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辛德勒名单》先为一部小说后成一部电影，是一位朋友介绍给我的。朋友曾两次去看这部获得七项奥斯卡奖的电影，却都没能看完。“太压抑了，让人无法忍受。”他告诉我，“但我敢说这的确是一部出色的影片。”他接着告诉我。
我相信这位朋友的鉴赏趣味。但我始终没找到机会去看这部电影。我买来了小说《辛德勒名单》。
阅读小说是我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经验能帮助我较为迅速地判断出一部小说的优劣以及我对它的接受角度和接受程度。在我刚刚读完了《辛德勒名单》开头那个二十多页的漂亮“序幕”后，我不能不产生如下的疑虑：一方面，在“新新闻体”这一小说门类中，杜鲁门·卡波蒂的《冷血》（一九七五年）和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一九七九年）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紧随其后的《辛德勒名单》（一九八二年）能够承前启后吗？另一方面，写二战，写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小说名著已经硕果累累，不管是美国人威廉·斯泰伦的《苏菲的选择》还是德国人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凯旋门》，都曾给我带来过强烈的震撼，难道澳大利亚人托马斯·基尼利还能做出更精彩的表演吗？
辛德勒的故事说起来简单。二战期间，辛德勒这个耽于享乐的德国男人，这个英俊精明的纳粹企业家，凭借他的智慧和权力，不惜倾家荡产，豁出身家性命，向一个饱经沧桑的灾难种族伸出了他的援救之手，无私地保护了一批批无辜的犹太人。我们知道，在本世纪最大的一次人类浩劫中，被纳粹法西斯屠杀的犹太平民多达六百万，而辛德勒这个良知未泯的人道主义者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然而，就是这面对车薪的一杯净水，它不仅很好地回答了我上边提及的两个问题，更用它所折射出来的爱的光辉，催生了我对于人性的深一层思考。我想到了本世纪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另一场浩劫。
有一个叫做张志新的女人的名字可能早就叫今天的中国人给遗忘了，还有在后来没有像张志新那样受到广泛传扬的遇罗克、李九莲，可能更没有人会记得了。中国人需要的历史要么是“四大发明”，要么是“三国演义”，所以巴金老人提出的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动议只能泥牛入海。我的一个白种朋友有一回调侃地问我：“是不是亚洲人都有健忘症？”我反问他怎么了。他说：“德国人没有忘记二战的疯狂，美国人没有忘记越战的梦魇。可在你们这里，日本‘忘记’了对他国的侵略屠杀，中国‘忘记’了给自己人民带来灭顶之灾的文化大革命。”我无言以对。我想提醒这个白种家伙，我们有过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我知道，我面前这个走遍了世界的人不是傻瓜。于是我只能说我没忘。我给他讲了刘少奇、邓拓、老舍，又给他讲了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
我给我那个白种朋友讲述文革时，我还没有读到《辛德勒名单》。现在我读到了《辛德勒名单》，我又想到了上面那些名字。其实对于刘少奇、邓拓、老舍还有遇罗克和李九莲，我所了解的情况并不比那个白种朋友更多一些。我能多说几句的，大约是张志新。我的父亲当年在盘锦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与张志新同在一个农场，他目睹了张志新入狱前的挨斗直至被抓上囚车；与我关系甚好的前辈同行于成全在刚粉碎四人帮时，曾写过关于张志新的报告文学和话剧，他的采访触须一直延伸至监狱狱卒。正是父亲和于成全这样与我异常接近的人，使我了解到了一些更为“内部”的情况。我知道了是谁打张志新的小报告，我知道了是谁用流氓手段对待张志新，我也知道了是谁灭绝人性地割断了张志新喉管。我知道了他们，也就知道了杀害一个无辜生命的，除了政治运动这架庞大的机器，更是一些与那无辜生命同样普通的一个个“个人”。关于张志新这个共产党员，只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那就是当年在她身边，是不是也有一个“辛德勒”。如果有，我想，哪怕这位“辛德勒”只是当面对张志新表示过一点点安慰和同情，那他（她）也值得我们铭记。
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血腥之中，的确每个普通的“个人”都自身难保。但我们所看到的事实却是，当那一个个最为普通的“个人”在打小报告时，在使用流氓手段折磨人时，在割喉管时，他们并不存在生命之虞，灵肉之难。他们既不是古罗马斗兽场里需要你死我活地角力的奴隶，更不是有着家恨国仇或者曾经杀父夺妻的敌人。他们不仅同宗同祖，更有着相同的目标与信仰。他们把伤害他人涂毒同类当成最大的快事，只能证明他们的人性已经堕落到了何等地步。而更糟糕的是，一旦时过境迁，天地翻覆了，他们想到的不仅不是自省和忏悔，反而是装疯卖傻，蒙混过关。他们大言不惭地把一己的恶推卸给一个大而无当的组织、理想和主义，轻而易举地就把自己抖落个一干二净。于是有朝一日再找到了适宜的土壤，他们便会理直气壮地让藏匿起来的恶德再度复苏。他们不懂得爱，更不懂得反省和思考爱。由这样一些“个人”构成的群体，实在是一种比任何灾难都要可怕的东西。
就此我们发现了辛德勒的意义。辛德勒这个普通的法西斯“个人”，在半个多世纪前的为兽生涯中，却能身体力行地除恶向善，仅仅用难能可贵来评价他是太苍白无力的。我想，辛德勒的行为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即使是对于像我父亲、像于成全、以及像我这样身在兽群之外的“个人”来说，都应该是一次醍醐灌顶的唤醒。面对辛德勒那冷静的微笑，我们理当感到深深的慌怵和长久的震撼。
基尼利说，一九七四年（张志新被杀害的前一年），当辛德勒走完他生命的途程后，全世界“每一个洲都有人为他服丧哀悼”。基尼利大概指的是每一个洲都有受到过辛德勒救助过的犹太人在感念他。可我想，为辛德勒服丧哀悼的，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所有正直的、富有同情心的、懂得爱与被爱、懂得尊重生命的人。这不是一个种族对一个个人的感念，这是整个人类对自己良知的确认和赞美。由此我也应该清楚，我没有理由为二十多年前我还是个孩子而自认为可以减轻愧疚，可以不负担一个个“个人”对于其他一个个“个人”所犯下的罪孽。我必须和我的父兄一起站到辛德勒的灵前，去体会身心得到净化后的强健与高尚，因为尽管文化大革命已成历史，但生活并没停止，人性中德行的较量更没有结束。只要这个世界上的罪恶与灾难还在无羁横行，每一个痛恨罪恶与灾难的人，就应该让善良悲悯还有对灵魂的自救成为生命中不落的太阳。
其实，《辛德勒名单》的印证朴实也简单。若干年前，文化大革命谢幕不久，有一个诚实的中国女作家就站在人生舞台的边缘一角，用她细弱的声音，提醒过我们这些作为一个个普通“个人”的观众：爱，是不能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