁的“猫”，太不划算了。
专家甲不理他的唠叨，取出一把水果刀，轻轻朝“猫”身上一刮，立时，一缕灿灿的金光骤然迸射。他大喜地叫道：“果然不出我的所料，这只猫是用黄金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