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入20世纪，曾经陶醉于征服自然的辉煌胜利的人们才开始认识到，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优越的生活条件的同时，却给自然造成了空前严重的伤害，因而使人类自己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在工业文明下，人们把自然当作可以任意摆布的机器、可以无穷索取的原料库和无限容纳工业废弃物的垃圾箱。这些做法违背了自然的规律，超出了自然界能够承受的阈限。当人们为了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欲望而对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和破坏性利用时，自然界则以自身的铁的必然性，向人类施行了严厉的报复——全球性的生态失衡和人类生存环境恶化。“当我们的父母在为第二次浪潮（指工业文明-引者注）从事改进各种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引起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一种未曾预见和预防的后果。其中对地球生物圈的破坏也许是无可挽救的。由于工业现实观基于征服自然的原则，由于它的人口的增长，它的残忍无情的技术，和它为了发展而持续不断的需求，彻底地破坏了周围环境，超过了早先任何年代的浩劫。”“人类好像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大量危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原料危机等等……这场全球性危机程度之深、克服之难，对迄今为止指引人类社会进步的若干基本观念提出了挑战。”工业文明的人类高扬主体性和能动性，而忽视了自己还有受动性的一面，忽视了自然界对人类的根源性、独立性和制约性，忽视了马克思所说：“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开发观念和行为准则违背了人和自然关系的辩证法，而藐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
2．工业文明引发的种种危机
（1）生态危机
工业文明带来了经济的巨大增长和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但同时造成了诸如资源耗尽、生态失衡及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已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已越来越引起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的担忧和关心；这是当今流行于世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产生的直接动因。
工业文明已接近把以能源为主体的资源消耗殆尽，特别是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和浪费最为严重。从本质看，工业经济是一种资源型经济，它的生产和增长依赖于大量的自然资源投入，能源和原材料的耗费十分巨大。托夫勒指出：“第二次浪潮的能源基础，是以非再生资源为前提的，它来自高度集中、日益枯竭的矿藏。”着名学者里夫金和霍华德也指出，400年来曾为工业时代提供了大量贮存太阳能的世界非再生能源已接近枯竭。这绝非危言耸听。
世界能源理事会的一项预测表明，按传统的消耗量计算，全球石化类燃料的开采期，石油至多为50年，天然气至多为70年，贮量丰富的煤炭资源也只有230年。众所周知，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基本要素。资源的耗尽，意味着人类生存的根基丧失，人类发展将难以为继。
工业文明还使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大规模采掘、加工和生产的需要，土地资源和森林资源大规模的减少，土壤侵蚀、水土流失、草原退化和土地荒漠加速蔓延。据统计，在不到200年时间里，这个星球失去了600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在一些主要河流流域，土地侵蚀造成的沉积增加了3倍。在一些小而利用强度较高的河流流域，其沉积甚至增加了8倍。世界沙漠面积现已达3600万平方公里，几乎是俄罗斯、美国和中国国土面积的总和。此外，由于生存条件的恶化，生物多样性在消失，生物物种在减少。目前世界上有1000多种高等动物濒临灭绝，约2.5万种有花植物的生存处于危险之中。近100年来，地球物种灭绝的速度超过其自然灭绝率的100倍，而且这一速度还在加快。
与资源的过度耗费和生态的破坏相伴而生的，就是环境污染了。这是工业文明造成的最大恶果，也是引起人类不可持续发展的最突出问题。其主要表现有：大气污染，水体污染，酸雨、臭氧层遭到破坏，温室效应及海洋污染等等。由于环境污染的影响，世界各地自然灾害时有发生。以至20世纪中期，世界上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八大公害事件”。其中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五天内就有4000人死亡。需要指出的是，环境问题在工业文明以前就存在。也许只要有人类的活动，就会存在环境问题。然而，在工业文明以前的狩猎时代和农业文明社会中，由于人类的活动能力有限，生产力水平低，即使存在着环境问题，它的破坏作用也非常小，不会超过自然界自身的再生产能力和自我净化能力。但到了工业文明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生产力水平有了提高，人的活动能力大为增强，再加上科学技术的影响，人类活动产生的破坏力要严重得多，以至今天发展到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程度。如果说，在远古和古代，主要要保护人类使之免遭自然的伤害；那么，在近代和现代工业文明时代，则是要保护自然免遭人类的破坏。
从另一角度讲，工业文明导致的危机也许还包括，它把整个世界纳入一种博弈论意义上的“零和等局”的结构中，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现代化遇到限制。在工业文明时代得到高度发达的国家，如美英法德等国，已经在资源和能源消耗上达到很高水平，这就使得当今世界的其他国家都要走已有的工业化道路，都要赶上美国那样的工业文明，这是地球无法承载的。诚如美国系统论专家拉兹洛所说：“按照现在的发展模式，不仅无限地增加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含量是不可能的，甚至要世界其余地区都达到美国和西欧现已达到的高度，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无法使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过像西方人现在过的生活。地球上的资源不足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为了使世界人口6%的美国居民维持他们使人羡慕的消费水平，就需要消耗大约1／3的世界矿物资源。假如世界80%的人口一无所有，目前的能源量便至多可使18%的世界人口达到美国人的消费水平”。因此，必须使“零和博弈”转向“总和大于零和博弈”，否则，不可能走出工业时代给人们带来的困境。
此外，由于资源及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世界各地区为争夺资源、推卸责任和转移环境危机的事件时有发生。有的走向严重对立和冲突，更严重的甚至导致战争。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两次世界大战与此有关。近些年出现的中东冲突、海湾战争也显示了这一点。而战争的爆发又加剧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诸如生态难民、人道主义灾难的大量出现就是最好的佐证。正因为工业文明有如此多的弊端，在今天它备受指责也就不难理解了。有人说，工业经济已走入“死胡同”，它将被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所取代，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实践证明，工业经济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工业文明不是完善的文明。
（2）价值迷失
第一，拒斥环境价值的偏颇。一般说来，环境概念是指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自然条件的总体。但具体说，这一概念还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环境概念包括作为人类生存的物质资料来源的自然资源，而狭义的环境概念则不包括资源的含义，而仅仅是指人类生活的家园的意义。我们研究环境价值，还必须把环境概念同生态概念区别开来。尽管二者就其外延来说都是指自然界，但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却是人们在应用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解释自然界时所形成的，因而它们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实际上，当我们说“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环境”时，我们所说的自然界并非自然界“整体”，而只是人类以外的局部自然界；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实质上是人同外部局部自然界的关系。只有立足于人的尺度，把人看成主体，人以外的自然界才成为人的环境。这样，从广义上说，自然界作为人类生存的环境，对于人类的生存来说就具有两种价值：第一，作为“人类家园”的价值。第二，作为人类的物质生产所必需的资源的价值。
这两种价值都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价值。但是，它们却具有相反的性质：
作为人类的生产活动的原料的价值是一种“消费性价值”。我们之所以把它叫作“消费性价值”，不仅是因为它们是作为人类生产和生活的资料被消费的，而且是因为它的价值只有在被人类消费时才能实现。而（狭义的）环境价值则是一种“非消费性价值”，即“存在性价值”。我们之所以把它叫作“存在性价值”，是因为它是只有在保持其存在时才具有和能够实现其价值。如河边的树木同时具有两种价值：当它得到保存（不被砍伐）时，它具有调节空气成分的比例、保持土壤水分、保护堤岸等价值。这是一种环境价值；而当这些树作为消费资料被砍伐时，它就具有制作工具、家具等价值，这是一种“消费性价值”。我们不能同时使自然物实现这两种价值：要使树木具有环境价值，就不能把它砍掉（消费），也就是说，必须保持它的存在；而要使它具有消费性价值，就必须砍掉它，这时，它就不再具有环境价值。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类生存的一个“悖论”：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消费自然，就必然对人类的另一个生存条件（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而要保持原有的人类生存环境，人类就不能消费自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改造自然，就会因为生活资料的危机而无法生存；而如果改造自然，又必然会对环境造成破坏，这同样也会危及人类生存。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都是人类生存的危机。
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只看到了自然界的消费性价值，而没有看到自然界的环境价值。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人们把获得最大利润作为最高目的。在金钱的驱使下，无限制地改造自然界，从而造成了对环境的破坏。而生态伦理学则仅仅把人看成是自然界的“普通一员”，这就必然否定自然界对人的消费性价值，否定人类实践（改造自然）的必要性。这从另外的一个方向上同样威胁人类的生存。
可持续发展观的价值观应当是生存论的价值观，即最终立足于人类的生存来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工业文明发展观的价值观与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观都是非生存论的。这两种发展观的极端形式都是对人类生存价值的否定。
把人类的生存价值作为终极关怀，才能合理地解决人与自然的全面关系（既改造，又适应），也才能合理地对待自然界的消费性价值同环境价值的关系。
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危机，正是这一矛盾没有得到合理解决的结果。如果把人类的生存作为评价人类行为的终极尺度，那么，我们就既不能无限制地改造和掠夺自然界，也不能完全否定人类消费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必要性。
要做到二者的统一，关键在于要找到它们的最佳结合点。自然环境的生态系统是一个自组织的有机系统。它具有一定的自我生长、自我组织、自我修复能力。因此，只要人类对自然界的消费和改造的实践活动保持在自然界的自我修复能力的限度以内，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消费和改造活动就不会对自然环境造成致命的破坏，因而就不会危及人类的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只有一个：我们需要改造自然，但必须对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进行评价、约束和规范，以便把人类的生产活动限制在以不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的限度以内。这样才能使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两种价值都得到满足。因此，只有立足于生存论，才能合理地处理环境价值与消费性价值的关系，找到隐藏在消费价值与环境价值背后的更深层的人类的生存价值。生存价值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也是评价、约束、规范人类实践行为的终极尺度。
（3）发展缺失
传统发展观是建立在“发展是天然合理的”这样一个哲学信念的前提之上的。在它看来，只要是发展就比不发展好；发展得快总比发展得慢好。总之，发展天然就是好的；发展本身没有好与坏的区分。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传统发展观所关注的，只是“如何发展得更快”，而对于“为了什么发展”和“怎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样一个目的论、价值论的问题却毫不关心；社会发展理论也仅仅被看成只是研究社会“如何发展”的“科学”，却忽视了关于社会发展的另外一面，即社会“为了什么发展”这一价值论、目的论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说：“我们唯一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