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明是一个人文概念。人是一切社会文明成果的创造者，当然也是它的享有者，所以，人是社会文明的主体。作为社会文明主体的人，在共时态上有个体主体、群体主体和类主体三重存在形态，这种存在形态在历时态上所凸现的不同侧重点，恰恰说明了人的本质的生成与发展。所以，社会文明的创造过程既是人实现自己的本质力量的过程，也是人的本质历史生成与发展的过程。因此，社会文明的演进与人的发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社会文明的主体价值一方面在于确证人自身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在于塑造和完善人自身。
社会文明的终极价值是对人自身全面自由发展的追求。社会文明共存是人类和谐发展的价值追求。
一 社会文明主体的存在形态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的存在形态从两个向度作了精辟而透彻的分析。
从横向或静态的角度也就是共时态的角度看，文明的进程始终伴随着人类生成、社会生成和个体生成这样三个层面，所以，人的存在是个体、群体与类“三位一体”的存在，它们分别是人的存在的个别形态、特殊形态和一般形态，是人的不可分割的三种存在形态，任何时代的人都具有这三种存在形态。
第一个层面：社会文明主体的类存在。
马克思提出“人是类存在物”。这一论断至少包含了三层不可分割的含义：其一，“类”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有的存在形式。“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其二，“类”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发生着社会关系的人的具体的统一性。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所理解的“类”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而马克思理解的“类”则是“社会化了的人类”。“类”不是个体的简单之和，而是因实践而被社会化和结构化的、有着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的人的统一性。其三，“类”是“人的完成了本质统一的存在状态”。“马克思把关系的共通性、类意识和自由自觉的生产实践活动看成人的类存在的基本内容”。
第二个层面：社会文明主体的群体存在。
马克思肯定人是“合群的动物”。人总是隶属于一定社会共同性所维系的共同体，这就是人的群体存在。这种群体包括阶级、民族、国家、政党、企业、单位、家庭等。作为介于类和个体之间的层次，群体不仅是个人实现自由发展的手段，并且能够超越个人的范围和能力联合为社会，从而为个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各种群体作为“类的一些亚种”，在发展中也体现类的属性，当然这种体现往往具有相对意义。相对于类而言，群体具有直接的现实性；相对于个体而言，群体具有直接的社会性。因此，正是人本质存在的现实性和社会性决定了群体存在的特殊地位。马克思强调作为群体的不同阶级有着由利益而决定的不同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而类和个体的最终解放也都依赖于先进的无产阶级的解放。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交往有了极大的发展，性质差异最大的群体矛盾表现为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个人主要依靠国家并在国家的范围内获得文化、生产力、安全和繁荣，同样地，人类的文明只有依靠各个国家的文明发展才能设想，才有可能”。
第三个层面：社会文明主体的个体存在。
马克思认为，作为个体的人是自然存在、主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首先，个体是自然性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所以，“第一个需要确认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与其他自然的关系”。个体自身的生理差别和自然条件差别进一步决定了他们生活方式的差别，而“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它们自己也就怎样”。生活方式的差别最终决定了个人其他方面的诸多差别。
其次，个体是主体性存在。作为个体的人是一切关系和活动的物质载体、最终承担者，而“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各个人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从自己出发的”，“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
所以，个体的存在是自我意识到的存在，而且是自我主动追求自我价值的存在。再次，个体是社会性存在。马克思指出，作为历史前提的人，“不是处在某种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它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这种现实的个人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个人的质是其全部社会关系的质，个人的解放进程与交往的世界历史进程相一致。同时，马克思坚决反对把个人仅仅理解为自然的、抽象的人或者“唯我论”的人。
从纵向或动态的角度也就是历时态的角度看，在不同时代，人所具有的不可分割的三重存在形态所突现的侧重点不同，而这种不同恰恰说明了人的发展。马克思对人的三种发展形态作了经典的阐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这就是着名的人的发展三阶段学说。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人类早期自然的分立状态不能让人们从经验上感觉到人是作为类存在的，而个人又总是从属于更大的群体。所以，这个阶段的人主要是以群体的方式存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则突出了人作为个体存在的方面。“自由个性”阶段其实就是“自由人联合体”的阶段，这一阶段突出的是人作为类的存在方式。所以，从人的存在形态角度，也可把人的发展三阶段表述为群体本位、个体本位和类本位三阶段。
人的存在形态在历时态与共时态上是统一的。人发展阶段中的某种存在形态“本位”，只是指在该阶段由实践水平所决定的当时最优先实现价值，并不意味着处于非本位的人的存在形态就不存在了。人的类存在、群体存在和个体存在始终是一个整体性存在，而且非本位的存在作为本位存在的手段往往显得十分重要。从人的本质来看，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阶段的人都存在着相互之间的依赖关系，只不过依赖的性质不同，而这种不同正反映了人的发展。群体本位时代的“人的依赖关系”，主要是指一种基于血缘、地域等自然原因造成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是封闭的、直接的和等级制的，个人淹没在群体之中。个体本位并不意味着个人处于原子式的孤立状态，恰恰相反，这个阶段的人的依赖关系是全面而广泛的，只不过这种依赖是通过物的依赖的方式间接地表现出来罢了。类本位克服物的依赖而归于人的依赖，但这种是保留了个体本位时期全部积极成果而形成的依赖，是全面的、直接的、开放的、平等的依赖。如果说类本位与群体本位有某些相似的话，那就是类本位是对群体本位的辩证意义上的回归。从经济形态的发展来看，群体本位、个体本位和类本位三个阶段对应着原始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种经济形态。马克思人的发展阶段学说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人的发展阶段的跃迁是由人的生产和交往的实践活动不断扩展和深入而获得的。必须指出，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三阶段学说是宏观的、粗线条的，其内部的复杂性需要实事求是地作具体分析。
二 社会文明及其主体发展的统一性
人是创造和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主体，社会文明反过来也造就和促进着人的发展。共时态上人的个体、群体和类的三重存在在历时态上所凸现的不同侧重点，恰恰说明了人的本质的生成与发展。而文明的创造过程既是人实现自己的本质力量的过程，也是人的本质历史生成与发展的过程。所以，社会文明的演进与人的发展在本质上具有内在统一性。
1．蒙昧、野蛮的文明阶段与“原始的丰富”的人
我们把资本主义萌芽之前的整个期间都划归这一阶段。在最初的社会形态里，社会分工尚未形成或者很不发达，人的生产活动以一种朴素自然的形式融合在个体活动中。人类从“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蒙昧时代，到“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野蛮时代——即到“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也在蒙昧混沌中摇荡。然而，“即使在那些只需找到、发现这些东西的地方，也很快就要求个人做出努力、付出劳动（如狩猎、捕鱼、游牧），要求主体生产出（也就是发展）某些才能”。尽管“人类所制的最初的工具纯粹是实用的，但是当时人们为获得生活仅有的必需品而从事的辛苦工作得到闲暇时，他们便开始把工具加上了装饰”。这实际上已经不自觉地开始从事艺术创作。原始人的“工作与游戏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因为一个普通的野蛮人，除非与其他的人联合起来伴以歌曲，是不能继续工作的”。
这时人的精神情感与文明发展是一致的。在这种协作进行的活动中，每个人既是劳动者，又是歌舞者，也是欣赏者。参与这些活动就是参与社会交往，人的发展也就前进了一步，文明开始在蒙昧中彷徨。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出现，少数社会成员专门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和艺术、宗教、教育等活动，于是开始出现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同时也是阶级）的分离和分工，这是整个历史发展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它揭开了由某特殊阶级垄断人的精神发展和社会发展，而将其他阶级排斥在发展之外的历史序幕。一方面文明加速演进，另一方面人的发展开始呈现不平等现象。虽然原始共有制、亚细亚所有制、古代奴隶所有制和封建所有制的形式各有不同，但人的劳动对象都是直接的自然，劳动主体同劳动对象的天然一体，保障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最基本关系。然而，这时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近乎单方面的。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描述的那样：“只有当荒野、火山、暴风雨不致为人祸害的文明社会中，它们才成为观赏的对象……在原始社会或社会发展的低下阶段时。这些自然景物、对象经常只是畏惧膜拜、神秘化、拟人化的对象。”在人的初始精神活动面前，自然表现的却是疏离的、陌生的和严酷的。
因此，最初的社会形态里个人对特定共同体具有绝对从属性。人们之间物质的、精神情感的交流和活动本身的交往，只能在单个共同体的狭小领域内进行，“单个人之间”或是“没有联系”，或是只有“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个体的存在不是以内聚着社会力量的主体而存在，而是展现出与群体外在地连为一体的“脐带”的依属。
所以，在最初的文明形态里中，尽管人的发展呈现一种“圆满境界”，但那是有限的或局限中的圆满。人与自然对象关系的狭隘性和个人社会关系的贫乏性，造就了人的内在本质的局限性。马克思把这种具有局限性的文明形态称作“原始的丰富”。“在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
2．分工促进的文明进化阶段与抽象化的人
我们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划归这一阶段。正当人类跨进文明时代之际，却因分工方面一个新的进步而被拦在门外。马克思在分析人的发展由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变化时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他还具体描绘了这一历史过程。于是，一方是挣脱了人身奴役、自由得除自己的劳动能力以外便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另一方是占有劳动条件却不从事劳动的资本家。从此以后，劳动同自然之间的变换，必须通过人格化的劳动条件才能进行，这就在人类的活动及其对象之间插入了一个社会性的隔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