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尹红梅在家里又接待了一个年过七十的老翁。那日他们两夫妻正在老房子收拾旧衣物。搬到了新家，身上也穿上了外孙女原原和女儿贾雪买来的新衣服。原本就一堆旧衣物，现在更多了。
贾老汉说送人，但现在的年轻人，谁肯穿呢？和他们一个年纪的又说穿不了。扔是坚决不能扔的。怎么办？只好把他们再带到新楼。尹红梅正抖落着一件当年唱红灯记的小衫，被外面的人看见了，进来就一把抓住衣服。
“大妹子，我可找到你啦！快，奋进，叫尹姨！”
红梅吃了一惊。她不知该怎么称呼对方，又不好说违拗的话。
只见那人也是个老者，面貌清癯，个子不高，双目有神，看样子不像当地人。
“大妹子，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刘藤啊，是裕山屯把西头老刘家的独生儿子刘藤！”
红梅这才想了起来。听他们说从裕山来，赶快让坐倒水准备午饭。
“大妹子，不用准备饭。我来是想让你给证实我的身世的。”
红梅想了起来：他就是父亲当年被日本鬼子抓劳工逃回时带回的日本孩子，因为回来后郭家已没有人，没找到地下组织，将他送给了屯里把西头的老刘家寄养。他名字‘藤’字，就是它亲生父亲给留下的。
原来刘藤的儿子刘奋进要找自己的根。他弄明白了父亲的身世，觉得自己身上有一半的日本人的血，他应该找到那一半。
“你叫刘奋进？该不是我外孙女饭店请的那个厨师吧？”
红梅问。
“是啊，正是我。我在《天天英家菜》整整干了一年。”
于是红梅就从父亲被抓开始讲，一直讲到婴儿被送给刘家。
“父亲讲，那时屯里有五六家没有男孩，都想要，但父亲给刘家干过活，知道他家人心眼好，家境也说得过去，就送给了他家。刚抱来时，你的脸被安眠药拿的铁青，哭起来声音像个小猫似的微弱，为你嚼布袋你又不吃，刘家两夫妻急得不知怎么办好。后来将一头耕牛卖了，买来了一只刚生过仔的母绵羊，天天早晨撸奶喂你。父亲说：你的命保下来，幸亏刘家大娘大爷呀！”
刘藤眼里含了泪：“我知道。我知道这些。尹叔活着时就对我说过。我父亲母亲的恩情我没齿难忘。”
接下来刘藤脸上出现了为难的颜色：“大妹子，是这样。这些我都讲给奋进听了。但他想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他有知情权，所以我来找你了。”
红梅带带拉拉听过刘奋进的情况。她想了想说：“这样吧，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现在是上午八点半，赶到滨北九点，再赶到政府侨办，估计要十点。这么多年了，不知能不能见到。”
于是她吩咐了贾老汉做什么，就带着刘家父子两人出发了。
侨办在政府的五楼办公。但当年的经办的人已经退休了。
“我记得那人姓田，为人很热情，大家都叫他老田的。”红梅说。
接待他们的是一个胖胖的五十几岁的女干部，自称姓吴。吴女士说：“是。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当年是有这么回事。那阵我刚从学校毕业分来工作，正好赶上给日本遗孤寻找父母。我也知道你们屯里的事。那个老乡姓尹，叫尹……什么来着，看我这个记性。”
红梅：“叫尹大奎，是我的父亲。”
吴女士：“对，是叫尹大奎。当年好像没找到。他提供的线索是一个叫北野正次的人。我们找到了这个人。但他没有提供相应的信息。嗯，对了，是没找到。若是找到了。”她向刘藤点点头。“你也不会在这里了，一定会回去和父母团聚了。”
红梅：“还能找到老田吗？”
吴女士：“可以，他已经八十几岁了，人还硬朗。我来给他家挂个电话吧。”
吴女士去了另一个有电话的办公室。很快她就回来了，说：“他现在在海南的女儿家，明年开春回来。他说那个北野正次正是佐藤医生的上司。那时他自己开了一家医院。但他说不认识佐藤。老田通过了解，知道了那时的背景：美国人为了把关东军731部队细菌和人体实验的资料拿到手，已备他们将来做细菌武器用……这些资料是不可复制的……，和关东军作了一笔交易，就是关东军把资料交给他们，美国就不依战争罪犯起诉他们。于是一笔罪恶的交易就完成了，他们的头子石井四郎和北野正次就逃脱了追责，当然他也不愿承认以前的罪行了。”
看见三人失望的样子，吴女士又补充说：“不过，老田说佐藤先生和他的妻子给他的儿子留下了些东西，就在当年的档案里。但不巧的是，后来成立了档案局，资料也都转去了。档案局离我们这里挺远。现在已经十一点多了，去了也找不到人了。你们是以后来取还是在这里等呢？”
红梅问刘藤，刘藤瞅瞅奋进。奋进说：“就等到下午吧，反正也来了，要不还得来。”
刘家父子和红梅就离开了侨联，在附近找了个小饭店吃了午饭。考虑到不可能上班就拿到遗物，红梅去了趟女儿家，回来时正好两点，刘家父子已在侨联的接待室等候。大约将近三点吧，吴女士回来了，带回来一个档案袋。见了他们，将里面的资料拿出。
原来是一封血写的遗书和一大摞老照片。奋进先把遗书拿到手。血写的纸张已经变黄，字迹发黑，模糊不清，而且不是中国字，奋进一个都不认识。后面附了一份翻译书，上面写道：“藤，我的苦命的孩子：今天是你的爸爸妈妈赴死的日子。日本关东军部认为我同情敌国，已准备将我和几千个中国、朝鲜、苏联的马路大一起投入实验室炸死。这是日本关东军知晓天皇无条件投降采取的自保措施。我是从老乡那里知道的，他让我赶快逃生，和你妈妈化装成中国人，跑到哪里都行，但我没跑。我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的。
“公元一九三七年的秋天，我在横滨的一所医科学校读书，读到二年级就被应招入伍了。当时说的是战地救护，那知到了以后，竟然是最凶残最惨无人道的活人试验。他们把无辜的百姓抓来，给他们注射活体的鼠疫、霍乱和千奇百怪的疾病疫苗，观察病菌在他们身上造成伤害的状况；还有活体冻伤、忍耐力的实验等，将他们活着刨腹挖心，割臂断脚……，无所不用其极。我至此对我的同胞的残忍实在厌恶。我彻夜失眠，干事挑不起精神；我吃不下饭，见了寿司里面的生鱼片和沙拉里面的生鱼子就想吐。我不想活了，想饿死自己。但他们不允许。北野君，这个我学校里尊敬的教授也像一个杀猪的刽子手似的亲自动手，还负责看管我们。
“孩子，你能体会当我知道要处死我，心里那份解脱吗？我罪大恶极，不死不足以告慰那些死在我屠刀下的灵魂。你的妈妈本来可以逃脱的。老乡们已给留下了一条生路。但她要跟我共生死。我说服不了她，只好依了她。
“孩子，我给你起的名字叫藤，就是我名字后面的字。你的生日是1944、8、16。父佐藤绝笔。“
读了以上的文字，刘藤和奋进已是泣不成声。
奋进和老爸回到裕山屯时，天已经黑了。他们父子走在乡间的雪道上，默无声息。
“爸，请你原谅。我不知道是这样。”
“不用道歉。爸对不起你。没有给你一个富裕的家世。但这已是万幸了。如果没有红梅的父亲，没有刘家，我也不可能活下来。中国人好心肠，他们不计较我父亲的双手沾满了他们的鲜血，以德报怨，无私的将我养大，否则，也就不会有你了。
“那年回日本寻亲，老田是我们的带队。因为我不会说日本话，侨办还给配了一个翻译。我按照父亲说的横滨，找到了佐藤家族。他家世代行医。我一眼就看出了和他们的关系。我是学医的，明白血缘之间的联带。老田建议我跟他们做亲子鉴定。但被我拒绝了。他们不认我不就是怕被我分去一杯羹吗？你们不要我，中国要我。
“刘家不但是我的衣食父母也是我的亲生父母。我在这里是不如你们过得好。但我有两双手，和中国人在一起，将来会有好日子的。难道我们不是一天天好起来了吗！”
刘藤说到这里老泪纵横，他哆嗦着从衣袋里取出一个存折。存折已经很旧了。
“拿去吧。这是中国人给我的钱。本来我是裕山的赤脚医生，退休后已给了我宅基地、责任田，还有卫生所的退休金。后来县卫生院又把我找去，给了我这个。这是中国一个中级职称的医生的退休金。县侨办每年给他们拨款，让他们给的。说我的父亲佐藤虽然有血债，但能知道自己犯了错，而且给中国人留下了日本人杀害中国人的证据，是有功之人。”
“这份工资是对佐藤先生后人的交待。其实我们家里这十几年来一直很好，我就没拿出来。现在刘壮妈得了病。那时我想拿出来。但有新农合，手术也没花多少钱。现在，我知道你没了活干，又自己想开一个饭店。我想你有这个能力，又经受了磨练，会干好的。里面有几十万，够你开个店了。”
刘奋进将存折接到手里，已泣不成声。
走到屯子了，奋进对老爹说：“爸，我想去滨北开一个英家菜馆，干一个连锁，就是尹姨她外孙女的那个饭店，行吗？”
刘藤：“好啊，你去做吧！你做什么我都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