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两个积怨深重、对立已久的大国要想破冰，需要大量“微妙”的“前戏”。释放美国旅游者是一例，毛泽东与斯诺的对话及天安门上的合影是一例，乒乓外交也是一例。
除了释放暗号“暗送秋波”，托人“传口信”也是一种“表达心意”的方法。尼克松联系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请他们代向中国高层传递友好信息。选择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自然是有考虑的：
巴基斯坦是中国的长期好友，双方早在1951年就建交，而罗马尼亚当时则属于社会主义阵营。
“中美两国对骂了20年，相互敌视，互不来往。我想结束这种状况。”
尼克松对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说，“美国绝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
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在最高一级转达给中国人。”
面对齐奥塞斯库，尼克松则表示，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美国的政策是同中苏两国都建立良好的关系。“我想在我的任期中，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您从中斡旋，向中国人传递我的意愿？”尼克松说。
但这样的口信还不够。后来，基辛格给驻美国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拍去电报，指示他在最近的社交场合中努力接触中国外交官。在波兰华沙文化宫举办的一次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斯托塞尔终于发现了中国外交官的身影，尽管在场的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二等秘书和译员对斯托塞尔避之唯恐不及，这位“美帝”大使还是成功地追上去喊道：“中国代办先生，我有话对您说。美国对同中国再次会谈十分感兴趣……”
中国外交官将此事汇报给国内后，毛泽东立即批准恢复中断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1970年1月20日，美国国务卿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美大使级会谈将在“中国共产党大使馆”举行。
几个小时后，麦克洛斯基又奉白宫的指示，修正自己的说法，称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
小小的差别，背后却有着万千寓意。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官方发言人第一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名称。此后不久，尼克松又在公开场合使用了这个称呼。
这个细节令苏联不安。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要求尼克松作出解释。
尼克松却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回复他说：这能有什么特殊意义呢？难道你们不是把中国叫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外交魔术师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语言风格评价道：“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漫长的暗示和传口信之后，“外交魔术师”基辛格终于要正式登场了——当然，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幕后做了相当多的工作。
1970年12月9日，担任信使的巴基斯坦方面终于回话了。该国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给尼克松传来信息：“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
第二年7月9日中午，基辛格出现在了北京，周恩来派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等人到机场迎接。
这是中美高层的第一次秘密“幽会”，保密工作做得极好，鲜有人知。
为了躲过无孔不入的媒体，基辛格设了一个小小的计谋。
这位总统助手是打着“访问南越以及其他远东国家”的旗号来到亚洲的——当然，他的确访问了西贡、曼谷、新德里、伊斯兰堡等城市，和那里的官员会谈，交换有关战争和对外政策的各种看法。在印度，他还答应回去要向尼克松总统报告，需增加对印度人的医药和粮食供应。
7月8日，基辛格抵达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附近的拉瓦尔品第。晚宴时，在伊斯兰堡等候多时的记者们突然得到通知：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的缘故，基辛格的肚子有点不大舒服，要前往巴基斯坦山区的一处僻静休养地休息几天。那里类似于巴基斯坦的“承德避暑山庄”，是该国高级官员和重要外宾常去的一个风景优美的避暑疗养胜地。
于是，就当全世界都以为可怜的基辛格患了水土不服的毛病需要休养时，他却奔向了机场。第二天凌晨，在巴基斯坦政府提供的最严密的安全保护之下，一位没有暴露身份的旅客和几位助手一起登上了巴基斯坦国家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飞机，向东北方向飞去，并于中午12时15分抵达中国首都北京的南苑军用机场。
他这次秘密行动的代号为“波罗行动”，意指此行像700年前马可·波罗造访东方一样，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困难和风险。基辛格自诩：如果是马可·波罗发现了中国，那么他就是来发现“和平”的。
《纽约时报》曾赞扬基辛格说，只有他在神秘性方面的才能能够与东方人相比。尼克松的这位密使的所有已经完成的使命中，没有哪一件比同中国人的会谈要求具有更大的谨慎、更多的智慧和谋略了。
到了中国，保密活动自然就简单得多。“中国在控制新闻报道方面是没有丝毫困难的，外国记者们也受到了一定范围的限制。所以，当基辛格一行人游览紫禁城时，就连精明的法新社记者也没能到场。”《基辛格传》作者乔纳森写道。
事实上，基辛格在中国只待了短短48个小时，但这短短两天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显然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毛泽东没有亲自出面，负责与基辛格展开会谈的是周恩来。在基辛格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双方的谈话持续多轮。
周恩来显然是作好了充足的准备，会谈前，他对基辛格的随员一一做了了解，并在见面时指出他们的特点：约翰·霍尔德里奇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理查德·斯迈泽在《外交季刊》上发表过关于日本的论文；温斯顿·洛德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
基辛格当然也是有备而来。他手中握有一份稿子，内容很简短，但却是他和尼克松一起花了近10个小时才写出来的。稿子的核心内容是美国总统希望恢复对话，恢复已经中断了20年的外交关系。
“今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一起，现实也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到你们美丽而神秘的国家。”
基辛格说。
周恩来举起手来回应：“不，不，并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
其实，对于从事外交研究的基辛格来说，中国当然算不得神秘——要想与之交往，自然要将对方的底细和双方的利害关系研究个透。
基于这种判断，基辛格重点向周恩来介绍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第一，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2/3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余留的军事力量；第二，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得到解决；第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第四，美蒋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第五，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这场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将基辛格的表态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语言风格评价道：“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他还指示周恩来说：“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
果然，第二天周恩来遵嘱对基辛格说：“你们要争取中美之间的和平，争取远东的和平、世界的和平，现在和平根本谈不上，战争一直没有停。不说远的，现在东方——中国、朝鲜、印度支那都在打……更不用说中东了。客观世界的发展是大动乱。我们始终是积极防御，准备大乱，准备美国、苏联等国瓜分中国。准备苏联占黄河以北，美国占黄河以南，同时向我们进攻。
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动员、教育下一代。我们进行人民战争，长期抗战，胜利以后可以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基辛格听后赶紧表态：美国要同中国来往，决不会进攻中国，也不会同自己的盟国勾结起来针对中国。
尼克松访华前的演说
由于被中方命名为，尼克松在中国人中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出奇地好。尽管他后来因为非常不光彩的“水门事件”而下台，但中国人依然热情地视之为“老朋友”。
基辛格此番千辛万苦的来访，当然不光是为了和中国高层领导人谈论世界形势，他更重要的任务是与中方敲定尼克松访华事宜。而对于基辛格本人的访问，也需要在公报中说明，因为在媒体、公众那么多双眼睛的注视下，他的秘密“波罗行动”显然没法保密太长时间。
可以想见，这是一份需要双方字斟句酌的公报。当时，基辛格和周恩来对三个细节存在争议。
第一个细节是：尼克松来华访问是谁主动提出的？在中方拟定的原稿中，相关表述是：尼克松要求来访，中方邀请。基辛格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这样写让人看了感觉尼克松“像个旅游者”。周恩来理解基辛格的异议，在他的考虑中，如果说尼克松是主动要求来访，中方才邀请，会让美方觉得面子难看。于是，双方将公报内容改成中方“获悉”尼克松要来访，之后邀请，这样也就避免了何方主动的问题。
第二个细节是：尼克松来华将讨论哪些话题？在原稿“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双方又补充了一个笼统而实用的表述：“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第三个细节是：何时来访？一开始，周恩来曾建议，尼克松可以在1972年夏天来华访问——他认为，在尼克松访华前，如果能先同苏联领导会晤，可能更慎重些。基辛格则表达了不同意见：还是按照先北京、后莫斯科的顺序来。另外，如果总统夏天来，与当年的美国大选过于接近，有刻意争选票之嫌。
最后，双方敲定：宣布尼克松将在1972年“5月以前”来访，不提及具体日期，以便灵活安排。
此外，周恩来还和尼克松讨论了今后中美建立联系地点的问题，并最终将地点选在了巴黎，美国方面由沃尔特斯将军出面，中方则由驻巴黎大使黄镇接头。
几天后的7月15日，这份经过仔细推敲的简短公报通过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信号传遍了全球。尼克松在播音室内面对众多的照相机和麦克风，发表了7分钟左右的令全世界震惊的演说。
女士们、先生们：
晚上好！我今晚要在这个时间里发表电视演说，是为了宣布我们争取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工作所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
正如过去三年中我曾多次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七亿五千万人民参加，就不可能有稳定和持久的世界和平。因此，我在几个方面采取了主动，以求打开我们两国间更正常关系的大门。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期间去北京，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了会谈。
我现在宣读的这个公告，在北京和美国同时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到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预料公告发表之后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推测，我想尽可能讲明我们的政策背景。
我们谋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关系的这一行动，决不会损害我们的老朋友的利益。这一行动不是针对其他任何国家的。我们谋求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任何国家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而不同时成为任何其他国家的敌人。
我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我深信，缓和紧张局势以及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较好的关系，将对所有的国家有利。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将去中国一行——我深切希望这将成为争取和平的一次旅行，不仅是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和平，而且也是为了我们共有的这个地球上的子孙后代的和平。
谢谢大家，祝你们晚安。
后来，许多政治专家相信，尼克松在1972年的大选中获得连任，实际上是在1971年7月15日这一天就已经被确定了的事情。
显然，尼克松和基辛格都从这石破天惊的消息中所获甚多。基辛格从中国返回伊斯兰堡的时候，行囊里不仅多了一本此番秘密来华访问的影集和一套《毛泽东着作》英文版——那是中方赠予的礼物，更拥有了一份在今后的日子里向更重要的政治地位攀登的傲人资本。甚至有观察者认为，如果不是因为美国总统选举法的限制（非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公民没有资格竞选总统），在德国出生的基辛格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的头号领袖。
尼克松当然也因为与中国的接触而名垂史册。由于被中方命名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在中国人中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出奇地好。尽管他后来因为非常不光彩的“水门事件”而下台，但中国人依然热情地视之为“老朋友”。
毫无疑问，他绝对是在中国最具知名度的美国总统之一——特别是在1900至1970年之间出生的中国人当中。
更名迎来西方客
位于天安门广场南侧的“反帝东路”和“反帝西路”恢复了过去的路名——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反帝医院”则改成了“首都医院”；“工农兵大街”也重新以它原来的名字出现——地安门大街。
其实，与斯诺等“一代老友”一样，尼克松、基辛格等“三代老友”所享有的荣誉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在中美两国建交的漫长准备历程中，他们需要做的工作具体琐碎，且不乏难度。
在第一次48小时的访华之旅结束的三个月后，基辛格又一次来到中国，为尼克松的到访作准备——当然，这一次，他不用再以肚子疼为借口进行秘密行动了。
实际上，基辛格的第二次访华“排场”颇大。尼克松将他的总统座机——波音707让给了基辛格使用，包括高级军事助理、通讯处主任等在内的多位白宫要员一同前往。
到中国后，基辛格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作为“党的喉舌”的中国媒体，已经为他的访问做了预热，令他的名字家喻户晓。那段时间，报纸也开始报道美国所取得的成就，同时将基辛格描绘成一位英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混乱的内部斗争和外部瘫痪状态。就在基辛格的两次访问之间，发生了一桩举世震惊的事件——原本被定为“毛主席接班人”
的林彪突然外逃。对于此事，官方说法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篡党夺权阴谋败露后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
林彪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文革”开始后，林彪“接班人”的地位被确立，在各类媒体上，几乎每篇稿件、每次节目都少不了这位“副主席”“副统帅”，少不了他的话和对他的“祝福”。林彪外逃后，媒体被要求立即去掉林彪的名字、习惯用语和题词等，停止刊登和播出一切赞颂林彪的文章、歌曲和节目，相关工作人员顿时被赋予了庞大的工作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