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楚王刘延寿认为，广陵王刘胥是汉武帝的儿子，一旦天下发生变故，肯定会被立为皇帝，于是在暗中依附、帮助广陵王，为自己王后母亲的弟弟赵何齐娶了广陵王的女儿为妻，因而派赵何齐送信给广陵王说：“希望您密切注意，争天下之事不要落到别人的后面！”赵何齐的父亲赵长年上书朝廷，告发了此事，汉宣帝命有关部门审讯调查，刘延寿供认服罪。十一月，刘延寿自杀，刘胥免予追究。
汉宣帝下诏命保举能够担任护羌校尉一职的官员。此时赵充国正在生病，丞相、御史、车骑将军、前将军共同保举辛武贤的小弟弟辛汤。赵充国听说后，急忙从病床上起来，上奏说：“辛汤酗酒任性，不能派他负责蛮夷事务，不如派辛汤的哥哥辛临众担任此职。”此时辛汤已拜受了护羌校尉的印信和皇帝符节，汉宣帝下诏，命改任辛临众。
乌孙狂王泥靡娶楚公主刘解忧为妻，生下一子，取名鸱靡。狂王与公主关系不和睦，又暴戾凶恶，不得众人之心。汉朝派卫司马魏和意为使臣，卫侯任昌为副使来到乌孙。公主说：“狂王给乌孙带来灾患困苦，杀他很容易。”于是定计，设置酒宴，派武士拔剑刺杀狂王。但剑锋刺偏，狂王受伤，上马奔驰而去。狂王之子细沈瘦率兵将魏和意、任昌以及公主等包围在赤谷城中。数月之后，都护郑吉征调西域各国军队前来救援，围城之兵方才离去。
成帝即位初期，丞相匡衡再次上奏说：“射声校尉陈汤，以二千石官员的身份出使西域，专门负责西域蛮夷事务，他不能持身以正，做部下的表率，反而盗取所没收的康居王国财物，并告诫下属官员说：‘远在外域发生的事，不会核察追究。’此事虽发生在大赦之前，但他已不适宜再担任官职。”陈汤获罪被免官。
琅邪太守杨肜与王凤是姻亲，琅邪郡发生灾害，由丞相王商查问此事，王凤为杨肜向王商说情，王商不听，竞上奏请求罢免杨肜的官职。奏章上去后，果然留中不下。王凤因此怨恨王商，秘密搜求他的短处，指使频阳人耿定上书弹劾王商说：“王商与他父亲身边的婢女通奸。他妹妹淫乱，奴仆把奸夫杀死，我怀疑奴仆杀人是王商教唆指使的。”天子认为，这些都是无法证明的暖昧过失，不足以构成大罪而伤害大臣。
汉成帝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梁王刘立骄横放纵，没有节制，甚至一天之内犯法十一次。梁相禹奏报说：“刘立对外戚抱有怨恨，恶言相加。”主管机关追查验证，由此揭露出刘立与姑妈刘园子通奸乱伦的丑事。奏报说：“刘立有禽兽行为，请求处以死刑。”太中大夫谷永认为不实，成帝于是把此案搁置，不予处理。
郑崇因为董贤贵宠过度而劝谏哀帝，因此深深得罪了哀帝，哀帝多次借公事谴责他。郑崇脖子上长了毒痈，想奏请退休，又不敢提出。尚书令赵昌奸邪、善于谄谀，素来痛恨郑崇，知道哀帝已疏远了郑崇，就趁机上奏说：“郑崇与刘氏宗族中人交往密切，我怀疑有什么奸谋，请追查惩处。”哀帝责问郑崇说：“你家人来人往门庭若市，为什么要约束我交？”郑崇回答说：“我家虽门庭若市，但我心里却清静如水。希望陛下考察。”哀帝大怒，将郑崇逮捕下狱。
王莽的孙子功崇公王宗由于给自己画了一幅像，穿着天子的衣服，戴着天子的冠冕，刻了三枚印章，被发觉，王宗自杀。王宗的姐姐王妨是卫将军王兴的夫人，被指控祈祷鬼神给她婆母降灾祸，为了灭口而杀死婢女，与王兴都自杀了。
马援征讨武陵蛮人，大军到达下隽。汉军进兵壶头。蛮贼登高，把守险要，水流湍急，汉军舰船不能上行。适逢酷暑，很多士兵患瘟疫而死，马援也被传染。光武帝派梁松乘驿车前去责问马援，并就此代理监军事务。正当此时，马援去世，梁松乘机陷害马援。光武帝大怒，下令收回马援的新息侯印信。当初，马援在交趾时经常服食薏苡仁，因为此物可使身体轻健，抵御瘴气。班师时，曾载回了一车。等到马援死后，却有人上书诬告他当初用车载的全是上好的珍珠和犀角。于是光武帝益发愤怒。
广陵王刘荆召来相面的术士，说道：“我的容貌和先帝相像。先帝三十岁时即位称帝，我如今也三十岁了，可以起兵了吗？”相面的术士向有关官员告发了此事。刘荆惊慌恐惧，到狱中将自己囚禁起来。明帝特别加恩，不对事情进行追究。下诏不许他统治封国的官员和百姓，只可继续享用租税收入。并命令封国国相和中尉对他严密监护。刘荆又让巫师进行祭祷和诅咒。
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楚王刘英和方士制作金龟、玉鹤，刻上文字，用作将为皇帝的天赐凭证。有个叫燕广的男子，告发刘英与渔阳人王平、颜忠等编造符谶之书，蓄谋造反。朝廷将此事下交有关部门追查核实。主管官员上奏道：“刘英大逆不道，请将他处死。”明帝因手足之亲而不忍批准。废掉刘英王位，将他迁往丹阳郡泾县，赏赐五百户赋税。
元初四年（公元117年）司空袁敞为人廉正刚直，不肯阿附权贵，不合邓氏家族之意。尚书郎张俊有一封写给袁敞之子袁俊的私信，被仇家得到，仇家上书告密。袁敞被指控有罪，颁策免官，自杀而死。张俊等人下狱，被判处死刑。张俊上书鸣冤，为自己辩护。临刑时，邓太后下诏免他一死，判处轻于死刑一等的刑罚。
永和元年（公元136年）梁冀生性喜好饮酒，纵情作乐，为所欲为，居官多有暴虐不法的行为。其父梁商所亲信的门客、洛阳县令吕放，将上述情况报告梁商，梁商因此责备了梁冀。梁冀怀恨在心，竟派人在道路上刺死了吕放。而他又恐怕被父亲发觉，于是把罪行推到吕放的仇人身上，并请求任命吕放的弟弟吕禹为洛阳县令，让他来逮捕刺杀吕放的凶手。结果，出乎意料，吕禹将吕放的宗族、亲戚和宾客等一百余人全部诛杀。
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十一月，清河人刘文和南郡的妖贼刘鲔相勾结，胡妄宣称：“清河王刘蒜应当统御天下。”打算共同拥立刘蒜为皇帝。此事被发觉，刘文等人便劫持清河国相谢，对他说：“应当拥立清河王刘蒜当皇帝，由您当三公。”谢诟骂他们，刘文将他刺杀。于是，朝廷逮捕刘文和刘鲔，将其诛杀。有关官吏上奏弹劾刘蒜，刘蒜因罪被贬爵为尉氏侯，并被放逐到桂阳，刘蒜自杀。
宛陵县的大族羊元群，在北海郡太守任上被罢免。他贪赃枉法，声名狼藉，郡府中厕所里装有精巧的设备，都被他载运回家。河南尹李膺向朝廷上表，请求审查和验问羊元群的罪行。羊元群向宦官们行贿，李膺竟被宦官们指控为诬告，遭受“反坐”之罪。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河内方士张成，得知朝廷要公布大赦令，便纵容儿子去杀掉仇人。李膺接到报案，立即派人将凶手捉拿归案，这时朝廷赦免令也下来了。经审理，李膺了解事情真相后非常愤怒，一切查实后，立即处理了张成。张成平素与宦官交往密切，桓帝也让他算过卦。于是宦官让张成弟子牢修向桓帝上书，诬告李膺和太学生、名士往来频繁，结成朋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桓帝接到牢修的上书，非常生气，立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逮捕党人。
太尉陈蕃拒绝执行诏令，桓帝更加愤怒，便把李膺等人关进黄门北寺狱。这件案子所涉及的有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和陈寔、范滂等200多人。陈蕃因上书极谏，以“辟召非其人”之罪，被免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当时因党人案件牵连被捕的，都是天下有名望的贤士。被捕的党人在狱中受尽折磨，他们的头颈、手、脚都被上了刑具，叫做“三木”，然后被蒙住头一个个拷打，在狱中关押了一年多。
张俭和鲁国人孔褒是旧友，当他去投奔孔褒时，正好遇上孔褒不在家，孔褒的弟弟孔融年仅十六岁，作主把张俭藏匿在家。后来事情被泄露，张俭虽然得以逃走，但鲁国宰相将孔褒、孔融逮捕，送到监狱关押，不知道应该判处谁来坐罪？孔融说：“接纳张俭并把他藏匿在家的，是我孔融，应当由我坐罪。”孔褒说：“张俭是来投奔我的，不是弟弟的罪过。”郡县官府疑惑不能裁决，就上报朝廷。灵帝下诏，将孔褒诛杀抵罪。
夏馥昕到张俭逃亡的消息，叹息说：“自己作孽，应由自己承当，却凭空去牵连善良的人。一人逃命，使万家遭受灾祸，何必活下去！”于是他把胡须剃光，改变外貌，逃人林虑山中，隐姓埋名，充当冶铸金属人家的佣工，亲自挖掘烟炭，形容憔悴，为时二三年，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夏馥的弟弟夏静带着缣帛，追着要馈赠与他。夏馥不肯接受，并且对夏静说：“你为什么带着灾祸来送给我？”党禁还没有解除，他便去世了。
汝南郡督邮吴导接到逮捕范滂的诏书，抵达征羌侯国时，紧闭驿站旅舍的屋门，抱着诏书伏在床上哭泣，全县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范滂得到消息后说：“一定是为我而来。”即自行到监狱报到。县令郭揖大吃一惊，把他接出来，解下印信，要跟范滂一道逃亡，说：“天下大得很，你怎么偏偏到这个地方来？”范滂回答说：“我死了，则灾祸停止，怎么敢因为我犯罪来连累你，而又使我的老母亲流离失所！”
范滂的母亲来和他诀别，范滂告诉母亲说：“范仲博孝顺恭敬，能供养您。我则跟从龙舒君归于九泉之下。生者和死者，都各得其所。只求您舍弃不能忍心的恩情，不要增加悲伤。”范仲博是范滂的弟弟。龙舒君是范滂的父亲，即已故的龙舒侯国宰相范显。母亲说：“你今天得以和李膺、杜密齐名，死有何恨！既已享有美名，又要盼望长寿，岂能双全？”范滂跪下，聆听母亲教诲，听完以后，再拜而别。
有人在朱雀门上书写，说：“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禁谋杀太后，三公、九卿，空受俸禄而不治事，没有人敢说忠言。”灵帝下诏，命，司隶校尉刘猛负责追查搜捕，每十天作一次汇报。刘猛认为所书写的话与实际情况相符，因此不肯加紧搜捕。过了一月有余，仍然没有搜捕到书写的人犯。刘猛因此坐罪，被贬为谏议大夫，又任命御史中丞段接替刘猛。于是段派人四处追查搜捕，包括在太学游学的学生在内，逮捕和关押的有一千余人。
董卓被杀时，左中郎将、高阳侯蔡邕正在王允家中作客，听到这一消息后，为之惊叹。王允勃然大怒，斥责说：“董卓是国家的大贼，几乎灭亡了汉朝王室的统治。你是汉朝的大臣，应当同仇敌忾，而你怀念他的私人恩惠，反为他悲痛，这岂不是与他共同为逆吗！”当时就将蔡邕逮捕，送交廷尉。蔡邕承认自己有罪，说：“虽然我身处这样一个不忠的地位，但对古今的君臣大义，耳中常听，口中常说，怎么会背叛国家而袒护董卓呢！我情愿在脸上刺字，砍去脚，让我继续写完《汉史》。”
太尉马日对王允说：“蔡伯喈（蔡邕）是旷世奇才，对汉朝的史事典章了解很多，应当让他完成史书，这将是一代大典。而且他所犯的罪是微不足道的，杀了他，岂不使天下士人失望！”王允说：“从前武帝不杀司马迁，结果使得他所作的谤书《史记》流传后世。如今国运中衰，兵马就在郊外，不能让奸佞之臣在幼主身边撰写史书，这既无益于皇帝的圣德，还会使我们这些人受到讥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