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
敦煌医书的学术价值
§§§第一章敦煌医书的学术价值
敦煌医学卷子保存了汉、晋、唐、宋时代的古籍，由于兵圂之灾被人密封在敦煌地区寺院中的千佛洞莫高窟的一个石室中。主要是隋唐前后所写录的当时的医学、壁画、史籍、方志、佛经、文学等。其中各类医药类著作，大多为传世古医籍版本，《黄帝内经》、《伤寒论》、《难经》等，包括内、外、妇、儿、理法、方药、卫生保健及医事活动诸多方面。有部分内容是属敦煌藏经洞大量遗书中的首次发现，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历史价值的中医中药宝贵文献。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五月二十六日，以替莫高窟附近的汉人念经维持生活的王道士王圆篆，请一位姓杨的助手抄经，杨氏喜吸抽皮丝烟，时杨氏将余烬未燃的半截烟插入墙缝之中，有落空感，随后杨氏乘夜凿壁而入。此密室经后进学者研究编为17号洞窟，洞窟中四周为烁岩，用砖封砌，涂刷灰粉，并复绘以壁画，洞室内白布筒子叠放在一起。其中藏有两万余轴释道经典，文中资料及数百件彩绘幢幡等等物品。
这些遗书的发现，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研究，从而在世界上兴起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
然而这些遗书发现后，先后被外国探险家、学者劫走。其中英国斯坦因，首先窃去敦煌石室经卷画幢，写本之箱二十四件，画秀美术之品箱子五件，现存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继斯坦因之后，法国人伯希和窃去写本十余筐，其计六千余卷。现存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日本人橘瑞超，现窃去之遗书皆藏于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三十四号，尤谷大学七号，私人如中村不折等世藏约六一三号，总共约七千号。俄人鄂登堡所取存于苏俄列宁格勒亚洲民族所等处，直至法人伯希和二度来北京，才引起国人震惊，此段历史，黄永武《敦煌宝藏》序文记载较为详细。随后国内外诸多学者对敦煌医书进行整理、校订和研究，充分挖掘和凸显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极大丰富了隋唐前后医学典籍宝藏
敦煌医书属于隋唐史志所未载者占绝大多数。这一事实既说明了收入史志中的医学书目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同时也说明了广泛散见于当时民间的医书不论书名方面或品类方面还是广泛存在的。敦煌医学弥补了隋唐前后时期医学文献的一大空白。我国在公元四世纪至十世纪初，即六朝至唐末五代时期医学著作种类和数量均已相当繁多，据隋、唐史志所载不下二、三百种。如在《隋书·经籍志》中共记有医书256部，4510卷。《旧唐书·经籍志》共记有136部，3962卷（包括明堂经脉类26部，173卷；医术本草等类110部，3789卷）。《新唐书·艺文志》共记有155部，4277卷（包括明堂经脉类35部，231卷，医术本草等类120部，4046卷）。以上这些著作除了极少数是汉魏以前的古医书外，绝大多数都是六朝以后人撰写的，面在这个时期的大批的医书中能够比较完整保存下来的却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医书，其中包括《肘后备急方》、《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书。敦煌卷子的出土为这一历史时期传世医书的短缺现象弥补了很大的空白。敦煌医书，是迄今为止除极少量汉墓出土医书外，我国最古的一批医书实物，也是文字和内容最多的。近年以来，我国继敦煌出土医书之后虽然又有长沙马王堆汉墓医书、武威汉墓医书及江陵张家山汉墓医书相继出土，但均不如敦煌卷子医书数量之多。正是由于它们都是在中国刻版印刷术以前写成的墨迹，故远较之现存各种刻印本医书为古，从而也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二、为古医籍的校勘和辑佚提供了重要资料
1.传世古医籍的校勘由于敦煌医书均是公元十世纪扭以前的文献，因而为多种传世古医籍的校勘提供了早期的根据。
2.为辑佚复原古医籍提供重要内容在我国历史上有些童要古医籍原书早佚，或虽有传本但已有很多缺残，而在敦煌卷子中保留有其佚文者可为辑佚复原古籍提供重要内容，举如：其一，唐代孟詵撰写的《食疗本草》，原书早佚，仅存佚文，而S.76《食疗本草》残卷即为其早期写本之一。其二，唐代初期由政府组织医官撰写的药典性着作《新修本草》一书，自宋代，以后早无传本；仅有佚文散见历代本草著作及其他文献中。在出土敦煌医书中有关《新修本草》的卷子共有四种，即S.4534，P.3714，S.3822及李氏旧藏（即甲、乙、丙、丁各本），均系早期不同的传写本。其三，佚名氏撰《张仲景五脏论》原书早佚，仅有部分佚文见《医方类聚》一书中，而敦煌卷子则有P.2115，S.5614，P.2755及P.2378四种写本。其四，在个别古医籍佚文方面如吴吕广撰《王匮针经》一书，其目载《隋书·经籍志》。而《太平御览》卷七百二十四也载有其序，但书，已早佚。在卷子P.3655中则直接引有该书部分佚文之类。
3.未见著录的古医籍早期传本这类著作在出土敦煌卷子中为数最多，如P.3477的《玄感脉经》，P.3655的《明堂五脏论》、《青鸟子脉诀》等均是。
三、古佚“经方”的重要发现
所渭古佚“经方”，是指汉代以前医方的统称。在《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曾专门就“经方”涵义作了论述，并收载了“经方”类著作十一种，274卷，它们均是西汉以前的医学方书，但它们早已全部失传。在张仲景等人医书中虽引录了一些古“经方”的佚文，但缺遗尚多，远非全貌，现在通过敦煌出土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以下简称《法要》）却发现了不少久已失传的古代“经方”。《法要》一书虽非梁·陶弘景原著，但系隋、唐时人传录陶氏佚文而成。其时上距汉季未远，故所引录当时所见“经方”之文，多系北宋以后学者与医籍所未能得见者，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现举其要者说明如下：
1.其他古“经方”佚文
在《法要》一书中除上述小、大“六神”汤方外，还有其他一些古佚“经方”。如五脏的小、大补泻汤方，五脏泻法救误汤方，救诸劳损病汤方及“仙人”开五窍救卒死中恶方等。
此外《法要》还辑录了古医方类著作《汤液经法》及《桐君采药录》两部古书的部分佚文。按《汤液经法》之目始见于《汉书·艺文志》“经方”类中，记有三十二卷。《桐君药录》佚文在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曾多次引用（见《证类本草》所引《本草经集注》陶隐居序，及天门冬，续断、芎劳、水萍、苦菜、占斯等药项下），也证明陶氏当时是确曾见到该书的。
2.小、大“六神”汤方据《法要》所载
第一，“隐居（陶弘景氏别号）曰：外感天行之病，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背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治疗明悉，后学咸尊奉之。”以上所说的各汤方的名称，即：小、大阴旦汤，小、大阳旦汤，小、大青龙汤，小、大白虎汤，小、大朱雀（鸟）汤，小、大玄武扬，共十二方，它们全是属于东汉以前古佚经方的一种。这个事实也可以通过下面的对比考察得到佐证。首先，在传世本的《伤寒论》等书中只有小、大青龙汤，白虎汤及真（玄）武汤（以上二方均无小、大之分），独缺朱雀汤之名。（按：青龙、白虎、玄武及朱雀古称四神，自先秦以后文献中多有论述。）如《礼记·曲礼上》：“前有朱鸟（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今本《伤寒论》中只有四神中的三神，且各有小、大之分，也不完备，颇与古制不合，是明显的脱失。而敦煌本则完整无缺。
第二，玄武汤一名自宋本《伤寒论》因避宋讳改“玄”为“真”字，沿用迄今（《千金翼方》仍作玄武汤），敦煌本早在宋代以前，故不避讳字，接近古貌。
第三，在《金匮要略》卷下第二十一，“产后风”条有“可与阳旦汤”之语，但原方已佚。宋·林亿等注：“即桂枝汤方”，是未见原文所致的错误，事实上《千金要方》卷九第五及《外台秘要》卷二引《古今录验方》均系有阳旦汤之名。惟传世本《千金要方》（江户医学馆影宋本）仅有主治，具体处方脱失。而《外台秘要》则该方主治与处方均完整，即其处方组成为：大枣、桂枝、芍药、生姜、甘草和黄芩六味，亦即桂枝汤方加黄芩一药而成。足征上记林亿等氏注文是错误的。如果再将《古今录验方》的阳旦汤与敦煌本对照，则敦本的大阳旦汤缺黄芩一药，多出黄芪、人参和饴三药。而敦本的小阳且汤有黄芩一药，缺桂枝、甘草、大枣三药。可见敦煌本中的古方是有确实根据的。
第四，《千金要方》卷九第五有阴旦汤方，较之敦煌本大阴旦汤方，五味主药（芩、姜、芍、草、枣）均同。但《千金》多桂心一药，敦本多柴胡、人参、半夏三药。也可证明敦煌本医方源有所本。
第五，从敦煌本所指上述十二种经方的药味组成，方剂配伍及药量、炮炙、服法等来看，均与《伤寒杂病论》早期传本中的选用药味，用药特点及规律相符。
四、医药学术成就
1.医学理论方面现已出土的敦煌医书中，属于医学理论的专著不多，其中除医经类的两种卷子外，又可见于数种五脏论类著作。其中五脏、经脉、俞穴的生理病理论述有些是在《内经》等古医籍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或补充，有些则是不见于传世古医籍或与有异于通行诸说者。举如：在古医书中的“明堂”一词，原有数义，即有指鼻部言者，有指帝王宫阙言者，也有冠于针灸图上而称为“明堂图”者，对于最后一种的“明堂”涵义，在传世医书中从无明确之解释。但在P.3655《明堂五脏论》中则指出：“明者命也，堂者躯也”。系指具有生命的人体。由此而得到恰如其分的正确解释，即是一例。
又如，P.3477《玄感脉经》有：“九脏者，形脏四，头角、耳目、口齿、胸中也；神脏五，……”一段，其中“头角”的功能是：“精识之主”。而在《素问·三部九候论》中虽也有相同记载，但后者却未记“头角”的功能。所谓头角是指头脑而言。而这种认为头脑具有精神意识即“精识”作用的提法，在既知资料中其时代是最早的。
2.诊断学方面在敦煌医书中诊断学成就主要是脉学。在S.5614《平脉略例》、《五脏脉候阴阳相乘法》、《亡名氏脉经第一种》、《亡名氏脉经第二种》，P.3477《玄感脉经》，P.3655《七表八里三部脉》、《青乌子脉诀》等书中均分别论述了诊脉部位、方法、脉象特征及主病等问题。这些脉学内容有些是直接承袭或辑录自王叔和《脉经》一书佚文者。如S.5614《平脉略例》中的十九种脉象主病；P.3477《玄感脉经》中的二十三种脉象主病及六种死脉脉象；P.3287《亡名氏脉经第二种》根据寸、关、尺三部的不同脉象主病所确定的用药处方及针灸法等。如《平脉略例》中的寸、关、尺三部的沉阴绝、浮阳绝及阴实、阳实等类脉象主病法；《五脏脉候阴阳相乘法》中的五脏平脉与贼、实、虚、微四种邪气所致的脉象、病机、预后等。有些是与传世古脉学著作的记述互有出入或不见于传世医书者。
此外，在P.3655《七表八里三部脉》中将临床上常见的脉象归纳为“七表”和“八里”两大类。前者包括浮、芤、滑、实、紧、洪、弦八脉，后者包括迟、缓、微、软、沉、弱、伏、涩、细九脉（按：实际应为八脉，但本书多出一脉）。又将在寸、关、尺三部同时出现的浮、沉、洪、弦、缓五脉专门作了说明。在读书中还用七言歌的形式分别将各种脉象编成口诀，以便初学诵读。这种脉诀与传世的《王叔和脉诀》内容基本相同，但无后书中的“九道脉”。估计应是《王叔和脉诀》的一种早期传抄或节录本。
3.方剂学方面在现存敦煌医学卷子中保存的医方数量，以本书所收的粗略统计至少约有一千一百首以上。其中除了个别见于前代医学方书的古方外，大都是六朝隋唐医家通过验征的经效19方，而且还有不少单验方。例如在《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一书的五首救卒死中恶方都是很有效的简便医方，其中用矾石点眼治疗跌扑之法与迄今民间流传的验方相同。用硝石、雄黄散剂着舌下治中恶急心痛，手足逆冷方与现代治疗急性心肌梗塞的有效西药硝酸甘油原理与疗效相同，且早于后者一千年以上。也有的在医方之后附有验案的。例如：P.2882（《不知名医方》）第六种）一书中的方“内药法”所附医案。这些医方治疗疾病的范围也极广泛，其中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五官科的疾病等。
从投药的剂型来看，除了常用的汤剂、丸剂、散剂及膏剂等外，还有外用膏摩方（如S.1467，P.3201等），药酒方（如S.1467的虎骨药酒方），药水浴洗方（如S.14672洗治头风方，P.3201洗治脚气等），灌汤法（如S.5435用苇筒灌羊胆汁方，P.2882用羊皮制药囊套竹管灌药液治痢方等），点眼药方（如P.3144治赤眼方，P.2666治目翳方等），药汤热淋取汗法（如S.1467治骨蒸方），磁疗方（如P.3930治耳聋方），药水染发髭方（如P.2882及S.14672等，其中尤以P.2882所记药方对于制药及染发操作过程记述尤详）。肛门或阴道坐药方（如P.2882及P.3596），蒸盐熨耳门方（如P.3930），豆豉饼灸法（如S.5435治疗打损疮）等。
4.本草学方面在敦煌医书中首先是保存了南北朝及唐代四种重要本草学著作的若干早期传本。即：其中《本草经集注》和《亡名氏本草序例》（S.5968）均是药物总论，主要论述药物的三品、配伍、气味、采制、剂型、主病之法、分量、炮炙、诸病通用药、解诸药毒、不宜入汤酒病及药物七情等药物的应用。
《新修本草》是唐代政府组织医官篡修和颁行全国的药学专著。敦煌出土共有四种残本。所存药物总数虽然只有46种，较之原书药数850种尚相差甚多。但它们均是现已发现《新修本草》最古的抄录本的实物，因而是非常宝贵的。S.76《食疗本草》一书残卷共存可供食用的药品26种，每种又各附有医方，共82方。
在某些医方卷子中还提供了道家所用的药物隐名的资料，如《不知名医方第二种》（S.14672）的九物牛黄丸方中的“九精”均是以下药物的别名：
水精-龙骨火精-牛黄天精-空青地精-雄黄死人精-荆实青龙精-曾青白虎精-玉屑玄朱精-玄参朱雀精-赤石脂
在敦煌医书中对于地道药材的应用也很重视。如P.2115《张仲景五脏论》的单验方中的“河内牛膝”，“上蔡防风”，及P.2882、P.3930《不知名医方第六种》及《不知名医方第九种》“三等丸”方中的江宁、地黄、河内牛膝、高州枳壳、华山覆盆子、原州黄芪、潞州兔丝子、澜州蒺藜子等。
5.针灸学方面敦煌医书中S.6168，S.6262的《灸法图》及P.2675的《新集备急灸经》是唐代写绘带有穴位图谱的两部灸疗专书。象这样的针灸图形实物，也是目前保存最古的。它们不仅在治疗各种病症时取用孔穴较之同类针灸书籍有其特色，而且还有一些不见于传世灸书中的孔穴名称，如手、足髓孔、两脚五舟、天门、小腹俞……等。这说明了隋唐以前各针灸流派之间的差异是确实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