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猜得出来他很满意，但为了给卫兵面子，只好勉强问道：“怎么说？”
“他说你挺好的，他配不上你。”
我听着心酸，仿佛看到了自己多年来跌跌撞撞的身影，但我不能勉强自己：“我还是觉得不合适。你帮我转告他一声吧。”
卫兵笑道：“我不帮你转告！我建议你俩都沉沉，都好好想想，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件事。”
我心情无比沮丧，既有对郑霖枫的失望，也有对他的歉疚，更多的则是对自己的哀叹：我怎么就碰不到两情相悦的人呢？！
我给周晓萍打电话，问她在哪，她说在娘家。于是我决定不回家，去会会她。如果这个时候，我不找人说说，自己恐怕会被沮丧之情压垮的。
见到周晓萍，她的日子正过得平静。她听完我的诉说，又展开那张纸片看了又看，说：“哎，他的字真好看！”
我几乎要哭了：“那有什么用啊！人我不喜欢。”
“不喜欢就算了呗，干吗要苦恼呢？”
“唉，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呢？”
“大家都一样。耐心点，耐心点。”
放开这个不愉快的话题，我俩聊起别的，我心里才感觉舒服点。等我回到家，立刻把那张小纸片扔到了垃圾筐里，但想了想，还是忍不住捡起来，放在了长年不动的抽屉里。这样也算对得起郑霖枫了，他还没那么讨厌，不应该像扔垃圾那样扔掉他的真诚。把它放入尘埃里，慢慢遗忘吧。
48.两次更加乏味的相亲
但是，接下来的两次更为乏味的相亲，让我有了后悔的感觉。
一位不太熟悉的同事，把她一位远亲介绍给我，而且还比我小两岁。我打心眼里感觉别扭。我喜欢的人，基本不是同龄就是比我年长六七岁，我觉得跟他们相处，并没有代沟。但是，小两岁，就感觉像跟小朋友在一起一样。我虽然不指望依靠谁，但内心里还是希望，他是一位老师、一位兄长，自己能像小妹妹一样，拉着他的手走完人生。
我已经缺少创意，直接把约会地点定在了中山公园门口，也许自己内心里还是想拿他跟郑霖枫对比一下。
不过，这个小伙子实在跟郑霖枫没有可比性。豆芽菜般细高的小身板，木讷地不大爱说话。他乖乖地站在公园门口等我，既没有买票，也没有递过来一瓶水。在公园里的两小时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基本都是我问些问题，他答一答。偶尔他也问问我，我答一答。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可好奇的，所以实在没话说，我就一言不发了。这位也很绝，没话说，他也不说话，两个人就这么干着。更为可笑的是，我见无话可说，就建议出去吧，心想分手算了。他却说：“再坐坐吧。”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磨叽的相亲，只好耐着性子又坐了一会儿，然后终于逃离了公园。
这时，我倒是真怀念郑霖枫了。不管怎样，跟郑霖枫聊天的两个小时，我没感觉时间那样难熬，甚至分手以后，我还很惊讶，竟然都两个小时了。
和这位小朋友当然就不了了之了，到了家，我马上给那位不熟的同事打了电话，说了自己的意思，才算吐出一口闷气。
我觉得每次相亲，其实都是对自己心灵的一次摧残。由希望到失望，甚至到绝望的感觉，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让人翻江倒海。每次回来，我都会沮丧很久，才能慢慢恢复平静。如果从情感出发，我是再也不愿去相亲了；只有从理智考虑，我才会劝说自己，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吧，也许这就是最后一次了呢。
这一天周末，又接到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电话——一个老头儿找我。说了半天，我才明白，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在她们办公室唠叨起我这个人。她的同事、一位退休返聘的老太太又将我的情况说给她在书画班的同学——这位老先生听。老先生的邻居正好有个独生子，老大不小，尚未婚配。据这位老先生说，小伙子大专毕业，在机场当维修技师。
这位老先生问了我一个令我很为难的问题：“小伙子是独生子，你们要是结婚了，你就得担负起照顾公婆的责任，你能承担吗？”
虽然我完全称得上是温良恭俭让的人，可是对这个问题，我还是挺反感。我这是干吗呀？我一个人活得挺舒服，却给自己找了份保姆的活计，要照顾三个人。我和我妈两个人的小家，我也算是在家里挣钱拿主意的人，怎么眼看着就要变成人家的长工了呢？说实话，我很讨厌老头儿的这个问话，目的不纯嘛！
“如果有爱情，做什么都可以，如果看不上，也谈不到这些。” 我大致是这样回答的。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我曾经多么希望能和钱冰驰一起照顾他瘫痪的母亲啊！
接下来老头儿又提出一个馊主意：“明天是星期天，你到清华大学西门来吧，我见见你。然后，把小伙子叫来，你们见见面。”
我觉得这非常不靠谱，老头儿见我纯属多余。让我上门去找那小伙子，更显荒唐。我说：“我觉得，如果小伙子有意，让他直接来电话找我吧。我们约个见面地点就行了。这大热天，您就别出来了。”
人老了总爱倚老卖老，这老头儿就是如此。他固执地非要我去清华园，我不答应，他就不挂电话，千说万说。我这人最大的弱点就是拉不下脸来，所以僵持了一会儿，只好答应。
八月天，从玉泉路到清华园可真是路漫漫。幸好，我家门口有一趟车几乎直达那里。我坐上车，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才抵达清华大学。
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发现这里原来还是旅游景点，很多外地孩子由家长带领来这里参观。大概家长的意思是激励孩子好好学习，将来考到这里。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走大街，穿柳林，过小桥，来见一位从未谋面的老者。
那老先生正在约定地点等我，一见我，他便兴奋地说：“见了你的面，我觉得你俩很合适，这事差不多能成！”他马上拿出手机，给邻居打电话，叫男孩过来。没过十来分钟，一个高大臃肿的男青年骑车来了。
“我的天啊！”我在心里暗暗叫苦，不对不对，这个人太离谱了，我不想找这样的人。老头儿把我介绍给来人，让我俩随便聊聊，然后他就走了。
和这个胖技师真是找不着话说，我相信他也有同感，他也几乎懒得说话。他身上的确有点北京人的狂和懒劲。
我俩七绕八绕，来到一个美丽的湖旁，那里有很多盛开的荷花。我惊讶道：“难道这就是《荷塘月色》的荷塘吗？”他说是吧，不是很肯定的样子。但是，我已然很肯定了，朱自清应该写的就是这里。没想到，我踏着朱自清的足迹，来进行这样乏味的相亲。
问了问他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他的生活，业余时间爱上网，其他时间就是上班和睡觉。他对我也没什么可问的，大概也是感觉不对路吧。半个小时后，我俩就各奔东西了。我漫步在校园里，心想，糟蹋了这好景致，要是挽着爱人的胳膊来这里，会多美啊。
走出西门，我特地在马路边的小店里逛了逛，买了一条绣着花的牛仔七分裤和一件样式很顺眼的T恤，算是这趟没白来，就当是来买衣服吧。我这样安慰着自己。
49.我住院了
长期的压抑情绪终于显现出恶果。2004年春天，我忽然感觉下腹左侧隐隐作痛，甚至能感觉出那里似乎有什么东西。紧张之余，我赶紧找周晓萍想办法。
周晓萍给我介绍了一位他们医院的肾内科专家——年轻的博士李医生。我没有去门诊，而是直接到血透室找他。
周晓萍所在的医院十分庞大，科系复杂，在楼里穿行，就像走在迷宫里一样。你必须留心路标，记住路线，才能在出来的时候不转向。我在这个迷宫里七转八转，总算找到了血透室，这里是肾衰竭病人做透析的地方，李医生正在这里忙着给病人穿刺。据周晓萍说，这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工作。等了一会儿，李医生出来了。
李医生是南方人，年龄跟我差不多大，个子不高，面目清朗，戴着眼镜，说话文质彬彬，但又不乏热情。在类似过道的办公室里，他了解了一下我的症状，之前我一直吃着治疗尿路感染的消炎药，已经两周了，症状并未好转。李医生果断地说，把所有的药都停下来，多喝水，两周之后再来看看。
两周之后再去看他，他正带学生。他说：“通过你做的化验和这些症状，说明你得的不是尿路感染。你也可以看看妇科，像你这个年龄，正好是妇科病高发的年龄。”他见我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又嘱咐我说：“你到妇科做一个检查，检查之前告诉医生你未婚，他们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去妇科检查的过程很恐怖，结果也很吓人，B超显示，我的盆腔里有一个4×10厘米大的肿物，不能确定是卵巢囊肿还是肿瘤。我需要住院做手术。
我只好安排好工作，利用休假时间去住院了。
我对看病和住院都视如畏途，第一次住院简直是硬着头皮去。但住院第一天就遇到一个有趣的病友，减轻了我对医院的恐惧。
住院的是一位小妹妹，她是家人送来医院的。她的母亲自然是啰唆的，父亲少言，姐姐热情。偏偏妹妹不领情，犟起嘴来。姐姐生气地说：“你属狗的呀，乱咬人！”妈妈对小女儿叹气地说：“都二十七岁了，还跟小孩似的。”女孩看起来只有二十岁出头的样子，清瘦、俏丽、聪明。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她原来是个律师，怪不得伶牙俐齿的。住院因此就有意思多了，有了一个可以聊聊天的朋友。虽然后来我们转到不同的病房，但总是一起结伴到楼下吃饭，中午到医院旁边的街心公园散步。
她有一个高大英俊的律师男友每晚来看她，他们从大学就恋爱了，是很令人羡慕的一对。她希望结婚能快点有自己的孩子，那种强烈的母爱，真不像这么单薄的小女孩应该有的。总之，我有点惊讶。
她很快就做了手术，因为手术简单，三天后就出院了。以为就是萍水相逢，不觉得以后还有联系。结果，她在我手术当天发来短信询问情况，后来又频频鼓励。我总觉得虽然和姐姐拌嘴时的她娇气任性，但实际上，当她独当一面的时候，却又成熟老练。可能现代社会能干的女孩子都是这样。
她走后，我接着住院。同病房有一位老太太，七十来岁，是位退休教师，来做化疗。化疗使她的头发掉光了，她每天胃口不好，吃不下东西。每天有个漂亮的小姑娘来给她送饭，是她家的小保姆。一老一少亲密得就像祖孙俩。老太太的儿女也时常来看她。老太太把住院当成过日子，每天她家的人像走马灯一样来去。令我惊奇的是，她把我看的《天龙八部》借去，读得津津有味。她说以前也看过，快忘了，重翻一遍。这套书我买了好多年，要不是住院，一直没时间看。
以为这是个絮叨快乐的老太太，有一天她突然嘤嘤地哭起来，其状可怜。我们劝慰她，她说：“隔壁那个老太太也是化疗，有老伴陪着，可我老伴十几年前就走了。我对他说，你走有我伺候，我走没人管。他真有福气，我今天落得这样……”我们以她儿女孝顺来安慰她，其实心里都很酸楚，因为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恩爱夫妻总得先后离世，那个后走的，要背负更多的思念和痛苦。
我的主治医生是邵医生。邵医生四十多岁，中等个头，戴着眼镜，总是在微笑。也许邵医生天生就应该是个医生，他身上的气质与职业相当吻合，沉稳，和蔼，充满自信。据化疗的那个老太太讲，主任医师的手术点名费是六百元，副主任医师的点名费是四百元。邵医生是副主任医师。以前有个老太太要做手术，对儿子嚷着：“我就要邵大夫做手术，我给一千元。”因为老太太觉得邵医生态度温和，值得信任。
我的手术安排在住院第四天进行。
医院的手术室在第十一楼。临上十一楼前，我叮嘱前来看望我的周晓萍，如果中途医生有什么突变需要家属签字，由她全权代理，不必让我妈做主，那样我妈会吓坏的。周晓萍点头，说：“放心。”我已经把她当做了我的亲姐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