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园，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困肝胆，又与掀振一番。
对于时势的忧虑，对于人心的麻木，对于有法不用，无法可依的混乱局面，他那痛心之感、愤慨之情油然而生。
再次，世乱由于人心陷溺，麻木不仁。曾国藩认为，这个问题为政治腐败的关键所在，远比前面两个问题严重得多。他激切指出：
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食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浩叹者也！
这种情形，体现在官僚士大夫身上更为明显，也更为严重。朝野上下，各级官吏办事推诿，不负责任，得过且过，不求进取。他认为这都是人心陷溺的表现。从而，他一见血地予以指出：
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日退缩，曰锁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日敷衍，口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前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缩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这是对当时官吏腐败实情之惟妙惟肖的真实写照。由于他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也由于他感到问题的日益严重性，所以他在咸丰皇帝上台之初，连上奏折，希图劝说皇上采取措施，革除弊政，挽回颓风，从政治上来一番整顿。然而，奏摺递上，并未发生什么实际效果，相反，满清政局越来越向着风雨飘摇的轨道迈进。太平军自1851年1月金日起义后，有如熊熊烈火，正在向东南各地蔓燃。清军前往镇压，结果都节节败退。
面对东南数省烽烟纷起的形势，曾国藩担心清政权根本无法对付这场阶级的大搏斗。更为可虑的是：当权集团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时势或是懵然无知，或是根本不当作一回事，仍然花天酒地，无所事事。曾国藩怀着焦虑的心情写信给友人说：
内度身世，郎署浮沈，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人汲汲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之迫切而思以吁子九阍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为了提醒清廷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他于1851年4月上疏皇帝，提出裁兵、节饷，加强训练军队的建议，试图首先从军队着手，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他揭露清朝军队的腐败状况：
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
这样的军队，能够胜任“剿贼”的重任吗？显然不能。他说：“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外兵，该省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闻竟无一人足用者。粤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胜长虑！”怎么办呢？如何才能改变这样一种将不能用兵，兵不能用战的被动局面呢？曾国藩主张：“医者之治疮疤，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否则，永远也不能扭转战局。紧接着，曾国藩列举大量事实加以说明“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毅然提出迅速裁减兵额的建议，以节省开支，提高士兵战斗力，“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他具体解释，此举如付诸实施，每年时节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若专用于救荒赈贫和废除捐例，又可使社会情况和吏治大为改观。然而，此次上奏又如石沉大海，不见回音，咸丰皇帝并未采纳曾国藩的意见。相反，在军事上，失利的消息从广西等前线不断传来。曾国藩甚感局势愈来愈严重，而自己的建议又屡不被采纳，真是“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
然而，这种“血诚”愈多，“愤懑”愈甚，则使曾国藩对政局的发展愈来愈关注，对朝廷的希望愈来愈迫切，愈感“受恩深重，不能不报”。于是，他壮着胆子，于1851年5月再上一疏，语词激烈，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此疏主要目的是为了杜绝皇上“骄矜”之气和扭转廷臣“唯阿之风”。关于这个问题，曾氏在家书中说得非常明白：当今皇上虽天资聪颖，但“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好谀”。因此，他不顾个人利害得失，决心犯颜直陈。他指出此疏的目的在于：
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骨更，而遇事不敢退缩。
此疏大体有如下几个要点。
一是批评咸丰息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对发往广西的人员安排不妥。如臣下晋见皇上，该穿何种服色，本有明确规定，皇上却反复过问，是“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相反，“发往广西人员个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妥善”。譬如姚莹年近七十，威望颇高，仅“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基地位低微，资望浅薄，却委以办理粮台大任，“难资弹压，权分则易致牵掣”。
二是批评咸丰皇帝徒尚文饰，不求实际。曾国藩指出，皇上继位年余，曾表示要求言以广，对于内外臣工上奏之折，其中确有“嘉谟至计”者，要予以奖励。但结果如何呢？“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即使是对于那些稍有奖许者，也是做做样子，毫无实际效果。譬如“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来几而斥为乱道之流”。因而，这是皇上“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三是批评咸丰皇帝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刚愎自用，饰非拒谏。曾国藩说，皇上继位以后，曾公开宣称要“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却连下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这是失信于臣工的表现。况且，目下情形紧迫，广西军务大计独由皇上一人运筹，能否成功，尚无把握；即使一时取胜，皇上由此则会“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尤微臣区区之大惧也”。
最后，曾国藩警告咸丰皇帝：“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舜与成王，何至如此！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虑，实类于此。”此疏一上，“咸丰皇帝览奏大怒，扌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祁藻、季昌芝为之苦苦求情方恕。
○悟权实战：大丈夫做事，敢言敢当
在封建时代，士大夫一人官场仕途，就等于入了“局”，入了最大的“局”。但是，官场积习却常使英雄感到无用武之地。尤其是到了一个朝代的后期，要破官场积习是很难的，更多的人都是随波逐流，俯仰任之。这也是许多人不能建功立业的基本弊习之一。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人们都知道他处处以小心谨慎，谦忍退让，委曲求全等为准则，而往往不知道他的处事之道中也有另外的重要一条，那就是“敢”字，就是“勇毅”。他的“敢”、“勇毅”虽然体现不多，但却往往是用的适时、适机，对以后的成败却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见泄沓萎靡，人才亦日见寥落。这与皇帝的好尚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都有密切的关系。《瞑庵杂识》中曾有一条说：
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士却平安如初。他的一个门生请教原故，曹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当时流传颇广的一剪梅形容官场积习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曰：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曹文正即曹振镛，是道光一朝最得皇帝倚信的宰相。曹振镛之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明政治风气之柔靡泄沓。
在这一世风下，曾国藩却能反其道而行之，众相柔靡之时，他却敢迎风独立，挺身而出，却是何等的胆量。
咸丰年间，曾国藩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与武备弊坏。当他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下诏求言而勇敢地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
在那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是他在1851年4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文中直率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作为、有胆识、有担当的耿直风格，也对他此后的“平乱”事业，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这道奏疏中，他指出专制政治的最大弊病，莫如皇帝自智自雄，视天下臣民如无物。其最后所至，必将是“直言日觉其可惜，妄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然而这些话却不是自矜才智的专制皇帝所乐意听闻的。而且在积威之下，大多数的人为了自保功名富贵，也决不肯把这种逆耳之言向皇帝直说，以免皇帝一旦发怒，自己将顿罹不测之祸。即以曾国藩当时的情形来说，除了曾国藩，也不曾有人上过这样激切伉直的谏疏。所以后人说他有古大臣“伉直之风”。曾国想这种读书经世的风骨，在这里可以充分看出。
曾国藩所上的这一奏疏，对当时的政治风尚及皇帝个性，可说是痛下针砭。如果皇帝果真因此发怒，曾国藩的命运，真在不可知之数，据说咸丰皇帝在初次见到此疏时，确曾大为震怒，将原疏掷之地，并欲将曾国藩重加惩治。幸赖军机大学士祁隽藻一再疏解，咸丰皇帝经过一番深刻的思想斗争之后，才终于为曾国藩忠君爱国的本意所感动，不仅未予加罪，且降旨褒奖曾国藩之敢言，命兼署刑部侍郎。曾国藩家书中有此时所写的致弟书云：
余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进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要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政治家的远见和抱负，在这一些话中已经透露得很清楚了。曾国藩之必能成就日后的事业，于此亦可窥见其端倪。金梁所撰的《四朝佚闻》说：曾国藩因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隽藻曰：“敢言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
由此说来，曾国藩在此疏中固然表现了他的耿耿忠忱，而咸丰皇帝也在此疏中看出了曾国藩之有担当、有抱负，可委以重任。此一奏疏在曾国藩个人前途以至清皇朝的前途居有何等的重要性，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
有书记载说，曾国藩最怕鸡毛。书中说，曾国藩平素莫名其妙的最怕鸡毛，偏又爱吃鸡肉。当时，紧急公文，信封口都帖有鸡毛，俗有“鸡毛令箭”之称，曾国藩一生，见了这种文书，总是不敢亲自开拆。曾国藩死前的一年（同治十年，1871年）他到上海阅兵，阅兵台上供张齐备，侍卫先来检查，瞥见曾国藩的坐位后面有鸡毛帚子，大骇，立刻吩咐取去藏过，阅兵仪式才如常举行。就是这样一个连鸡毛都怕的人。却能冒死犯颜直谏，不失时机地说出那些常人所不敢说的话，确是令人佩服。
民国时期学者徐一士评论说：盖此疏之伉直，在当时确为言人所不敢言也。康熙时进士、廷臣孙嘉淦对乾隆所上的《三习一弊疏》，虽然号称为有清一代的名奏议，然而仅泛泛而论朝政得失，与曾国藩的直言咸丰帝种种过错之举，实在不能等同。
对于自己的果敢，曾国藩自己也有正确的认识，他写信给家人说：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领略了京城的境况风气，那些身居高位的显官要员，故意显示宽厚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对这种现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养成的禀性并未因此磨平，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果敢亢直。心里打算稍稍改变一下社会上在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分黑白。不着痛痒、难以破除的风气，不过，纠正偏差难免会超过原有的限度，有时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因此经常招致怨恨，被人议论纷纷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的有道君子对待他人，本来就不应当仅仅拿中庸之道来苛责，还应该同情体谅他之所以被刺激而起来纠正恶俗的苦衷啊！
这里是以“敢”字体现出来的诚，是以匡时救世，力挽世风之志体现出来的敢。有了这一敢字，才有了曾国藩后来的步步晋升。
因此，曾国藩未曾明传的处世密诀是，谦退自抑要有度，过于谦退，则也难于成事。
没有这样一些“果敢”和“勇毅”，恐怕就没有以后曾国藩的显赫腾达及功成名就，也就不会为人们所称道了。因此文化大师郭沫若说，“因当惧而惧，不失为勇者，因当勇而勇，不失为智者。”
■权经二：“忠”字怎么写
——忠诚之道，要使之超然绝于人世，此为曾国藩的“忠”字真经。
曾国荃在功名事业渐臻全盛的时候，犹存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心念，这与曾国藩的忧谗畏讥，时惧盈满的想法，恰成强烈的对比。所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要时时以此为戒，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切实履践，他在这些地方看得破，认得清。他在一开始就有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惧心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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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湘军声威达到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自重的态度。至于湘军之遣散，实际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兄弟原即有所商讨。而非曾国藩个人之最先主张。
裁军启念之机，当在同治三年正月，金陵合围之后，已胜利在望，此时已开始思考善后问题。曾国藩在二月初二日致曾国荃信中，确已透露，曾国荃则表示速裁全裁，亦与当时郁愤之心情有关，在曾国藩家书中皆可察见二人裁军意图与构想。
金陵克复之后，曾国荃坚辞任官，申请回籍休养，所部必需裁撤乃自然之理。只是曾国荃先期回籍，而裁军之事，则留与曾国藩经理。至少可见，湘军之裁撤实与曾国荃的引退有密切关系。
至于遣散湘军，在曾国藩一方面的计虑，可简约地做几点分析：
（1）战后遣军，为用兵常规，原为统兵将帅所须考虑。这是根本。
（2）曾国藩即居高位，又建大功获崇爵，原已忧畏权重，岂可久典兵权，徒增谗忌。遣散湘军，正所以为保泰持盈计。
（3）湘军合围金陵，成功在望，反而使神忌鬼瞰，曾家兄弟实已陷入群疑众谤之中。功成之后，尤须解兵柄以释嫌怨。
（4）金陵城破，湘军将校饱掠钱财，极思返乡置产，斗志已懈，悦气全消，使曾国藩吁嗟于湘军暮气之深。乃亦不得不裁。
（5）湘军所恃军饷，依湘、鄂、皖、粤、苏五省厘金，军务完竣，各省纷纷要求裁撤厘局，军饷无所出，如何维系庞大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