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范式，就是一个群体共有的信仰、价值与观念等文化总结构，它以一种最大的尺度，或隐或显地引领其成员的思维与行动。当一个民族或人类共同体的文化总结构发生大震荡之际，人们便努力寻找照耀未来新方向的灯塔。
关于人类社会文明现状及其走向，中西方学者提出了种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与学说，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或确证了人类社会文明从旧范式走向新范式的历史必然性。推动此次人类社会文明范式转型的根本动力，正是来自近500年来人类社会文明大发展内在的矛盾、张力与潜力。人类当今面临的种种大问题，必须从总“范型”上来审视，从其“转型”上来解决。人类社会文明新范式总体上体现一种新的创世纪精神与日常实践相统一的特征。统领中华文明的源头与流变，乃是“中华文明范式”的伟大复兴与创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与人类社会文明范式转型不仅是互补互动的，而且在内涵上是互通的、统一的，同时又是有中国特色的。
一 关于社会文明走向的几种观点
关于人类社会文明现状及其走向问题，中西方学者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与学说，主要有如下几种：
1.世界正值夜半说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现代西方自笛卡尔以来的400年，人们对世界所采取的只是一种“技术”的态度，即将环绕人类的一切都视为供人类消费的东西或“储备物”，世界只是为“我”，甚至只是为欧洲人而存在和使用。他尖锐地指出，这是“人类和地球的欧化”，并发出警告“我们唯一剩下的东西，只有技术的关系。这已不再是人生活于其上的地球了”。他还进一步指出，问题并不在于现代技术本身，而在于主导现代技术发展的“框架”。这种框架规定了人对自然的强迫性和掠夺性，将人抬高到地球统治者的地位，从而使现代人远离了人的本性。于是，哪里有此种“框架”，哪里就有最高的“危险”。对于出路所在，他虽然也处在懵懂之中，但他辩证地指出，哪里是人类文明最“危险”的地带，拯救之力就在哪里生长。海德格尔的这种观点，可称为“绝处逢生”或“夜半孕育黎明”说。
2.后结构主义说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兴起了一股强大的对现代性进行全面批判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其中法国当代哲学家德里达的后结构理论最具代表性。本来，现代性是现代化的一种理性积淀与文化精神，正是其对人的主体性和理性品格的确立与高扬，造就了当今西方文明和近现代世界文明。但是，现代化进程中确也产生了人类空前的痛苦与灾难。究其原因，乃在于这种主体性的核心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对此，西方一些学者首先运用一种结构主义哲学的方法加以批判，指出从笛卡尔到萨特，西方哲学中的主体性概念和理性概念均属偏颇。在德里达看来，这种批判远未击中要害。
他认为主导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哲学模式，它设定在各种结构或系统中，总有一方居于一种不变的“中心”地位，另一方则居于“边缘”或从属的地位。实则对立的双方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所谓系统或结构的稳定性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即在二元对立的结构中已经含着一种颠覆此结构或“解构”的力量。他运用这种解构的哲学方法，打破一切中心与边缘的对立，确立起事物的异质性、差异性、多样性和互为主体的地位。据此，他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西方根深蒂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哲学传统，指出这种主义在一种线性的目标追求中把一切都“工具化”了，这正是导致西方现代科学工具理性和技术主义的痼疾所在。他明确指出，这是一种“无望的模式”，应该尽快从中挣脱出来。但是，何谓新的模式，他尚不清楚，只是指出“切入点”乃是重新界定“人”的含义。
3.“人的革命”说
历史学家汤因比与宗教学家池田大作认为，当今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做人的条件受控与精神的匮乏。对于这种人的心灵深处的问题，无论付出多大的科技力量和经济手段都是不可能解决的。在现代，显得特别重要的是变革和提高人的生命或精神的世界，即人的革命；一切信仰的实践，都建立在这种深刻的生命深层变革的理念之上。它是最强烈、最深刻地要求人类每个人首先要做的工作。从广义讲，其实质就是按照种善业的因的方向来变革自己的生活态度。他们强调作为身心统一体的人类，要努力焕发向宇宙人间奉献自我的精神，这就需要施行一种普世精神的全人类教育，从而实现“人的解放”。池田大作先生认为，“人的革命”，一方面通过佛教的实践从生命的深层进行；另一方面是在这种现实生活中有价值的互相接触中进行。如其所行，则佛法即可变为现实，其人生就会贯穿着坚定的人道主义。这正是“人的革命”的精髓所在。只有通过这样掌握的与自然的调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态度，才能面对自然的破坏——可以说是现代文明所面临的最深刻的危机——筑起一道根本的防线。
4.轴心说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将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分为四个阶段：（1）史前文明，又称普罗米修斯时代，此时人类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生产生活技术手段，只是对人类自我尚缺乏自觉；（2）古代文明，人们在共同的语言、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民族统一体；（3）轴心时代，约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几个古代文明地区如中国、印度、两河流域与希腊等，哲人辈出，他们的思想普遍为人们所接受，人类破天荒地实现了自身的第一次大突破；（4）科学技术时代，以西方为代表，自15世纪至20世纪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但在性质上仍只是谋生手段的提高。据此，他认为人类正需要第二个“轴心时代”的到来。
5.“二次现代化”理论
根据经典现代化理论和后现代化理论，中国学者何传启等提出了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此种理论认为，从18世纪到21世纪末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现代化两大阶段。第二次现代化不是文明进程的终点，将来还有新的现代化。第一次现代化指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变化。在第一次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社会发展具有工业化趋同的倾向。第二次现代化指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变化。如果说第一次现代化的特点是工业化、城市化、福利化、民主化、法治化、世俗化等，第二次现代化的特点就是知识化、分散化、网络化、全球化、创新化、个性化、生态化、信息化等。在第二次现代化进程中，生活质量是第一位的，知识和信息生产扩大精神生活空间，满足人类幸福追求和自我实现；物质生活质量可能趋同，但精神文化生活高度多样化。据有关报告揭示，1999年在世界现代化的坐标图上，有24个国家进入第二次现代化，有98个国家处于第一次现代化，有6个国家和许多农业地区处于农业社会，几百个少数民族部落生活在原始社会。其中，中国等37个国家正处于第一次现代化的发展期。
这就是说，进入新世纪人类社会文明就整体而言，正处在向第二次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中。
6.后殖民理论
后殖民主义作为当代多种文化政治理论的集合性话语，与后现代理论互为表里，崭露头角，在消解中心性权威、倡导多元文化研究的潮流中崛起。在20世纪末思想界，无论是赛义德充满歧义的“东方主义”，还是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的具有解构或女权色彩的后殖民文化理论，都使人们真正认识到当今世界是一个越来越多元多极的世界。它原是身居第一世界学术中心但具有第三世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学者，重写民族历史和确立自身文化身份的一种理论努力，但随着全球化过程的深入推进，日益显示出对欧洲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批判精神与姿态。他们尖锐指出，当今一种霸权主义者在其经济、军事、政治等行为之中，采用文化渗透的方式，以维护其在全球的霸主地位，而一个民族国家也只有确保其文化的独特性，才有可能保障其在推进现代化的道路上实现其经济、社会和民族的独特发展。当然，这种民族国家的文化，必须既是独具特色的，又是随全球化进程不断建构的。可以说，在弘扬人类文化多样性、多元性和重视民族文化认同等方面，后殖民理论为人类走向新文明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要素。后殖民主义作为当代多种文化政治理论的集合性话语，以其权力话语研究和文化政治批评性拓展出广阔的文化研究视域，不仅成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化策略，而且使边缘文化得以重新认识自我及其民族文化前景。
综观上述观点，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是从范型或框架的高度，指出现代西方文明模式的“无望”与“危险”；雅斯贝斯的“轴心论”和“二次现代化”理论是从人类社会文明范型演进史的角度，指出人类社会文明新的走向；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强调人的精神变革的重要；后殖民理论则突出民族文化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中的特殊重要性，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或确证了人类社会文明从旧范式走向新范式的历史必然性。
二 社会文明范式转型的历史动因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文明正在发生结构性、范式性的大转型走向，其最深刻的根源乃在于人类社会文明自近现代以来，连续500年的大发展和人类同时遭遇的空前生存大危机，特别是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一百年的快速发展，正把与当今各民族国家兴衰存亡有关的经济、文化、政治诸重大问题，一并突现在全球化的大“场”中。这一切迫使人类，要么在此次文明大转型中新生，要么在文明的旧壳中纷争衰亡。而能够从文明范式的高度正确审视与把握此次人类社会文明新走向的，唯有与人类同行的正在巨变与创新中的哲学，和正焕发着勃勃生机的新世纪美学。
历史表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和人类自我成长，主要依靠三大革命动力，这就是科学技术革命的动力、文化艺术革命的动力和哲学革命的动力。这三大动力相依存而互动，并在某个时期将某种革命推到首位，其中科技革命是一种强大持久的物质生产推动力，文化艺术革命是一种贯彻人们心灵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精神生产推动力，而哲学革命则是对科技革命和文化艺术革命的总升华或总发动。因为哲学向来是对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思考，和对人类生命新境界的总开启。由此决定哲学的最大功能是提供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整体范式，而其他学科只提供各种形态的文化，共同组成人类社会文明的精神体系，进而指引人类从事各种物质与精神的实践活动。可以说，人类社会文明和人类自我的“蛋壳”，从来就是依靠哲学这只精神的大鹏鸟，去一次次“啄破”而逐渐长大，同时又靠这只大鹏鸟带人类飞向远方。
从上述视界来回首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程，大体可将公元15世纪末哥伦布地理大发现和海上新航线开辟，作为分水岭。此前，各地人类先后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进行着某种科技的、文艺的和哲学的变革，推动着本地区、本民族、本社群的自我发展和文明发展。此后，由于全球性地学观念的产生与世界性市场开始出现，作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和自我成长的科技、艺术和哲学三大动力革命都先后进入了空前活跃和相互激荡的阶段，相应地，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就整体而论，驶入了全球化发展的快车道。
由于种种历史的条件和机缘，欧洲在经历长期黑暗的中世纪后，自公元15世纪至18世纪前期，历经250多年，先后开展了伟大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具体呈现为文学、艺术、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等的综合性变革。而这种变革的先声，则是笛卡尔和弗朗西斯·培根在哲学理念和方法论上的倡导。
他们极大地推动了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从此，欧洲开始了举世瞩目的产业革命和社会变革，即贯彻至今的现代化历程。
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的150年间，欧美创造了以科技物质文明为主要内涵的西方现代文明模式。这一阶段，可谓科技革命为主导动力时期。
尤其是在20世纪整整一百年内，又将此文明模式推向高峰。这一文明模式的最大特征，是物质产品的空前丰富和人们精神生活上的空前迷茫，因而随之开始了对此种文明模式进行哲学的反思。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浪潮不断涌现，就整体而言，人类已步入呼唤和迎接新的哲学革命的到来，以掀起新的科技革命和新的文化艺术革命，共同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转型的伟大时代。
从学理上看，对人类社会文明转型的最早意识与起始性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首先是一些西方学者对现代文明主要是西方文明自觉进行哲学的反思；发展到70年代兴起于西方漫延于全球的后现代理论思潮，几乎将这种批判反思推向白热化；至新世纪、新千年之交“人类社会文明向何处去”蔚然成为全世界共同探讨的一个重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