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毛泽东同志在自己的革命活动中，也看到了曾国藩以战斗口号独擅胜场的智慧之处，指出“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
不仅对付洪秀全和太平军使用“诡道”，在办团练和官场交际中。他也以“诡道”制胜。他虽然一生主张“以诚恕知天下”，但在一些情况下，原则毕竟要让位给需要，有效才是更大的原则。
曾国藩最初出山办团练，是以丁忧侍郎的身份来“入局”的。丁忧是为他母亲守丧，按儒家的礼制。无论官做多大，必须尽孝道，为父母守丧三年（实际是二十七个月），在此期间，朝廷要开去官缺，但仍享有原官品级的待遇，服丧期满，再到中央重新任职。也就是说，曾国藩有的是二品侍郎的虚衔，他这个“官”是虚职。同时，他又有“在籍”的身份，因为他的母亲病故于原籍，曾国藩在家乡守丧，因而又有了乡绅的身份。但他这个乡绅的身份也是虚的，因为他一旦服丧期满，又要离开湖南重返官场。而那些退休的官员才是真正的乡绅。就此而言，曾国藩的“亦官亦绅”都是虚衔，这就是他经常谈起“非官非绅，办事不灵”的原因。
曾国藩早在衡阳练军的时候，常说自己是“非官非绅，办事不灵”，而刘蓉却说，“我看这句话要倒过来说，应该是‘亦官亦绅，办事必成’。侍郎公曾经有为官的身份，在朝廷上的影响绝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而侍郎公如此体贴民情，与我们这些书生能打成一片，也不是一般当官的人所能做到的。现在这支上万人的队伍，主要还得靠侍郎公。”
曾国藩听了这话，并不表态。他作为湘军统帅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也不用推辞。倒是刘蓉说他“亦官亦绅”，好像让他感悟到自己的身份也有其特定的优势，他今后应该想方设法发挥这种优势。
曾国藩何以有“非官非绅，办事不灵”的感慨呢？原来，曾国藩在长沙初练湘军的时候，由于他本来处于一种非官非绅的地位，可实际上却干着官和绅的事情，这样就必然要侵犯他人的权利。起初，湖南巡抚张亮基是信任他的，又有左宗棠在中间沟通，所以矛盾还没有显露出来。不久，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左宗棠也跟着离开了长沙，由潘铎署理湖南巡抚，曾国藩与长沙官场之间的矛盾便公开化了。后来骆秉章正式出任湖南巡抚，但他对曾国藩一时间同样也很不理解，矛盾并未大有缓解。
尤其是其间发生了绿营兵冲击曾国藩公馆使他差点被枪伤而地方巡抚骆秉章却敷衍塞责，不了了之的事，使曾国藩更加狼狈不堪。所以曾国藩感慨“办事不灵”。而这次到衡阳后，听了刘蓉的话，他倒决定利用自己的“亦官亦绅”的双重身份了，变原来的“不是”为“是”，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
首先，第一个“有利”条件是，“非官非绅”的身份使曾国藩没有封疆大吏肩负的守土之责，从而“逃避”许多罪责。在太平天国发展前期，声势浩大，势如破竹，江南几不为清廷所有。而丢弃城池是地方官的大罪，湖南巡抚骆秉章等人都受到革职查办的惩处，甚至有不少钦差大臣为此受到斩首的严惩。曾国藩出山之初，因为无实权，因此叹息“办事艰难”，但他也因为“在籍侍郎”这块挡箭牌使自己免受清廷的惩处。等到太平天国势衰，曾国藩手中又有实权，也就不再慨叹“非官非绅”的身份之苦了。
其次，曾国藩以“官”的身份，打通官场，以博得当地官员的好感及支持。为此，他跟比自己小二级的衡州知府以“兄”相称。衡州知府陆传应在曾国藩到来之前已有巡抚的札文，照例开城相迎。知府官位仅是从四品，比藩国藩的二品大员低了二级，但曾国藩并不以高压下，照样以“兄”相称，给陆知府的印象颇佳。
经由陆传应的首肯，团练大臣的“署衙”很快有了着落，决定暂设于小西门演武场。这个演武场位于衡州西门外的蒸水滨，是当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时开辟，场面很大，有现成的阅兵台和“行署”，实际上是一处大祠堂。曾国藩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练武场，觉得事办得比在长沙时顺遂多了。
后来，曾国藩还利用他的名声、出身与类似“绅”的身份，广招英才贤士，并通过各种方式结交地方乡绅，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军饷”问题，终于练成一支“忠诚”、血性”之师。也一雪在长沙“非官非绅，办事不灵”之耻。
如果说前两例说明了曾国藩处事的精明，那么下面这件事，则表明了他揣摩上意、糊涂办事的险诈。
1870年（同治九年）8月22日，南京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巨案，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
据野史说，马新贻被刺前数日，忽然接到一份公文，封粘模糊，也不知为何署印章，折开一看，并无文书，但画死马一匹。马新贻大惊失色，寝食不安。8月21日，这是督署月课武职的日子，因雨推迟到第二天举行，总督马新贻亲临校场检阅。校场在督署西边，有箭道可达署后便门。马新贻检阅完毕，步行由箭道回署，将入便门，忽见有人跪在道边，“求助川资”，原来是同乡武生王咸镇。马新贻没好气地说：“已助两次矣，今胡又来？”话还没说完，忽然看见一个身穿短衣清兵模样的人，快步走到马新贻面前，打千请安，右手随即从靴筒中取出闪闪发光的一柄短刀向马猛刺，行刺者自称张文祥，并不逃跑，束手就擒。马新贻被刺成重伤，不治而亡。
马新贻是两江总督、朝廷重臣，行刺总督，这在清朝二百多年来，还是头一遭，于是人情汹汹，讹言并兴，朝廷更是大为震惊。
案发三天后，即严令江宁将军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必究出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确情。可是张文祥供词闪烁，无法定案，朝廷无奈，又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前赴金陵，会同审办，连日热审。张文祥供认，过去因拦轿告状，马新贻拒不受理，后开小押店，又被严禁，因怨成仇，谋图行刺，云云，此外，“坚不吐实”。如此重案，朝野上下，人言藉藉，如不迅速结案，朝廷脸面无光。天津教案办得差不多，朝廷即令“老成宿望”的曾国藩回任两江，骨饬各员“赶紧严加讯究，以期水落石出”。同时，命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协助曾国藩办案。
曾国藩深知案情重大，心中没底。赴任前试图窥探慈禧太后的态度，便上奏“恭请陛见”，得到允准。1870年10月30日，慈接太后在养心殿召见了他。
太后问：“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
曾国藩对：“这事很奇。”
问：“马新贻办事很好？”
对：“他办事精细和平。”
仅此寥寥数语，不冷不热，不痛不痒，颇令人玩味。不过，曾国藩还是心领神会。朝廷虽然谕旨一道接一道往下发，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骨子里并不是十分重视，其中的隐情，是一个让人猜不透的谜。
既然慈禧太后定下基调，曾国藩办起这件十分棘手的案子来也就容易多了。他办案的情况，从他的日记来看，不过是提集凶犯人证，点个名而已。如：
1871年2月17日：夜将张汶（文）祥之案细阅一遍，将凶党余犯及承审之名开一清单。
3月14日：夜阅本日文件，核科房批稿各簿。郑星使（郑敦谨）拟张汶（文）祥一案奏结稿，请余会核，余因细核一过，签出数条。
3月17日：中饭后，至贡院与郑小山（郑敦谨）尚书会审张汶（文）祥之案，将首犯等十八人点名一过，并未问供。
3月19日：午正二刻出门至贡院，与郑小山同拜发折件，即会审张汶（文）祥之案也。在渠处吃中饭。申刻出城，至水西门外官厅，送小山还京。
曾国藩办事一向比较严谨，可是处理张文祥刺马案，显然有些粗疏了。这也是看朝廷眼色行事而已。既然朝廷要求曾国藩把“刺马案”查个“水落石出”，曾国藩当然要有所交待。1871年3月19日，即为钦差郑敦谨送行这一天，上了一个《复审凶犯行刺马新贻缘由》的折子，上报复审张文祥刺马缘由。
曾国藩为何草草结案，不再深究呢？曾国藩深感案情重大而复杂。越审越可怕，赶紧结案。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再三审讯，该犯还是坚持以前的口供，已熬审20余日，该犯屡次绝食，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奄奄待毙，如旦夕丧命，反而让他逃脱残酷的死刑，所以应该迅速了结此案。
结案并不难，张文祥胆敢战戕害重臣，这是对清朝统治者的藐视，“情同叛逆”，何况张文祥实属“漏网发逆”，又与浙江南田海盗有勾结。及此都是大逆不道，“罪大恶极”，理应凌迟（活剐）处死。1871年4月3日，曾国藩将张文祥押赴刑场，凌迟处死，并在马新贻灵柩前摘取张文祥的心进行祭奠，以伸张国法而告慰死者。沸沸扬扬半年多的“刺马案”，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落下帏幕。
曾国藩应用“诡道”范围之广、用法之精，真可以说是鬼神难测了！
○权谋经要：“强毅”之脸色与“刚愎”之脸色有别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日强制，日强恕，日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引自《权经》之三
○名家圈点：“闪”与“雷”缺一不可
就性质而言，刚柔即阴阳，刚为阳，柔为阴，为事物的两面，阳刚显于外，阴柔蕴于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彼此保持均衡是常态，一旦失去均衡，事物就会发生变化。
过柔即驯顺无骨，人则不立，曾国藩一生功名，“毁于津门”就是过柔。
过刚即挺然独立，事则不远，海瑞就是因为过刚，而一生坎坷，不获重用。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患难之交，但曾国藩却几次弹劾李光度，对比，曾国藩也时常感到内疚，觉得平生不负人，只对李有愧疚感。他对曾国荃等说：“次青之事，弟所进箴规，极是极是。吾过矣！吾过矣！……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惟与我昔共患难之人，无论生死，皆有令名，次青之名由我而败，不能挽回，兹其所以耿耿耳”等等。
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曾国藩也深表愧对李元度：“次青之事，鄙人负疚最深。在军十年，于患难之交，处此独薄”；“往昔患难相从，为日最久者，惟阁下与次青情谊最挚。今不才幸了初愿，膺此殊荣，所负者惟愧对次青”。
曾国藩之于李元度的态度，可以见其刚柔相济时的矛盾心理，但却不手软，这使我们想起挥泪斩马谡的诸葛亮。
马谡是诸葛亮好友马良的胞弟，“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除绵竹成都令，越隽太守”，史称其人“才器过人，好论军计”，因而深受诸葛亮的赏识，让他担任参军之职。“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马谡开始时也的确不负诸葛亮的倚重，在军事上曾多有建树，如提出“攻心为上”的建议，为诸葛亮“七擒孟获”，顺利平定南中立下了重大功绩。然而，他毕竟缺乏实践经验，又不听从诸葛亮的指挥，终于造成街亭惨败。
蜀汉后主建兴六年（228），诸葛亮为了北定中原，匡复汉室，统一中国，决定率师北伐。蜀汉大军出祁山，进展顺利，给曹魏政权造成很大的震动。魏明帝赶忙派遣宿将张合阝前去阻击蜀军。
当时，马谡担任蜀军的先锋，兵据战略要地街亭（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在张合阝全力来夺街亭的形势下，马谡能否守住街亭，也就成了关系到北伐成败的关键。
诸葛亮深知街亭在整个北伐行动中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再三谆谆告诫马谡不可麻痹轻敌，命令他选择靠山近水的有利地形安营扎寨，以逸待劳，乘隙破敌。然而马谡在街亭实施布防时，却违背诸葛亮的节度，远离水源，将营寨扎在街亭附近的南山顶上。不久张合阝率魏军进逼街亭，侦悉马谡舍水上山，就当机立断，将马谡所处的孤山团团包围，切断水源。蜀军在孤山上饥渴难忍，军心动摇，不战自乱。张合阝乘势发起攻击，蜀军力不能支，“为合阝所破。士座离散”。魏军攻占了街亭，马谡大败而归。
街亭的失守，使得诸葛亮“进无所据”，被迫“退军还汉中”。蜀军前一段时里所夺占的天水、南安、安定三郡也得而复失，北伐的大好形势被葬送了。对此，马谡本人实在难辞其咎。
对于马谡这样一位颇有才能、立有功劳又私交极深，然而却在关键性战役中违犯军令造成损师折将的将领，应该予以何种处置，这是一桩令诸葛亮甚感棘手的事情。当时蒋碗等人出于怜惜马谡才能的心理，曾规谏诸葛亮宽恕马谡的过错，饶其一命：“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对诸葛亮而言，要诛斩曾为自己所十分器重的将领，又何尝不是心若刀绞呢！然而，诸葛亮终究还是战胜了私人的感情，意识到“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这一要害问题，于是便按律净马谡革职下狱，并忍着内心的悲痛，流着伤心的泪水，将马谡斩首示众，严肃军纪，以儆效尤。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难能可贵之处，就是能够在执法上真正做到不计亲疏，一视同仁。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法制的公正性质，并在治军上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一点对于后人来说，是富有深刻的启示意义的。同时，“挥泪”与“斩”的两种行为，似使我们看到曾国藩与此相同的性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