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还曾经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一起前往山西，走进一位艾滋病患者的家拍摄一部艾滋病专题片。夫妇俩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原本是一个快乐的四口之家。自从男主人感染了艾滋病，他们的生活便被笼罩上了一层阴影。在那个阴暗的窑洞里，濮存昕和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一天，这个破旧的家里充满了笑声，濮存昕和他们一起包饺子，吃饭，聊天，还把妻子买的一书包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具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看着这两个孩子，濮存昕想到了自己的女儿，心里酸酸的。告别的时候，濮存昕把身上仅有的1700元钱都留给了他们一家人，还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他告诉患病的男主人，他会一直资助这两个孩子读书，对他们负责到底。
濮存昕说：“从男主人激动的眼神和说不完的话语中，我感受到，这个群体是多么渴望人间温暖！在很多地方，由于对有关艾滋病的知识了解不够，许多人排斥艾滋病患者，艾滋病患者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生存压力。”
濮存昕在陕西遇到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的农民，他来自于一个贫困家庭，他种的麦子，被人一把火给烧了，交不起公粮和土地税。在北京的佑安医院，一位女艾滋病患者对濮存昕说：“村里的人都讨厌我，不理我，没想到您不嫌弃我，还跟我握手，您真的不怕吗？”濮存昕笑着回答：“要怕就不来了！”
不光是患者，很多人都这样问过濮存昕：“你经常和艾滋病患者接触，真的不怕被感染上吗？”
濮存昕说：“一把锋利无比的水果刀，如果不往人身上扎，它就是安全的。艾滋病就像水果刀，虽然传播快，死亡率高，但切断了血液和体液这两个传播途径，正常的接触不会出现意外。我就是想通过我跟艾滋病患者的接触告诉大家，艾滋病患者没有什么可怕的，不应该是被排挤的。”
濮存昕不断地呼吁社会要尽可能地关注艾滋病病人的生存权，尊重他们的人格。濮存昕不仅仅用语言、握手和拥抱作来支持这一呼吁，也用具体行动实践它。
在山西闻喜县，一位姓纪的艾滋病患者，他和妻子以手工制作民间工艺品“布老虎”谋生，濮存昕去看望他们时，一方面被他们不向艾滋病低头的精神所深深感动着，另一方面，也觉得布老虎确实具有其艺术价值。临走的时候，濮存昕拿出1500元，对他们说：“把这群小老虎都给我装上吧，我来负责给你们卖。”两百多只小老虎装了两麻袋，塞进了濮存昕的汽车后备箱里。此后，濮存昕到处推销这一群“小老虎”，以至于朋友见到他，常会问起：“你的老虎卖完了吗？”
“消除社会歧视、关心艾滋病病人除了因为他们本身必须得到尊重外，也是因为，这是一件对全社会都有益的工作。专家估算的中国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约在85万左右，而来自医院的检测记录上，只有不到6万人。约8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社会上流动，有些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已被感染，因而很容易产生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那么，为什么他们不来检查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害怕别人知道他们得这个病。这个现象是社会歧视的不正常现象造成的。所以，我们需要把艾滋病的知识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告诉大家，艾滋病不可怕，不要去歧视艾滋病患者，不要干扰他们的生活，不许因为患艾滋病而辞他们的职。这样，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他们才能放松，更多的人就会主动来检查了。这对社会，对他们本人都有好处。”濮存昕说。
濮存昕有一次去医院探望艾滋病患者，临走的时候，一位艾滋病患者拉着他的手说：“我可以跟你保证，我的艾滋病到我为止，不会感染给任何人。”
濮存昕说：“这句善良而负责的话让我非常感动，如果事情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社会就会变成一个良性循环的结构了。”
濮存昕用他独具魅力的人格，用他的实际行动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向世人证实艾滋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懦弱，一个影视明星对弱者的关怀和温暖不禁让我们深深震撼和感动着，濮存昕的人品和人格值得让我们每个人称赞，并以此作为榜样去帮助所有的弱势群体。
（第四节）人品文品皆楷模——柯灵
柯灵，文坛的多面手，作家、小学教员、新闻记者、编辑、杂志主编，过去也从事过电影工作，发表过散文、小说、诗歌、电影文学剧本、杂文等，着作等身，但其中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当数散文。
柯灵，浙江绍兴人，六岁父亲就过世了，从此家中就落寞了，小学毕业以后便辍学做起了小学教员，15岁在当地的日报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织布的妇人》正式步入文坛。
柯灵的一生是经历坎坷的一生，饱经了沧桑，或许是因为从底层家庭走出来的原因，所以他对底层老百姓的生活痛苦感受得非常真切，这也是他不同于其他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的地方。刻意不刻意的，他的作品总能体现出对百姓生活和苦难的祖国一种充满深切的悲悯。
在“人间万象”中，柯灵用摄影机一样感性的文字捕捉到了百姓生活的疾苦和人世的万象，给读者带来一种灵魂的震撼，给人一掬同情之泪。
这也正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不是在用单纯的文笔和才华在创作，而是用思想和灵魂，在用自己的人品和感受来创作。
但是柯灵到底还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新闻工作者，尽管他饱经了沧桑，但很多文字，却很节制，也没有那种的张扬和夸张，他始终遵循着艺术的准则，用作家特有的方式表达他内心的不平和愤怒，这里面有他太多的期待和信念。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收在“故园梦忆”中的文字，如他的散文名篇《龙山杂记》系列和“故园梦忆”中的有关篇什，这些文章大多写于20世纪30~40年代，是作者早期创作的作品，也是比较标准的美文。
比如他的作品《龙山杂记》系列和《青岛印象》系列，最具代表性，充满了非常浓厚的诗情画意，文字不但优美凝练，而且有美文之风的感觉，体现了散文的纯净之美。虽然是比较写实风格的“人间万象”系列，但也称得上是艺术的极品，文字凝练华美，简洁有力。收在本书中的“书生情结”和“文人清议”两组文章，更贴近柯灵自己的生活和个性，而且内容有海阔天空之感，思想也格外的自由飞翔，既表现了个人思想的闪光，情感的流露，又体现了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剖析，像《龙年谈龙》、《中国的传统》、《观世哲学》、《神·鬼·人》、《名胜之国》等这些作品就是如此，反映了知识分子对已逝的历史和残酷的现实的多重思考，让人回味无穷。
作为孤岛时期上海滩知名作家和万象的主编，柯灵和张爱玲的关系最为后人称道。张爱玲当年在上海滩迅速蹿红，成为文坛的一个奇迹，这和柯灵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四十年代，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经问世，受到了柯灵的极大关注和垂青，后来两个人也有过不少的交往，一向傲慢清高的张爱玲专门为第一部小说集《传奇》的出版写信求教柯灵，柯灵也向她坦诚地道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还有傅雷，傅雷以笔名“迅雨”发表的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也是经过柯灵之手发表在《万象》杂志上的，傅雷说《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没过多久，张爱玲就《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向柯灵请教，后来，柯灵两次遭日本宪兵的逮捕，如果是一般人会避之唯恐不及，张爱玲不仅前往探视，还留言慰问他，这一举动也深刻地反映出张爱玲特立独行的风格。解放以后，张爱玲出走国门，终老异乡，因为被情所伤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位当年红极一时的文坛大才女在大陆一直杳无音信。在事隔近半个世纪之后，还是柯灵，于一九八四年亲笔撰写长文《遥寄张爱玲》，重新肯定了张爱玲在文坛的价值所在，一时声震海内外。
这篇文章一面市就奠定了张爱玲的作品在大陆复出的破冰之作，张爱玲在沉寂数十年后的再度复活，与柯灵的这篇文章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也体现了柯灵为人为文的另一面。
这就是柯灵，一位人品和文品都堪称楷模的老作家，这样平静地评说了自己走过的一生。他的不平凡正是在他所说的“平凡的跋涉”中体现的。
“认真”是柯老办事的一个基本准则，这和他做人的准则是一样的，他做人也极其的认真，写文章更是如此。敬仰柯老的人不少，很多文坛的朋友写了书，都喜欢让柯老作序，柯老一旦答应，就绝不会敷衍。作家赵丽宏1993年主编了一套《人生和艺术》的丛书，请柯老写一篇总序，柯老完成后把文章交给了赵丽宏，但之后他还在不断地琢磨这篇文章，总觉得里面有些字句还要再修改。为了这件事，他先后写了四封信给赵丽宏。他为《浙江省文学志》写序也是如此，字字斟酌，八易其稿。
柯老先生一生都在辛勤耕耘着，从未辍笔过。晚年的他，更是感到自己的时间紧迫，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去创作。1999年年底，病中的柯老还为“巴金摄影展览”写了一篇前言，文中，他盛赞我国科学家将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巴金星”。不久以前，《收获》杂志上有一篇他的散文《上海大梦》。住院之前，他还在编辑自己六卷本的文集，这是他1998年就开始进行的工作，柯老其实还有很多打算都没能实现：回忆录还没有写，《柯灵文集》的序也没动笔，今年香港的一个文学活动也没成行……但正如赵丽宏所说：“柯老没有遗憾。因为他这一生都过得很充实。”
2000年5月5日，柯老因患肺炎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此后，病情不断地反复，6月10日，着名作家王蒙从北京来到上海，先到华东医院17楼探视了巴金老先生，又到14楼看望柯灵。那天，柯老的夫人陈国容叫醒了熟睡中的柯灵，柯老缓慢地睁开眼睛，向王蒙点了点头，显然神志是清醒的，只是已经不能再言语。第二天中午，一口痰卡住了气管，使他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心脏一度停止跳动。医生进行了全力抢救，将老作家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但到了晚上，险情再度出现，柯老的心脏已经衰竭，医生们虽然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终究没能从死亡的轨道上把老作家抢救回来。晚8时20分，柯灵老人家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柯老的家人为他穿上西装，戴上了他喜欢的藏青色的法兰西呢帽，含泪将他送进了那个相隔在生与死之间的地方。
柯灵在自己的电影剧本选集序言中写道：“我经历过不少惊涛骇浪的时代，我的人生旅程本身，却是一次平凡的跋涉。”
柯老曾经说过：“文品总是人品的表现，因为文艺是心灵工厂的产品，不可避免地要泄露灵魂的秘密。”我们从柯老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所泄露的是真诚和坦荡，是无瑕的人品和傲然的风骨。
（第五节）一代贪官和珅
如果说好的人格可以让一个人的生生世世都被后人称赞和弘扬的话，那么不好的人格也可以让一个人的祖祖辈辈都背上永久的骂名，和珅便是这样一个人。
和珅，生于乾隆十一年，住在现在西直门内的羊肉胡同。嘉庆四年(1799)的正月初三，太上皇弘历皇帝驾崩，次日，嘉庆帝下了一道圣旨，和珅和户部尚书福长安轮流看守殡殿，不得擅自出入，实施软禁。紧接着又下了一道圣旨，命令着实查办围剿白莲教不力者及幕后庇护之人。
不少大臣完全领会了嘉庆帝的意图，于是弹劾和珅的奏章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嘉庆帝的手里，顿时嘉庆帝就宣布了和珅的二十条大罪，立即下令逮捕和珅入狱，嘉庆帝本来打算将和珅凌迟处死，但由于皇妹是和珅儿媳妇的固伦和孝公主的求情，并且也参考了董诰、刘墉诸位大臣的意见，改为赐和珅狱中自尽。为了避免政坛的风波，嘉庆帝宣布对能弃恶从善的和珅余党一律免于追究。
经查抄，和珅的总共财产的三分之一，一共价值二亿二千三百万两白银，玉器珠宝、西洋奇器更是数不胜数，此后的部分赏赐给皇族，于是民间就有了这样一条谚语：“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根据《清史稿》等书的记载，和珅“少贫无籍”，意思是说和珅年少的时候贫穷低微，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与历史实际事实相差甚远。和珅的祖先，居住在英额峪，和同一姓氏的清开国元勋私毅公额亦都同居一地，英额峪与离清太祖努尔哈赤居住地不远处的赫图阿拉、努尔哈赤起兵以后，和珅的九世祖噶哈察鸾及其子达古山巴颜等弟兄子侄，全部都投奔了太祖，这之后也有不少人担任了文官武将。
和珅的五世祖也就是高祖父尼雅哈纳，行伍出身，在太宗时从征，也有史书曰：“过北京，征山东，梯攻河间府，首先登城，克之，赐巴图鲁号，授三等轻车都尉。”轻车都尉是公、侯、伯、子、男这五等封爵之下的世职，相当于官阶正三品。尼雅哈纳之孙阿哈硕色袭祖世职后，又兼任佐领，并于和通泊征准阵亡，被追赠一云骑尉，相当于官阶正五品。尼雅哈纳的曾孙也就是噶哈察鸾的九世孙常保，也就是和珅的父亲，袭曾祖父的三等轻车都尉和阿哈硕色的一云骑尉世职，并在八旗军之内任职，并且当上了副都统，官阶正二品，是军界的高级将领，每年俸银155两、米155石，还有养廉银500两。父亲常保袭职后，因为常保堂叔啊哈顿色在跟随康熙皇帝征准噶尔时英勇阵亡，追叙军功，常保受赠一等云骑尉。至乾隆时兼任福建都统。从和珅的高祖父尼雅哈纳起，到父亲常保，皆是有世职的官宦之家，尤其是其父是二品大员副都统，所以“家贫无籍”是不确切的。
常保中正平和，为官还算清廉，只是在京待的时间比较少，多数时间都征战戍边在外，为了国家很少顾家，所以家里没有什么产业，乾隆二十五年常保病逝于福建，和珅家境陷于窘迫中。
和珅的弟弟和琳，比和珅小三岁，与和珅是一母同胞，生下来不久母亲就病逝了，和珅兄弟俩如寒泽孤雁，披风淋雨，的确是很凄苦的。但是兄弟俩一向和睦、相依为命，更是有像家人一样的管家刘全多方奔走照应，兄弟二人虽若荒山竹笋，饱受风吹雨打，但却更见茁壮成长。
和珅十岁以后便进入皇宫西华门内的咸安宫官里读书，“少小闻诗达礼”，因为和继母的关系比较恶劣，少年时期他的经济条件是很不好的，但是，他18岁时和官阶正二品的内务府总管大臣英廉的孙女结婚，20岁时又袭了高祖父尼雅哈纳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处境就非常可观了。因为，三等轻车都尉的岁俸为白银160两、米80石，比巡抚、布政使的俸银还要多。和珅有了这笔可观的固定收入，就可以安享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