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仅以国家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显然是行不通的。“文明时代的人类社会，无论是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和科学文化等方面看，都是一个巨大的、具有整体性、革命性的突破变化。因此，随意地抽取文明的某一项因素，或把诸如文字、城市、金属器和礼仪性建筑等凑合在一起作为标尺来评估衡量某个社会进入文明之年代的做法，都难免以偏概全，失之偏颇。”因此，同样即使国家是最重要的标志，仅抽取国家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显然也是“难免以偏概全，失之偏颇”。
虽然我们认为不能用国家形成作为文明形成的单一标志，但以国家形成作为重要标志还是可以的。事实上，对国家是进入文明时期的产物并不存在分歧，分歧是在于国家形成的哪个阶段和文明演进的一定阶段相适应。按世界一般发展状况而言，酋邦社会是已脱离石器时代和母系制，正好是进入铜器时代和父系制的产物。而国家社会则是脱离血缘制度和铜器时代后的产物，只有这时才能进入文明时代前期。
三 社会文明形成的过程
文明的形成过程是诸文明要素逐步产生完备的过程，也是诸文明要素从雏形到逐步成熟的过程，因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徐苹芳认为：“我们要分清文明要素的起源和文明社会的产生，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单个要素如文字、城市、青铜器的起源是一回事，诸要素同时存在而形成了文明社会又是一回事，两者决不能混淆。”这种观点认为单个要素的出现和诸要素的同时存在是两回事，这已认识到文明要素不是同时出现的，只有到诸文明要素同时存在才最终形成了文明社会。但遗憾的是未能进一步论述各单个文明要素的起源是怎么一回事，它们分别是在什么时间出现，如何产生的，单个文明要素又是如何逐步产生发展到同时存在的。严文明也认为：“走向文明有一个过程，不是一个早上就能够从野蛮跨入文明，更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达到一般意义上的文明的发展水平。”文明的形成既然有一个过程，那么文明形成过程之始及文明形成过程之末，就应具有不同发展状况，不同的标志。这种观点也并未具体说明文明形成过程究竟有多长，是如何逐步达到一般意义上的文明发展水平的。
实际上，文明要素的相继出现是有一个过程，但要弄清这一过程，必须首先弄清究竟有哪些文明要素，各文明要素是在什么情况下，在何时逐步产生的。必须有多少文明要素同时存在才能进入文明社会。同时，各文明要素都有其本身的发展过程。从其萌芽到雏形的出现和最终成熟，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如金属工具的形成发展，就经历了从黄铜的出现到青铜器的使用、铁器的使用这一漫长过程。文字的产生，从结绳、符号等文字萌芽的出现，到象形文字的产生，最后正式形成文字，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家的形成，从酋邦的出现到国家正式形成，也经历了漫长过程。如果不具体确定其形成过程各阶段分别处于文明形成的哪一阶段，仅看到某一文明要素的萌芽状态或雏形的出现，就宣告该时已进入文明社会，就必然会把文明形成的时间序列搞乱了。
文明要素有一个逐渐完备的过程，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这就是文明社会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成若干阶段，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标志，不能混淆。近年许多学者都以青铜器、文字、城市、大型礼仪中心、国家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但这些标志其实是很不完备的，而且出现时间并不一致，有些标志是出现在文明时期到来以前的，如城市。同时，这些要素都有自己不同的发展过程，许多雏形都是在文明时代到来之前就已存在。把这些不同阶段形成的文明要素并列在一起，来讨论文明的形成，显然不仅无法认清文明的形成过程和时间，而且只能越说越糊涂。
恩格斯曾有过“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合理命题，国家的出现，就是史前社会的彻底终结与文明社会的开端。但值得指出的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提出的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即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其中，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对于古希腊、罗马来说也许是适用的，而对于其他更为古老的许多文明民族则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国家形成的标志应修正为：一是阶级或阶层的存在；二是强制性的权利系统的设立，阶级、阶层或等级之类的出现是国家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的公共权力系统的设立则是国家的社会职能，是国家机构的本质特征。尽管在国家形成的途径的解释上有管理论、内部冲突论、外部冲突论、集合论等诸多理论观点的不同，但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都有阶层或阶级、等级之类社会分化的存在，都有某种形式的强制性的权利系统的设立，则是确凿无疑的。所以，各古文明国家中阶级、阶层和强制性权力系统形成途径和存在形式的差异并不影响将国家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四 社会文明形成的标志
上文我们已分别讨论了近年流行的关于文明起源形成的三要素、四要素、五要素、一要素诸说。不能不指出这些说法都缺乏完整性、科学性和充分的理论阐述。早在19世纪，恩格斯就在摩尔根及马克思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探讨了文明形成的理论。恩格斯所提出的文明形成的各项标志，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而且恩格斯还科学地论述了各种文明要素在文明形成过程各阶段中的发展变化，严格划分了文明形成各阶段的不同特征，特别是文明形成前的最后阶段——野蛮时期高级阶段与文明时期的根本区别。100多年来科学的发展，不是否定了恩格斯的文明形成理论，而是进一步证实了他的理论，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需要依据新的材料进行补充修改。我们可将恩格斯等关于文明形成标志的理论概括如下。
1．分工和工业的发展是文明形成在生产力方面的标志
恩格斯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这样，我们就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了。它是由分工方面的一个新的进步开始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消费而生产；间或发生的交换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然留下的剩余物。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我们看到游牧民族已有牲畜作为财产，这种财产，到了成为相当数量的畜群的时候，就可以经常提供超出自身消费的若干剩余；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游牧民族和没有畜群的落后部落之间的分工，从而看到了两个并列的不同的生产阶段，也就是看到了进行经常交换的条件。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农业和手工业之间发生了进一步的分工，从而发生了直接为了交换的、日益增加的一部分劳动产品的生产，这就使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变成了社会的迫切需要。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在它以前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而使之巩固和加强。
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文明时代所由以开始的商品生产阶段，在经济上有下列特征：（1）出现了金属货币，从而出现了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2）出现了作为生产者之间的中介阶级的商人；（3）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制；（4）出现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奴隶劳动。”在这里，恩格斯充分强调了“分工”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是迄今为止这方面研究者很少涉及的，不少学者还没有把此列为文明要素之一。我们认为，应该把分工的发展列为文明要素之一。
在这方面需要补充的是，似乎恩格斯过分强调了畜牧业的发生发展在分工和文明形成中的地位，而对农业发生发展的作用论述不够，虽然他也曾提到：“野蛮时代的特有的标志，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但他只强调了植物的种植在西大陆文明形成中的作用，而没有强调农业在东大陆文明形成中的同等重要作用。日知指出：“发生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生产，即农耕和畜牧以人工增加天然产物的生产，在生产力发展史中是划时代的，在历史上是起革命作用的。这种作用集中表现为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文明的产生。
由新石器时代农业发生到文明起源，中经由生产力之继续发展而出现的革命，由部落、农村结合为国家、城市。文明起源毫无例外地必须以农业革命为基础。”他充分强调了农业的产生在人类文明形成史上的重要地位，这是对恩格斯文明形成理论的重要补充。因此，恩格斯所说的“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应订正为农业部落同游牧部落的分工，这才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恩格斯指出：“现在我们可以把摩尔根的分期法概括如下：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主要是用作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恩格斯又指出：“在这一阶段（野蛮时代中级阶段）工业的成就中，特别重要的有两种。第一是织布机；第二是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铜、锡以及二者的合金——青铜是顶顶重要的金属；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能排挤掉石头；这一点只有铁才能做到，而当时还不知道冶铁。”“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所有这些都是逐渐实现的，最初的铁往往比青铜软。所以石器只是慢慢地消失的。”恩格斯认为野蛮时代中级阶段就出现了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青铜器，高级阶段则是铁器时代。
摩尔根认为：“当野蛮人一步一步前进而发现了天然金属，并学会了将金属放在坩埚里熔化和放在模型里铸造的时候，当他们把天然铜和锡熔合而产生了青铜的时候；他们争取文明的战争便已十成赢得九成了。人类具备了既能有锋刃又能有锋尖的铁器以后，进入文明自无问题。……总之，我们可以说，文明的基础就是建立在铁这种金属之上。没有铁器，人类的进步便停滞在野蛮阶段。”又说：“高级野蛮社会始于铁器的制造。”摩尔根肯定了青铜器在文明形成中的作用，但也认为只有铁器才使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
而铁器的制造并非始于文明时期，而是始于野蛮高级阶段。与上述观点相反，我国不少学者主张，有了青铜器的制造就可进入文明时代。这就和恩格斯把青铜器的产生放在野蛮中期，差了两个阶段。
关于这一点，孙进己曾提出：“从现在所知的材料看，认为铁器时代相当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恩格斯所举的主要例证：希腊的英雄时代和日耳曼的塔西佗时代都没有进入真正的铁器时代，都没有能自己冶铁。……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提到的铜的武器比铁多14倍。铁固然已为人所知道，但还是很稀罕的，那是铜及青铜的时代，较晚的史诗《奥德赛》中，提到的铁比《伊利亚特》多1倍，但铜和青铜仍比铁多4倍。‘在荷马史诗中，没有任何关于希腊开采铁矿和铜矿的报道，必需的金属块基本上是从腓尼基人那里换来的，在公元前8至6世纪，希腊本土才开始采铁矿和铜矿。’考古的发掘虽发现希腊在公元前11至10世纪，已有不少铁器随葬，但并没有冶铁遗址发现。……恩格斯自己就提到：‘当时铁是很少见的，至少在莱茵河和多瑙河诸部落中间似乎主要靠输入，而不是自行开采的。’因此也不能证明冶铁是在野蛮时代已开始。”按这一意见把金属工具使用的过程推迟了一个阶段，即认为野蛮中级阶段，已使用黄铜，但未能排除石器，因此也可称之为金石并用时期；野蛮高级阶段是青铜时期，铁器可能已出现，但尚未占主要地位。但这仍和国内一些学者认为青铜时代已是文明时期相矛盾。这就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或者证明青铜时代确已进入文明时代，或者证明青铜时代并未进入文明时代，只是向文明时代过渡。我们认为，在一些比较优越的地理环境下进入发达的青铜时代的地区有可能进入文明时代。但并不是所有出现青铜器的地区都能进入文明时代。这需要综合考察各方面情况来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