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认为：“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乡村、宗教、种族群体、民族、宗教群体都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次上具有独特的文化。”他认为当代世界主要有八种文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当代人在文明的作用下组成文化共同体，不同文化的国家之间最有可能的是相互疏远和冷淡的关系，即文明间的竞争性共处——冷战和和平，也可能是高度敌视的关系。他还认为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为世界上的伟大宗教。
“因此，文明是人类最高的文化归类，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
除了上述文明与社会可互相代替的理论外，中国学者阮炜还特别指出了文明还是一个利益群体的重要性，认为“文明”一词具有两种词义：作为生命形态的文明和作为共同体的文明。作为生命形态的“文明”，指的是一个人类共同体所表现出的特定生活方式和信仰形态。一个文明既区别于其他文明，便能为认同它的人们提供文化身份，使他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借着共同的生命样式实现相互认同。同时，“文明”一词也指认同于该文化形态，拥有历史主体性的人类共同体。这种意义上的“文明”不仅涵括独特的文化形态，更重要的是也包含地缘-利益要素，即文明是具有特定历史主体性和文化同一性的大型人类群体，是人类群体间可能发生的互动甚或冲突中的大型地缘－利益单位。他认为亨廷顿讲“文明的冲突”时，所指的不是作为文化形态的文明间的冲突，而是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文明间的冲突。他认为文明概念之所以跟文化概念不同，就在于目前各方面使用的“文明”一词不仅可以指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及相应的价值体系，也可以指认同于该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人类共同体，而“文化”则更多指前者，或具有更明显的形态学含义，而较少指后者。这种见解很有见地。因为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政治格局中基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已退居到次要地位，而基于经济利益的意识形态则上升为主要地位。这种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目前正通过文化或文明认同的方式，被世界一些国家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官员有意识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并加以利用和操纵。这种状况，已经并还将继续对世界局势和力量格局的分布产生重大的影响。
3．文化是文明的典型表现
文明展示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所有方面，所以，人们才把社会发展称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把人类社会称为“文明的社会”，而没有称为“文化的社会”。
显然，文化的社会只是表现出文明社会的某一方面。但是，无论文明也好，文化也好，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即都是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创造的，人的精神意识因素是文明和文化包含的主要特征。但与文明相比，文化集中表现了特定时期人的精神内涵，或把人的精神思想以物化的形式记录下来，使后人能从其中看到人类精神思维发展的轨迹，因而成为人类文明的典型表现。
单纯从主观方面来考察，文化比文明更带有“人”的色彩，因而，我们更多的是感受到文化的熏陶，而对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文明环境却很少思考。这也由于以文化形式出现的社会活动丰富繁多，如果有冠以“文明形式”的社会活动，那显然是指一种普遍的共有的社会活动，因为，采取“文明的形式”已经是不言而喻、众所周知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文明是更为普遍、更为基础性的东西。
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文化才具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内容，也就是人类有了剩余物质产品以后，精神产品的需要才提上议事日程。现在一些研究者把人类产生以来所有的遗迹都称为文化，显然是从文物收藏角度观察问题的。
文化具有独立的形态是在人类劳动活动经验需要转化为一种知识形态传承下去，并形成一种普遍的、为所有人接受的方式以后产生的。随着这种早期的劳动经验传承方式的多样化和丰富化，人们附加进去自己的主观精神需要和愿望，文化终于从物质羁绊当中走出来，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和独立性。此后的文化虽然是以一个社会文明程度为基础，但有时某种文化形式的发展却超越文明。
文化怎么会超越文明呢？显然，理解这个问题，需要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去分析思考。
首先古老的文明孕育深厚的文化。一种文明形态可以越来越成熟、甚至走向衰老，而文化却因其文明的古老，能够建立起非凡的伟大的文化。如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文明史，尽管在近代这种文明已经落后并被资本主义文明击败，但建立在几千年封建文明史上的中国封建文化却是如此的博大精深，以致成为封建文明的代表。它并不因为封建文明的消亡而消亡，相反，它成为永远消失的那个古老文明时代的人们精神的表现，并因而具有永久的魅力。
其次，文明形态的不断发展，使旧的文明不断被新的文明取代，旧文明的价值也随着存在理由的逐步消失而慢慢降低，而文化由于在历史继承性上的特殊规律，成为新文化形成的基础，其中代表这个文明形态精华的理性思维成果，在新的文明发展阶段得到发扬光大。如古希腊哲学是超乎寻常的古希腊文明的产物，尽管这个人类的“超常儿童”消失了，但古希腊哲学思想作为人类幼稚时期对周围万物的成熟思考，而成为启迪和培植西方中世纪、近代、现代乃至当代思想文化的宝库与沃土。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主要指人类精神思想的凝聚和发展。
其三，文明的发展模式是“倒置阶梯状”的，由一开始的“窄小”到逐步的“宽广”，由最初的“浅薄”到逐步的“深厚”，我们可以肯定，处在阶梯上面的文明比处在下面的文明要先进。但文化并非如此，文化一经产生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或说文化的发展是“平行梯形状”的，不同文明时代的人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是不同的，在某一领域达到的程度也因观察的角度与方式的不同而不同，正如我们不能拿年龄作为画技高低的标准，儿童画出的画是成人无法模仿的，有时甚至是很高水准的。
文明与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文明的基础是一个社会的整体存在，包括物质和精神等方面，文明因其物质基础的不断提高发展而不断提高发展。
文化却是人类精神思维的产物，不同时代人们的精神思维会在文化上留下永不消失的记忆，文化因其文明的物质基础的不断提高发展而改变自己的内容和形式，并形成自己的规律。
文化超越文明，指的是文化在一个相当成熟的文明时代所创造和留存下来精神思维成果，正由于文明的差异和不可恢复性，使得那些不同文明阶段产生的文化的奇花瑰宝超越文明程度低于或异于它的文明而被世人欣赏。但并不能因此得出文化不属于文明范畴的结论。从根本上看，人类文明的实质在于“意寓其中”，它不是一堆单纯的物质形式或无法理解的抽象符号，人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及人的丰富情感都涵括其中。从这点出发，文化可以说是人独有的特性，因而也是人类文明的典型表现。
文明范畴中的物质部分也很重要，它是实现文明的基础，但即使是物质文明这一部分，也因为具有“文明”的成分，而与自然物质有根本的区别，它属于人类社会，为人类生产生活服务。这是因为物质形式的改变蕴含着人类精神的力量。人虽然没有鹰一样锐利的眼睛，没有狗一样灵敏的嗅觉，没有狼一样锋利的齿爪，但人知道坚硬锐利的器物可以刺破兽皮，树枝弯曲回伸的弹力可以发射锐器，树木还可以做成圆形的轮子。人能成为人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明就是因为人会利用物质特性，使不同物质之间相互作用，来达到人的目的。人不是最敏锐的但可以成为最敏锐的，人不是最坚硬的但可以成为最坚硬的，人不能飞翔但可以飞翔得最快。人依靠智慧成为万物的主宰。
4．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
所谓文明，是指人们借助科学、技术等手段来改造客观世界，通过法律、道德等制度来协调群体关系，借助宗教、艺术等形式来调节自身情感，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基本需要、实现全面发展所达到的程度。人类文明有着统一的尺度和标准，文明的尺度，正是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综合尺度。
所谓文化，是指人在改造客观世界、在协调群体关系、在调节自身情感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地域风格和民族样式。
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文明的内在价值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得以实现，文化的外在形式借助文明的内在价值而有意义。文明的内在价值总要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体现出来，而文化的外在形式之中又总会包含着文明的内在价值。
文明是一元的，是以人类基本需求和全面发展的满足程度为共同尺度的，文化是多元的，是以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的不同条件为依据的，这种观点强调，如果我只承认文明的一元论而不承认文化的多元论便有可能得出欧洲中心主义之类的邪说；如我们只承认文化的多元论而不承认文明的一论，便有可能得出文明相对主义之类的谬论。
三 文明与文明时代的关系
文明与文明时代的概念既相联系，又相区别。
文明与文明时代不是一个概念。文明作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它与人类社会俱来。在原始社会，人们逐步学会了创造和使用简单的石器工具，猎取和驯养动物，采集和种植农作物，创造和使用语言，以及创作冶陶艺术、初级歌舞，等等，这些都是文明因素的萌芽。而文明时代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是文明因素长期积累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标志。文明的起源比文明时代的产生要早得多。过去，人们一般将阶级、国家的产生作为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而实际上，文明的起源比之于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要早得多。原始部落的图腾就是原始文明最初的表现。我们知道，图腾是原始宗教礼仪的象征，而图腾系统往往是一种普遍化了的原始宗教和社会制度，因此，图腾既是原始文明的滥觞，也是维护原始社会基本制度的形式。据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介绍，原始社会中不仅有图腾等文明标志，而且还有人类早期的政治形式。因此，简单地说文明只是阶级和国家出现之后的产物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还应指出的是，也不能将文明的起源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混同起来。文明的起源是说文明要素的最早出现，并不是说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而文明时代是说人类已经从野蛮时代脱离出来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野蛮时代已有文明的萌芽，而在文明时代也仍有野蛮的现象，这就是人类文明进化发展的定律。不能因为文明时代有不文明的现象，而把文明本身也说成是野蛮的。
而且，尽管文明本身是进步的，但进步的东西也有可能被用作于野蛮的目的。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常常被用来进行不文明的行为。
如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后来就被西方人制造成为大炮来侵略中国，这种例子俯拾即是。正因为如此，文明批判论者往往从消极的层面对文明加以挞伐和谴责。马尔库塞在批判西方文明时指出，西方文明给人类带来经济成果和富裕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压抑性文明”。西方文明的实质是奴役制度，西方社会是单面的社会、病态的社会，而“当今文化的这些消极方面可能表明，现存机构行将废弃，新的文明即将诞生”。如果客观地说，西方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并非是文明惹的祸，而是西方国家不正当地运用文明成果而惹的祸。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西方国家政府不正当地运用文明成果才导致了西方社会的问题，不能将西方社会出现的问题归罪于文明发展的结果。
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事物发展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是事物发展阶段性的标志，而质与量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正如在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已经诞生了文明因素一样，在文明时代仍然还残留着诸多愚昧、野蛮的因素。因而，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仍然面临着摆脱和消除愚昧与野蛮因素的繁重任务。
根据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经历了“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时代。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篇着作中，恩格斯借用了摩尔根“文明时代”这一研究成果，阐明了“文明时代”概念的深刻内涵：从时间上看，文明时代是从社会发生了第三次大分工时开始的；从发展阶段上看，文明时代是一个涵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阶段。较之“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文明时代”无疑是文明的，但就是这样一个“文明时代”，也难以掩饰种种“不文明”的现象和行为。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