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作为一个名词而不是词组，在中国是不大使用的，我现在用它来做文说话，主要是图个方便。
我最早懂得“外省”这个词的含义，是在法国小说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副题叫做《外省风俗》；巴尔扎克的巨构《人间喜剧》，包含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被命名为《外省生活场景》；还有司汤达的《红与黑》，在那个名叫于连·索黑尔的青年身上，“外省”的痕迹就如同他贫贱的痕迹一样，是烙在他身上的红“A”字。在法国，大约只有一个地方不必被称为外省，它的名字叫巴黎。
我一直喜欢巴黎，恐怕跟法国小说的诱惑不无关系。尽管当今中国人所憧憬的天堂是纽约和东京，但如果让我选择一处居留地，中国的除外，我的认同还是给予巴黎，甚至在多年之前我就因为自己会说一句法语而感到了与巴黎的贴近：“扒个洞”。只是我会的这句法语有点扫兴，我总是对着影视片里迷人的巴黎大声喝问，为什么“扒个洞”的应该是我呢？难道像包法利夫人和于连先生一样生为一个外省人是我的过错吗？当然我的问题得不到回答。顺便说一句，“扒个洞”是“对不起”的意思。另外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扒个洞”也只能说给北京听。
不过现在有些情况比较复杂，我所钟情的首都北京，据说也有沦为外省的可能。我的意思并不是指迁都。
有一个上海籍熟人写了篇文章，发表时刊物要求在署名前边加地区标识，就像在海明威的前边加上美国，在川端康成的前边加上日本，在阿斯图里亚斯的前边加危地马拉。编辑知道那个熟人的自然情况，便在那熟人名字前边写上了“上海”。可校对时，那个熟人一丝不苟，他在上海后边，又加了个“市”字，他解释说，上海市是指上海市区以内，而在市区以外那些也叫上海的地方，只配称“乡下”。北京也是乡下。他这样说，当然有一点玩笑的成分。这件事发生在十年以前。十年以前粤语时髦的时间还不太久，只有个别北方歌星说谢谢时不说“xiexie”而说“xixi”。如今短短十年的变化可以天翻地覆，不仅有人要用那种类似拉屎用力的吐字声音取代普通话，尊贵的“上海市”也在某些广东人眼里变成了乡下。想想那熟人，我不觉得有点幸灾乐祸。
不过巴黎是巴黎，广东是广东，上海是上海。我是沈阳人，在我眼里北京不是乡下而是首都，我的外省，是就北京而言。最近姐姐调入北京工作，开始有点犹豫，觉得小半辈子都过去了，要把家再安置一回殊非易事。我则豪情万丈地给她打气说，去，从零开始也要去，至少为了乔小乔以后不再是外省人嘛。乔小乔是姐姐六岁的女儿，我这个当舅舅的，其实在心里非常爱她。
外省似乎只针对首都而言，看起来这仅仅是个地理概念。可是积累了一些生活的冷暖之后，我们便会为词语的力量所震慑而不敢妄言。事实上，外省更主要的存在于文化的隔阂里，它隐含着种种永不餍足的欲望，它是一种无形无状精神企盼的诞生地与出发点。外省是丧失一切和向往一切的总象征。
我刚刚学会读小说时，我就懂得了外省的耻辱。我生长在辽宁沈阳，照理说不论大而辽宁还是小而沈阳都非菲薄之地。可在我那拣煤核拣白菜帮子的少年时代，我能看到，周围的贫穷如同夏天的苍蝇，繁殖迅速且无所不在。当时作为一个外省少年，我最大的愿望是盼父亲去北京出差。父亲每次从北京回来，不光他的脑子里会装满党中央那些瞬息万变的精神，他那个土黄色的、特大号的、写着“要斗私批修”的旅行袋里，更会盛满令人垂涎的首都的猪肉。我记得，在我活到现在的三十五年里，父亲唯一一次对我拳脚相加，就是那个时候。
有一天傍晚，父亲把党中央的声音和猪肉一齐从北京带回，他一边兴高采烈地指示母亲做一顿解馋的葱包肉（父亲舍不得要求母亲做红烧肉或者清炒肉。多年以后在黄宏宋丹丹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里，他们说他们的孩子因为只吃萝卜大葱而变得葱心绿时，别人大笑，我却哭了），一边命令我去学校把姐姐找回来。有肉的日子就是过节，而过节的晚餐需要团圆。姐姐是她就读的那所中学的女子篮球队队员，而这支球队是沈阳市的中学生冠军队。她们的训练情况可想而知，不到天黑没人能回家。我骑车来到姐姐学校，趴着墙头看了一会，我没敢惊动那个严厉的教练。那时候我相当腼腆。回家之后我如实相告，父亲对我的胆怯非常生气。老师不给假是另一回事，他说，可不敢请假，就是你的毛病了。这时我低声回了一句，我说，姐姐不回来，咱们每人不就能多吃点肉嘛。也许这只是我情急之中为自己的胆怯找到的另一个理由，但这的确是一个可耻的理由。听完我的话父亲愣了，接着他脸上现出了绝望的神情。我知道在他下放改造时，在他挨整倒霉时，他也从没有过这样的神情。他是一个反对“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父亲，但他是一个崇尚“舍身饲虎”的知识分子。他在极度伤心处，对我操练起来的也只能是苍白的拳脚。那时我比现在的乔小乔大一倍多点，我脑子里的知识可能还不如她多；但那时我心中的屈辱、自卑、私欲和邪恶，却肯定十倍于她甚至百倍于她。我至今能懂得一些正直、善良、怜悯与爱，我得感谢父亲的拳脚。
当然北京使我这个外省人所得到的，除了猪肉，还有很多很多。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我在北京读书，它所提供给我的人文熏陶将使我受益终生。一九八三年以后我重又成了一个外省人，虽然我依然向往和热爱首都北京，但更加懂得的，却是如何热爱和尊重我的外省故乡和外省身份。我知道，我的深沉的热爱和尊重，也是四年的北京生活赋予我的。
还有一件事，与猪肉和北京和外省也有关系。
那是一个卖小白菜的季节，猪肉似乎已不再凭票供应。我在商店买猪肉时，与一个北京口音的售货员发生了口角。具体起因我已忘了，我只记住了他对我的羞辱。他说我“穷鬼”，“穷就别买”一类的话。开始我还压着火气，我说你北京人怎么还这个态度。他说我北京人是在你们这个鬼地方变的，好人在你们这里也好不了。大概是关于北京人的话题触到了他的疼处，他居然对我动起手来。没准他曾有过一段辛酸的漂泊历史，但即使那样，我也不能允许他在用语言羞辱我后又用拳脚羞辱我。我向他发起了强硬的反击。我们在小白菜堆旁厮打之时，有限的打架经验使我及时地记起了武器的重要，于是，我操起小白菜堆旁的木头钱匣子抡了起来，把那个恶语伤人的北京人打得抱头鼠窜。
第二天早晨，一个身穿戎装的年轻警察敲开了我家房门，他对我父母说我昨天在商店抢钱匣子，要把我带走。
那样一个日子阴冷而阴森，坐在派出所内一间无窗无凳的空屋子里，我头一次思考起了我未来的命运。我渴望解释或者申辩，我需要证据及其公允，我甚至宁可让那个年轻的警察打我一顿。但整整一天，没人理我，那个年轻警察只偶尔看看我或看看将我囚禁的铁锁。后来就到了晚上。警察拎着皮包准备下班，并且几乎已经走出了派所的大门，可忽然之间，他又想到了我。他把我从黑黢黢的空房子里放了出来，对我说，以后你要是再敢抢钱，我饶不了你。
在那之前，我已经在心里边不知谋划多少遍了。一旦把我放出去，我不仅要杀了那个北京口音的售货员，还要杀这个年轻警察，然后我将以偷钱和抢钱度过一生。可是现在，一听说要放我回家，我差点没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而且我说，甚至是发自内心地说：谢谢……
事情没完。一年多以后，我又一次走进了那个派出所。我已经很久足不出户了。我有过抢钱的前科，我必须把自己深埋在孤独和窒息中，可现在我又不得不自己走进派出所。果然冤家路窄，那个年轻的警察仍像一年多以前那样冷漠地坐在那里。他认出了我。他的目光和声音都让我畏惧。你干什么？他问。起户口，我答。是下乡吗？他又问。不，是去北京。我又答。年轻的警察也一定神往北京，我看到他的眼里有了点光泽。去北京干什么？他接着问我。去读大学。我接着答。你……他惊讶地站了起来，把我的录取通知书捧在手里，看得很慢很慢。
户口手续办好以后，我没说谢谢，我的目光里甚至充满轻蔑和嘲弄。我以一种高傲的姿态转身离去。就在这时，那个年轻警察的声音在我身后缓缓响起，我只听一句，泪水就抑制不住地淌了下来。你没抢钱，他说，抓你之前我就调查清楚了，你只是一般打架，没抢钱。他的声音非常平静。我关你一天，只想教训教训你……
后来，我就离开了外省，再后来，我又回到了外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