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是31年以来，总理一职首次换人，我尽力确保这项转移权力的工作能顺利进行。吴作栋和我曾携手共同努力，以达到这个目标。从内阁文件和会议记录中，您也了解到自1985年起，我在内阁所做出的一切决定，都是与吴作栋和他的班子经过密切协商后达致的。而自1989年起，内阁的一切决定都是由吴作栋和他的班子做出的。
我谨此呈上我和我的政府的辞函。这项辞函将从1990年11月28日（星期三），当新总理宣誓就任时生效。
我也在此正式向您荐举吴作栋组织新政府，因为他得到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
您真诚的
李光耀
1990年11月26日
11月27日，黄金辉总统决定接受李光耀的辞呈，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函：
李光耀总理
敬爱的总理：
谢谢您1990年11月26日提呈的个人和政府辞函。我谨此接受您的辞呈，并如所荐，邀请吴作栋先生组织新政府。
我代表新加坡人民感谢您过去31年来任总理期间，以无私的献身精神，建设现代新加坡。
我了解您为了确保转换领导的过程能顺利进行，而付出不少努力。您训练年轻的一代领袖接管政府的远见，以及您自愿卸任，让自己的继承人出任总理一职，是举世无双的一项非凡做法。领导层成功地换人将能确保新加坡的稳定和进步。
我了解到吴作栋先生准备委托您为他的内阁资政。我相信您所提供的各种忠告，将能让吴作栋和他的部长们，在为新加坡谱写一段新的历史时，获益不浅。
您真诚的
黄金辉总统
1990年11月27日
27日中午，吴作栋总理满怀信心地来到总统府，会见黄金辉总统，接受黄金辉总统的任命。满面笑容的黄金辉总统亲手将委任吴作栋为新加坡总理的委任信庄重地交给吴作栋。黄金辉总统亲自宣读了委任信：
吴作栋先生
第一副总理及国防部长
亲爱的吴先生：
身为总统，我欣然地根据新加坡宪法第25（1）节委任你为新加坡总理。
李光耀先生已提呈个人和政府的辞函，这将从1990年11月28日（星期三）晚上8时生效。我已接受他的辞职。
李光耀已向我提议，让我邀请你组织新政府。我同意李总理的提议，根据我的判断，你能够获得大多数国会议员的信任。我谨此委任你为总理并邀请你组织新加坡的新政府。
我有信心你将能够杰出地执行总理的职责，并确保新加坡的持续性和稳定。
你真诚的
黄金辉总统
1990年11月27日
接过委任信，吴作栋深知它的重要，他稳重地表示：“责任现在已转移到我的肩上，而且这是一项重大的责任。我将尽每一份力量来执行这一责任。我很庆幸我的同僚可以在工作上协助我。在我们同心协力下，我们可以在李总理所建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接着，吴作栋将他组建的新的内阁名单呈交给黄金辉总统，黄金辉充满信任地握着吴作栋的手说：“相信你们一定会取得成功！”随后，李光耀被任命为内阁资政。
11月28日晚7时45分，李光耀来到政府大厦，参加吴作栋就任总理及其内阁宣誓就职仪式。开国元勋之一的拉惹勒南也兴致勃勃地来到会场。拉惹勒南拉着李光耀的手，抚摸着对方身上笔挺的西服，说：“光耀老弟，还记得1959年你出任总理时的打扮吗？那时，我们都穿着白衣、白裤，好像那才是无产阶级的样子哩！”
李光耀笑了起来说：“是啊，今天，我们都穿上西服打上领带，脚上还套着名贵皮鞋。”
拉惹勒南说：“那时，要是这样的穿戴，我们还会感到羞愧，不敢见人哩。”
“要是这样的穿戴，我们就上不了台了！”李光耀附和他说。
“如今，你却主动下台！老弟，你干得漂亮，世界上只有你才主动让贤，实在是独一无二。历史会记住你的伟大功勋！”拉惹勒南敬佩地说。
“这里头也有你的功劳、苦劳和疲劳！”李光耀握着老战友的手风趣地说，“我们相处也快半个世纪了，我今日才第一次听到你拍我的‘马屁’呢！”
这时，几个与会的元老都凑上前来，大家听到两位别开生面的谈话，都笑得合不拢嘴。
晚上8点整，在欢快的笑声中，由黄金辉主持和监督，吴作栋宣誓就任总理和内阁宣誓就职典礼正式举行。吴作栋宣誓就任总理后，满怀豪情地说：“我的任务非常明确，那就是确保新加坡在李光耀之后，继续茁壮、继续繁荣。同时，找寻一批新的男女同志，和我同心协力建设一个有特色又宽容尔雅的国家，一个人人互敬互重、生活充实而又有同舟共济精神的国家……”
之后，吴作栋发表了充满理想信念的演说：
“总统先生、李光耀先生、各位同僚、各位大使先生、各位朋友以及亲爱的同志们：
在1976年，当已故的财政部长韩瑞生先生要我出来参加竞选时，我无法拒绝他。
因为，我受益于一个有系统的国家和一个好政府，我必须对我的国家有所回报。
我要为自己所珍惜的价值观挺身而出，贡献力量：为正义与美德、纪律与秩序、诚实与真挚、关怀与同情。
我认为我应该义不容辞地为新加坡人民谋福利。
当时，我并没有预料到，会有被委托担任总理职位的一天。
我感谢李光耀先生和老一辈资深领袖，感谢他们对我的鼓励和忠告。
我也感谢内阁同僚和国会议员们对我的信任，推举我领导他们。
此外，我更要感谢新加坡人民这许多年来，在我们准备接棒工作的过程中，对我和我的伙伴们的全力支持……”
紧接着，吴作栋全面总结了新加坡在李光耀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他再三表示，他和新一代领导人将保持李光耀及其政府同僚所树立的同水准表现，竭尽所能把人民托付的工作做好。最后，吴作栋诚恳地要求道：“我恳切要求新加坡的子民加入我们的行列，和我们一起并肩前进！”
会议厅内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当李光耀和吴作栋一起与内阁成员站在政府大楼的阶梯上时，群众的呼喊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向李光耀致敬！”
“我们要吴作栋！”
……
退当“守门员”
1991年，李光耀不再担任总理，不过，他并没有像许多人那样离开政坛。新加坡国内外舆论曾一度推测他到时可能要担任民选总统，开国元老之一拉惹勒南也曾说他会出任该职。然而，吴作栋认为，“李总理是国宝”，他希望李光耀“留在内阁，以一名高级部长身份成为内阁的顾问”。吴作栋认为，李光耀留在内阁，“比起让他在内阁外担任一名只是监管国家资产与公共服务廉洁的民选总统而浪费了他的大好经验要好得多”。
早在1989年12月，吴作栋在接受法新社专访时就曾指出，李光耀将留在内阁中担任高级部长，从他的语气中可以感觉到，李光耀已经同意了这个意见。而且，李光耀在1989年10月14日接受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和《新海峡时报》的采访时也曾表示，他引退后不会退出政坛，将继续在内阁担任部长。他当时这样说过：“在需要依靠个人手腕来解决问题的事件上，我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李光耀提到他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是心腹之交时说：“我们出自一个社会、一个模子。我们了解对方，也了解我们是整体的一部分。”李光耀由此引申说，当吴作栋与马来西亚的东姑利道丁会面时，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过去，因此，吴作栋不会和东姑利道丁有相同的思想感情。不过，李光耀认为这可能是个好处，因为吴不须背负过去的情感包袱。李光耀对记者说，新一代领导人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尚待验证的，是他们在时代洪炉中的应变能力。我相信，在他们12个人中，最少有2个或3个，无论热度多高，都不会熔解，只要有1个，我们便能成功”。
离开了总理职位的李光耀时时关心国内的发展情况，他在一次谈话中表示，他是新加坡独立以来的建国者，如果他发现情势不对，即使他躺在病床上或者已经进入坟墓，他也会跳起来干预。这表达了他对新加坡的爱是强烈的、持久的。他之所以怀有这种心情，是由于他和亲密的伙伴把全部身心奉献给了新加坡，他们把自己看成了新加坡的一部分，把新加坡的荣辱看成是自己的荣辱，把新加坡200多万人民看成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儿女。新加坡是他的骄傲，是至高无上的，是最珍贵的，他当然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它、捍卫它，不容他人对它有一丝一毫的损害。
李光耀将总理的职位交给了吴作栋，自己成了新内阁的一名资政，赢得了国内外的一致赞许。
新内阁就职典礼仪式过后，与会者来到威信酒店莱佛士厅参加酒宴。酒过三巡后，一直处于兴奋之中的李光耀高兴地说：“这一刻，我感到异常兴奋，这是一项成就。10年前，我曾为国家继承人感到忧虑，现在，我看到有一批良好的接班人，我终于放心了。不过，作栋刚才讲的话，对我过奖了。”
吴作栋接过李光耀的话说：“我感到对老总理的赞扬还不够！”
“其实，新加坡的成就是大家的成就。”李光耀接过话来。
吴作栋恳切地说：“老总理和老前辈们为新加坡的繁荣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任何言语也无法形容他们对国家的贡献。”
李光耀深情地说：“我希望你们成功，比我们干得更好，你们成功的事实，就是对我们老一代的最高奖励和赞扬……”
提起资政，还要追溯到中国的宋朝。资政原是殿名，后来，宋朝特设有资政大学士一职，凡是卸职的宰相或其他大臣，就以资政称呼他们。清朝宣统二年间（1910年），清廷也指派议员百人和各省咨议局推选议员百人组成资政院，该院是清廷预备立宪所设置的中央咨议机关，具有议决预算、决算、税法、公债以及制定法规和弹劾行政大臣的权力。不过，所议决的事项仍须向皇帝请示。当时的资政院相当于时下各国的议会。目前，我国台湾仍设有资政，台湾“总统府”内设有资政多人，由“总统”从德高望重的人中挑选，为“总统”提供有关国家大事的意见和建议。
新年过后的1991年3月19日，李光耀第一次以内阁资政身份到国会开会。国会议员们对老总理倍加热情，连座位也“特殊照顾”，李光耀坚决不接受，按照一般规矩，与其他议员坐在一起，他风趣地说：“客家人不必那么客气啦！”
这次国会大会上，原“社阵”领袖李绍祖以非选区议员身份进入国会。在昔日的政治较量中，尽管李绍祖一败涂地，但开明的李光耀政府并未置他于死地，仍然给他在国会发言的机会。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李绍祖这位已是满头白发的老先生，仍然还是那种“造反派”的性格，以“反对派”自居。一开始他就批评吴作栋新政府利用不是福利国家的借口，忽略了对社会上不幸人士的照应，并将政府应负起的这项责任推给家庭及公众人士。李绍祖说：“政府利用三代同堂、敬老尊贤的观念及义务工作者，将照顾社会上不幸人士的责任推掉。今年，社会发展部拨款并不比去年多，只占总拨款预算的1.4%，如果扣掉人协、公共关系、体育与发展项目的开销，余下的也只有区区的310万新元。如果人民行动党的展望是认真的话，那么，对社会福利的拨款应该每年增加才对。”
李绍祖的观点遭到大多数议员的反击。议员们认为，三代同堂、老有所养、老有所敬，是儒家的传统美德，是新加坡顺应人性治国的良好现象。李绍祖所倡导的所谓“福利制度”实际上是吃“大锅饭”，是引入懒惰的一种措施。
听了李绍祖的发言和议员们的抨击，李光耀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愤，他决定在国会上直接与李绍祖辩论。李光耀首先回顾30多年前的历史说：“遥想当年，我与李绍祖先生都曾充满理想地相信，一个更有温情的社会将会有平等的机会，会更繁荣，更少贫困和悲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俩当时都加入人民行动党的思想动机。然而，李绍祖先生后来投向乌托邦政治，脱离了人民行动党。历史已为他的行动做了结论，我就不必多说了。我想问李绍祖先生的是，苏联社会在实行了70年的平等主义后，是否铲除了乞丐、妓女、贫困及饥饿？即使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尝试利用钱来解决问题，最终的结果是：在纽约百老汇，乞丐与流浪汉随处可见，情况比五六十年代早期更糟糕。为什么他们在有了温情之后更糟糕呢？为什么他们的社会充塞更多的乞丐、更多的强盗、更多的不幸和困难呢？请社会学家去研究吧！”
话锋一转，李光耀双眼看着李绍祖问道：“那么，新加坡的情况又如何呢？这是大家最清楚的。请问，新加坡的乞丐在哪里？有没有人饿死？有没有人因为无家可归而死在街头让政府收拾尸体？请找出来给我看一看吧！新加坡为什么没有这种现象？这是因为政府实际体会到，人类是由深植在生命里的本能激发前进的。第一项本能就是保护自己，更强的本能是保护后代。我们顺应人类的本能，了解到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自由、平等与充满机会的社会里有所表现，社会上永远都有失败者，永远都有献爱心的人。我们应该让那些自己有所成之后，愿意以余力来扶助同胞的人发挥他们的爱心，而不是像李绍祖所说的，以官僚制度来做福利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