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跟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本应在共产党执政后扮演民间外交使者的他们，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变成了猪八戒照镜子——两头不是人。
麦卡锡主义、冷战和“文化大革命”是老友们遭受痛苦的主要缘由，他们成为最孤独的一批人，在哪里都会被怀疑成“间谍”。
与此同时，一批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物陆续登场，成为了中国人民的“第二代老朋友”。
新旧之交
曾经写诗赞美“时间开始了”的胡风成了“反革命小集团头子”，恰如曾经写书让中国共产党广为人知、赢取广泛支持的老朋友斯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竟成了“不受中国欢迎的人”。
“时间开始了——毛泽东他站到了主席台底正中间他站在飘着四面红旗的地球面底中国地形正前面他屹立着像一尊塑像……”
很多年后，当人们回顾公元1949年秋天的中国时，依然会惊叹于胡风在这首长诗中的神来之笔。是的，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新政权的时间开始了。
当时在新华社国际部任职的李慎之参加了标志着“时间开始”的开国大典。9月30日，他被派到天津去迎接以作家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如上文所述，这个团队是典礼上罕有的外国贺客。
后来，当李慎之读到胡风的诗篇时，感到胡将他心中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感情表达出来了。
“我完全了解胡风那时的思想和心理。而且绝不止胡风和我两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门广场的每一个人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从此彻底告别过去，告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告别落后、贫穷、愚昧……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自由、平等、博爱的路，新民主主义的路；不仅如此，后面还有更神圣的事业，我们将建设社会主义，还要建设毛主席所说的‘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世界上只有苏联走了这条道路，有苏联作样板，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一定可以不久就赶上苏联，与它并驾齐驱，然后再把全世界——什么美国、欧洲、印度、非洲……都带上由社会主义而达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去。”开国大典整整五十年后，李慎之曾如此回忆。
心系着中国命运的老朋友们在世界各地关注着来自东方的消息。他们也和李慎之、胡风们一样，认为中国迎来了彻底告别过去的新生。
在美国，犹太记者爱泼斯坦正在《联合劳动新闻》担任总编辑。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他来到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一家录音店，录下了自己演唱的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之后，在爱泼斯坦和其他人士的共同推动下，美国刊物《远东之光》上出现了五星红旗的照片，这也让《远东之光》成为美国第一份印有新中国国旗的出版物。
同样是在美国，因病于1941年回国的“天生的鼓动家”史沫特莱居住在纽约的一家旅馆里，生活拮据，只能靠自己做饭省钱。然而，1949年9月末的一天，她破天荒地打电话给好友石垣绫子夫妇，说要请他们去下馆子，共进晚餐——原来，她得到了从大洋彼岸传来的好消息。
石垣绫子夫妇了解史沫特莱的经济困难，婉拒了她的邀请，并请她到他们家里来聚一聚。于是，史沫特莱带来了一只大大的圆形蛋糕，以及一瓶杜松子鸡尾酒，说是要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而干杯。石垣绫子夫妇看到，这位从来都是喜怒形于色的美国记者红光满面，喜气洋洋，与前些天沮丧的样子判若两人。
从10月1日起，一连三天，史沫特莱一直守在收音机旁，收听来自共产党新中国的消息。之后，她给朱德写了一封长信。
“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像老样子那样了。我活到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能够这样讲的人是不多的。这件事本身就足够一辈子受用了。我没有做到的，其他人将会完成。
我希望您和毛还是三十岁，但是，我也知道在你们的前头仍有很多岁月。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在信的结尾，史沫特莱这样写道。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身体原因，史沫特莱“亲一亲中国土地”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如史沫特莱所言，“世界再也不会像老样子那样了”。然而，中国在“时间开始”之后的新样子，却也出乎很多人的预料——无论是中国人李慎之、胡风，还是斯诺、斯特朗等外国老友们。
“我绝对想象不到，而且可以肯定胡风自己也绝对想象不到的是，六年后他竟被毛主席御笔钦点为‘国民党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子，从此锒铛入狱，沉冤莫白了四分之一世纪，直到胡风去世三年后的1988年，这个案子才最后昭雪平反。”李慎之回忆说，“我当时绝对想象不到的还有，建国八年后，从来没有成份问题，也与历史问题无缘，且一贯被评为‘模范’的我自己，竟被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照毛主席的说法，‘右派分子实际上就是反革命分子’，称右派分子不过稍示客气而已。‘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居然应验到了我身上！”
曾经写诗赞美“时间开始了”的胡风成了“反革命小集团头子”，恰如曾经写书让中国共产党广为人知、赢取广泛支持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竟成了“不受中国欢迎的人”。直至七十年代，时局再次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斯诺才又一次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并和他在国庆日一同出现在那个曾经举行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广场。
只不过，比起李慎之和胡风的遭遇，斯诺们的遭遇有着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背景。在美国、苏联和中国等大国政治的微妙关系之中，弱小的个体难以避免被挤压、被放逐的命运。
“间谍”史沫特莱
“没有确凿的证据，往美国公民脸上抹黑的做法不是政府的政策。美国的正义在于不论何时何地都要保护没有犯罪证据的公民的清白。”
本来，史沫特莱可以在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之前到新中国看一看。
这位急切想要回到中国的美国记者，从1949年7月起就开始申请出国护照，但屡屡遭到拒绝。负责签发护照的工作人员对史沫特莱的律师罗格说：
拒发护照是因为她是“共产党人”，是“苏联间谍”。
“间谍”的指控来自美国军方高层。1949年2月10日，美国陆军部发言人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散发了一份文件，该文件根据东京麦克阿瑟总部情报部长威洛比将军的报告编写而成，内容指向所谓的“国际性苏联间谍集团”。其中，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名字赫然在列。据称，她是一个“无固定具体任务的苏联间谍”“至今还逍遥法外”“没有逮捕归案”。
一时间，身为记者的史沫特莱自己成为了新闻人物，美国各家大报都在头版讨伐她的“间谍”行为。
史沫特莱本人坚决否认这项指控。就在2月10日当天，她也召开了记者会为自己辩护。当晚，她还通过广播节目发出自己的声音：“麦克阿瑟将军以连敌国政府都不相信的日本秘密警察的调查为依据，称我为苏联间谍，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他的司令部既然对我提出指控，我也不能漠然置之。其实正是他本人才是散布这一卑劣谣言的罪魁祸首……麦克阿瑟将军及其部下，利用从日本警察秘密刑讯室里挖掘出来的调查材料，干了日本军部的走狗想干而未能干成的事情。他们已堕落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正在执行联合国战争罪犯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们的遗嘱……”
能量强大的史沫特莱甚至还将麦克阿瑟告上了法庭，充分利用了这个法治国家的一切救济途径。当然，国家机器也启动了他们的措施，窃听电话，监视来往信件。
史沫特莱究竟是不是苏联间谍，后来的学者有所争论。有人根据苏联解密档案研究得出结论：史沫特莱确实为苏联工作，但是她的活动并不是针对美国的，所以“她是个间谍，但不是叛徒”。但也有人认为，史沫特莱只不过是过去五十年来被指控为苏联间谍的很多人中的一个，他们都是“麦卡锡主义”可悲的受害者。
麦卡锡主义是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的一股强大的反共、排外运动，因为由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煽起而得名。麦卡锡任参议员期间，大肆渲染共产党侵入政府和舆论界，在文艺界和政府部门煽动人们互相揭发，许多着名人士受到怀疑和迫害。
无论真相究竟如何，在1949年的那一场较量中，史沫特莱赢得了胜利。
由于缺乏切实的证据，2月18日，美国军方收回了对她的指控，并公开道歉。
军方发言人说：“陆军部为没有证据而错误地宣布艾格尼丝是间谍一事表示歉意。没有确凿的证据，往美国公民脸上抹黑的做法不是政府的政策。美国的正义在于不论何时何地都要保护没有犯罪证据的公民的清白。”
然而，“间谍”事件给史沫特莱带来的伤害却无法就此消失。在麦卡锡主义阴云笼罩的美国，没有报刊敢再刊登她的文章，没有人敢再请她去做演讲，她的着作被从图书馆和书店里撤走，而原定要出版她的朱德传记的出版社，竟要求她增加污蔑中国共产党人的内容，遭到了史沫特莱的回绝。
甚至当她搬家找房子的时候，也有房东以她的“间谍”嫌疑为由拒绝将房子租给她。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拿到出国护照，自然是十分困难，至于要获得再去中国的机会，则基本上没有了可能性。包括一位参议员在内的多位社会名流都曾试图帮史沫特莱拿到护照，但都失败了。
最后，是一位政治老人帮了史沫特莱的忙——在很多国家，不少退而不休的政治老人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位时年75岁的老人是前罗斯福政府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他与史沫特莱通信讨论中国问题多年。经他奔走，护照科在1949年10月末勉强地发给史沫特莱一张短期护照，有效期仅一年，最关键的是只能去英、法、意三国，但又不允许她去英国的属地，特别是香港——所有的措施都是为了防止她去中国。
拿到护照的史沫特莱去了英国，她打算在英国完成朱德传记，并养好身体。“我可不想在中国生病给他们添麻烦。”她对好友石垣绫子说。
在史沫特莱的期待中，她可以在中英建交之后前往中国。然而，当时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决定了这将是一次漫长的等待——尽管新中国与英国于1954年6月17日开始互设代办处，但迟至1972年3月13日，双方才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史沫特莱等不了那么久了。1950年3月，她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4月，她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特别请求把我的遗体火化，骨灰运交朱德将军。请他把它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
“我不是基督徒，因此不希望在我的遗体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绝对不要。我只有一种忠诚，一个信仰，那就是忠于贫穷和受压迫者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忠于中国正在实现的革命。如果中国大使来到，只要在我的遗体前唱一支歌‘起来’，因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国。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国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史沫特莱说。
5月6日，史沫特莱去世，她的遗愿在一年后实现。她的骨灰被一个英中友协的代表团带回中国，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的苍松翠柏间。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史沫特莱生前关系最亲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朱德题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冷战之患
“斯诺先生坚定地指出，他以前从来不是共产党员，现在仍然不是，将来也绝不会成为共产党员。”
世事难料。那个总是风风火火、穿戴中总是少不了一点红色的史沫特莱，在年仅58岁时就匆匆告别了人世。
最令人唏嘘的是，她在生前无法自由迁徙，最终既没能到她魂牵梦绕的新中国看一看，也没有回到当时极度排斥她的祖国，而是在颇为凄凉的晚景中客死他乡。
史沫特莱的另一桩遗憾是，没能看到她倾注心血的作品《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出版。她只留下了草稿，并指定斯诺担任她的文学遗嘱执行人。后来，斯诺和其他人一道，对她的朱德传记手稿进行修订和编辑。50年代中期，该书最终由独立的、秉持社会主义立场的《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
实际上，当时斯诺的境遇并不比史沫特莱好到哪里去。个人生活上，1949年，他和海伦的婚姻生活宣告结束；事业上，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没有人再对他的作品感兴趣，曾经火遍全球的《西行漫记》几乎在一夜之间变得声名狼藉。
正如着名的中国研究专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John KingFairbank）说，斯诺遭到了冷战的“坑害”。
斯诺是冷战的受害者，也是冷战的反对者。1950年12月，在中美朝鲜危机最为紧张的时候，他写信给《邮报》的编辑希布斯说：“我厌恶这种可怕的消耗和虚无的前景，盲目的力量、愤怒和愚蠢正在把我们都引入其中，人类将面临厄运，对于这个悲剧的不幸结局，我毫无兴趣加速它的到来，我只想大声疾呼‘停止！’”
1955年，斯诺又在写给老朋友路易·艾黎的信中说：“十分遗憾，从根本上说，由于中美两国之间互不了解，极为错误地估计对方，导致了两国间的怨恨和矛盾日益加深，这是毫无必要的。”
如果没有冷战，斯诺的命运会怎样？或许，会继续扮演在中美之间活跃的民间外交者的角色。
让我们回头看看1943年7月4日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这一天是美国独立纪念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民主颂》：“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这篇洋溢着激情的文章还说：“中国人感谢着‘美麦’，感谢着‘庚款’，感谢抗战以来的一切一切的寄赠与援助；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我们离得很远。百十年来，我们之间接触着的也还不过是我们两大民族间的极少数极特殊的一部。
但，我们坚信，太平洋是不会阻隔我们人民与人民间的交谊的。”
然而，事不遂人愿，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就有了一道比太平洋更难跨越的屏障。不仅“亲密合作”成为泡影，“人民与人民间的友谊”也被迫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