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ves（1974）认为分配效率的提高、技术效率的提高和技术转让的加快，这三方面的作用都与本地市场上的竞争压力有关。Bergsman（1974）以六个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认为在外资企业进入的初期，东道国本土企业做出的降低成本、激励员工的行为主要是受日益加剧的竞争影响，迫使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Mansfield&Romeo（1980）研究的结论是由于跨国公司母公司转移给子公司的技术一般要比外售的更加先进，所以子公司的技术进口引起当地竞争对手的竞相模仿。Langdon（1981）通过对肯尼亚肥皂业的实证分析，发现当进入肯尼亚的国际肥皂制造企业将机器制造的肥皂引入市场后，本地肥皂厂商也不得不引进相应的肥皂技术。Blomstrm（1986）在对墨西哥的研究中发现，技术溢出效应是存在的，是外资进入后竞争的加剧导致当地企业效率提高。Jenkins（1990）则是对肯尼亚鞋业进行了类似的分析，也得出同样的结论，竞争加剧迫使内资企业寻求新技术来改革自身。Kokko（1996）通过对乌拉圭调查分析后得出竞争是导致技术溢出效应发生的重要途径的观点。Kathuria（1998）认为跨国公司引入了竞争机制，迫使本土企业学习并提高生产率水平。Oholm（1999）以印度尼西亚为研究对象，研究表明在竞争激烈的行业里，跨国公司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明显。Greenawayet，al（2004）的分析发明，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存在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跨国公司对英国企业出口溢出的主要渠道是竞争效应。Sinani&Meyer（2004）肯定了外资通过竞争机制对国内企业生产率的积极作用，竞争促使国内企业的销售增加。Murakami（2007）通过调查得到的结论是在长期，外资企业的进入通过溢出效应对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有积极作用，短期则会对本土企业的市场力量产生负面影响。Chang&Xu（2008）通过对1998—2005年中国企业的数据分析，指出外资企业的不断增加对本土企业是有益的。
2.国内学者的文献回顾
薛求知和黄佩燕（2002）分析了汽车业的外资技术转移，认为竞争是促使外资转移较先进技术的重要原因。陈涛涛（2003）提出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充分竞争是促使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江小涓（2003）利用三个典型行业的案例来说明不但是国内企业的竞争，而且来自各大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行为都会对东道国企业产生影响。刘云等（2003）发现产品竞争越激烈的产业领域，外资企业对投资东道国的专利申请垄断倾向就越高。陈羽（2005）认为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市场面临更大竞争会促进其增加技术引进。
（四）产业关联角度
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后，一般都会与本土供应商或销售商建立联系，并对这些企业提供指导与帮助。由此形成的技术溢出一般是通过外资企业在东道国本土市场建立的分支机构与本土上游的供应商或下游的经销商或客户之间的联系而产生的。
1.国外学者的文献回顾
后向联系最早是由Hirschman（1958）提出来的，指的是跨国公司子公司从其投资的东道国国内企业获取中间产品时与东道国企业建立的各种关系。Hirschman肯定了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作用。Katz（1969）指出20世纪50年代流入阿根廷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有着显著的作用。Lall（1980）实地调查了印度AL和TELCO两家卡车制造企业，调查结果表明建立关联推动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两家存在很强的后强联系。Lim&Pang（1982）研究了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消费电子行业，发现五年后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的垂直联系已经显著增长。Rodriguez‐Clare（1996）得到的结论是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关系具有提高东道国国内部门生产率的效果。Barrios（2000）认为后向联系与行业的投入产出结构紧密相关。如果当地企业为外资企业提供中间产品，则后向联系效应将增加。Aroraet，al（2001）从关联效应角度分析指出，工业化国家专业化的上游技术提供者的发展提高了发展中国家下游企业技术获取的能力。Smarzynska（2002）指出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产业关联所产生的纵向溢出更重要。Batraet，al（2003）分析得到的结论是，跨国公司的进入在马来西亚当地创造了更多的垂直关联。Smarzynaska（2004）利用1996—2000年立陶宛制造业企业层次的面板数据对溢出效应发生的产业内溢出、前后关联和后向关联的三个渠道同时做了检验。结果显示，生产率溢出源于后向关联。Bwalya（2006）肯定了外资企业通过上游对下游的投资即后向联系会产生明显的知识溢出。Kugler（2006）指出跨国公司将知识转移给当地地下游企业或外包给当地上游供应商。Lopez（2008）运用1990—1999年智利制造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分析法得到分析结果，上游部门的技术许可增加了从该部门购买中间投入品部门的生产效率，但在下游却产生了负面效应。Liu（2008）发现外资的增加通过前后向联系对内资企业产生溢出效应，而且经过统计后向联系是最重要的溢出渠道。
2.国内学者的文献回顾
姜瑾和朱桂龙（2007）指出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显著的行业内和行业间技术溢出，且通过垂直联系发生的行业间溢出相对来说是较重要的国际技术转移途径。杨亚平（2007）通过对广东工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的回归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后向关联溢出更重要，其对当地供应商生产率提高有正向促进作用，反而通过前向关联产生的技术溢出不显著。
（五）综合多种途径角度
还有一些学者综合考虑了技术溢出的多种机制，如Koizumi&Kopecky（1977）考察了示范和模仿、建立前后向关联和人员流动等形式。Kokko（2003）认为溢出机制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示范、模仿和传播；二是竞争。蒋殿春和夏良科（2005）认为FDI正的技术外溢效应主要体现在示范效应和科技人员流动效应。郑秀君（2006）通过对浦东地区外资企业的调查发现，通过示范模仿渠道和联系渠道能够产生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王洪庆（2006）认为在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倾向较高的行业，外商投资企业通过竞争效应、研发效应和模仿效应对内资企业产生较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许和连等（2007）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外资企业主要通过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途径在本土工业行业产生积极的水平链接溢出效应，人员流动效应途径所反映的水平链接溢出并不明显。
三、研究述评
本节从外商直接投资对配套产业链升级影响的三大层面和四种模式两个角度归纳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两个角度相互对称。在每一角度的文献评述中，从传统的分析方法到新理论、新的计量工具的运用，从企业层面到国家宏观角度等等，对技术溢出的理论基础、效应、产生的影响进行考察，得到了许多重要的结论，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东道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奠定了研究基础。但既有的这些文献研究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1.虽然已经将既有的文献按照层面与模式两个角度进行梳理，但现有的文献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文献研究的视角与结论显得分散、零乱。不同的文章研究的方法、切入的角度和涉及的因素都有很大的差别，在具备多角度研究的完备性之外，仍然缺乏系统性。大多数的文献都集中在一个或两个视角的分析，更多的研究并没有完全突出“层面”概念，仅仅是研究的结论与之相关。本书的研究将配套产业链的横向层面升级与纵向模式升级系统地综合起来，全面地阐述了外商直接投资在层面与模式角度对配套产业链升级产生的影响。
2.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许多文献已经将经济学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实证分析上，运用了博弈模型、动态增长理论等分析方法，但这些理论与模型的建立仍然需要建立在很多抽象的假设上，一般而言研究对象都比较局限，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或其中部分行业，由此说明理论在实证方面的运用还需要进一步拓展。笔者采用了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开展了典型式问卷调查，将采集到的数据与理论逐一对应，既解释了现象，又验证了理论结论，并从中找出理论与实际之间的间隙。
3研究范围方面，大部分的文献都围绕一国/地区的制造业，还有一些涉及农业，除此之外，其他行业的研究比较缺乏。同时绝大多数的文献研究的数据样本的时间跨度多在5年以内，对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动态规律的研究揭示得不多。本书实证部分的数据采集周期基本上都是从1998年到2008年或2009年，时间跨度较长，能够充分体现研究对象的发展态势。
4计量模型存在缺陷。首先表现在指标选择上的不统一性，不同学者对同一变量使用完全不同的数据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导致研究结论是众说纷纭。如因变量总产出Y，有的学者用工业总产值衡量，有的用GDP表示，还有的用销售收入代表；其次是不太重视参数估计值的显著性检验，有些滥用回归分析。有些学者在计量统计中不提供检验值，直接根据FDI的系数判断技术溢出效应的正负性。对于OLS方法的使用，很少进行基本假定的检验，直接使用回归分析法进行参数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