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预防控制领域的首席专家邵一鸣2003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曾指出，“由于我们还存在着监测上的一些薄弱环节”，现在掌握的资料和数据只是“冰山一角”，“95％的传染源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控制好的国家，多数的传染源他们都是掌握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报告数字和估计数字之间只有20％左右的差距，而我们是多少？我们是只有5％掌握……” 这位专家郑重指出：“我们国家正处在艾滋病真正大流行的前沿。”“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选择一直是宁可估高，不要估低这样一个措施。”“艾滋病可以治，而且可以治得非常好。但我们绝不能再丧失亡羊补牢最后的机会。”
但是，接触到艾滋病这个问题之初，在北京采访期间，我也听到一些专家有另外的说法。他们认为，中国人对艾滋病的恐惧是盲目跟风外国，根本不懂艾滋病是怎么回事，外国人拿钱来改变领导们的观点，中国人便人云亦云了。艾滋病在非洲造成了GDP下降、人均寿命缩短、劳动力短缺等严重后果，甚至危及民族的生存，而在中国根本不可能，直到现在，艾滋病造成的死亡率在中国的死亡人数中仍然只占很小一部分，远远少于癌症等疾病。中国人的性行为也和非洲人有很大不同，没有那么频繁的性行为。为什么要把艾滋病危言耸听地说得这么严重呢？实际上是为了部门和少数人的利益。
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符合实际呢？
我在采访和考察中接触到的基层工作人员，特别那些奋战在防艾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他们多数认为，目前我们确实处于遏制艾滋病蔓延的关键时期，如果真抓实干就大有希望，如果敷衍塞责后果就不堪设想。从考察中的实际感受说来，我认为，现实存在的问题与其说我们在“危言耸听”，不如说我们流行的仍然是“报喜不报忧”、搞“愚民政策”的“政绩腐败”。
中国最早发现艾滋病高发区的桂希恩教授，1999年6月在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抽出11个血样，发现10个感染了艾滋病毒，他震惊之余向当地政府和卫生部门郑重报告，并且表示在暑假期间可以带一个医疗队来，送卫生下乡，但出乎意料之外，卫生局长竟不同意，并且毫不客气地让德高望重的教授吃了闭门羹：“你们不可以来，如果你们来我要干预！”
回到武汉后，桂希恩在焦急中等待了两个月，河南方面没有传来任何消息。受到“医生”职业良心和责任感的折磨，桂希恩利用休息日第二次去到文楼村，和学生们一起，两天抽了140多个血样，发现超过一半是阳性。这天上午他们看到村子里死了一个人，抽完血样后，有人告诉他旁边的村子又死了一个，桂希恩想把出殡的情况照一张相留作资料，以后可以供教学之用，谁知死者的一个亲戚——乡长——来干涉了，训斥白发苍苍的桂希恩道：“你还是个教授，你懂不懂法律？你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不经过政府允许？”最后还殴打了他的学生……
小小一个局长和乡长竟可以对教授和学生们如此作威作福，他倚仗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样秘密而艰难的状态下，桂希恩完成了对艾滋村疫情的初步调查。1999年10月中旬，他把自己的发现报告了当地政府，10月底又向中央主管领导寄交了调查报告。幸运的是，北京方面很快有了回音，桂希恩被请到中国疾控中心详细汇报情况，不久后，上级部门派遣工作组进驻疫情高发区。到这个时候，当地政府对桂希恩的态度才和缓了一些。（在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播出了对桂希恩的采访后，温家宝总理在武汉视察工作期间，特意前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看望了桂希恩教授，并认为他做得对。）
继桂希恩之后，高耀洁也去到了那些艾滋病高发的村庄，她曾在一天之内看到一个村里有9户艾滋病人出殡……渐渐地，上蔡、文楼、尉氏等艾滋病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被外界知道了，而高耀洁在一些人的眼睛里也变成了一个特别不受欢迎的人。面对严重的疫情，有的官员还毫不脸红地宣称：“河南至今还未发现一例艾滋病患者！”一位摄影记者偷偷跑到尉氏县拍照，有人竟找到高耀洁家，怀疑她与摄影记者“勾结”，并勒令她把胶卷要出来。有人指责高耀洁，河南的脸就被她给丢了，“安徽、湖北也有艾滋村，但那里人聪明，不闹，没有高耀洁！”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当然不仅河南如此，有的地方其做法似乎比河南更甚。本世纪初，陕西商洛地区非法采血造成的艾滋病流行，经记者赵世龙调查后，发表文章于《羊城晚报》和《南方周末》，引起时任总理的朱鎔基的重视，批示严查。陕西省有关领导也批示要彻底调查，但让人感到寒心的是，他们不是彻底调查非法采血的不法分子，不是对艾滋病的流行采取遏制措施，而是要调查事情是如何泄密的。当时的3位省长和1位书记分别指示要以“泄密罪”查处记者，根据是《防疫法》，但事实上这个法中根本没有列入艾滋病条目。记者被西安市公安局秘密传讯，后经报社的据理力争和省内外记者们的声援和奔走，终因无法定罪才不了了之。
在采访和考察期间，我不只一次遇到过这种尴尬的局面：参加会议旁听，不允许；去现场，不同意；介绍情况，没有时间；了解某个问题，无可奉告……有的地方甚至连宣传部出面协调也不行。拒绝者对我说：“艾滋病是保密的，不能报道，不接受采访！”甚至还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我的采访刚被拒绝后，却听说当地正在“认真准备”迎接外国的新闻媒体，于是我惶惑地问道：“国家的《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对有关部门、组织、个人开展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工作提供技术支持’，这到底作何解释？为什么你们可以接受那么多外国人的考察（当然我知道，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向外国人要钱），却要对自己的同胞保密？”
人类与艾滋病斗争的实践已经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艾滋病流行绝不仅仅是一个医学和生物学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十足的社会问题（甚至还包括文化问题），不仅艾滋病造成了社会问题，而且社会问题也造成了艾滋病，因此，要控制这种疾病的流行，单靠卫生部门显然是无能为力的。除了泰国采取全民动员、总理挂帅的办法，取得了显著效果外，非洲一些国家也有成功的例子。肯尼亚2000年成立了国家艾滋病控制委员会，直接归总统办公室领导，制订并实施了两个五年计划，把影响巨大的宗教力量也引入了防治工作。乌干达于1992年就成立了艾滋病委员会，主任由极具号召力的宗教领袖担任，各部门为成员，定期制订并落实五年计划，每年评价一次。两国都有强有力的协调机构，还充分发挥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开展了多种形式、独具特色的自愿咨询检测，积极地开展了抗病毒治疗，大力推广ABC防治策略，及时进行了母婴阻断，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效果。
自1985年开始，我国发现了艾滋病人和感染者，到80年代末出现了第一个流行期，到90年代中期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但是，最初我们却和许多习以为常的做法一样，把艾滋病意识形态化，和政治联系起来，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和自己的“政绩”挂起勾来，认为这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东西，必须用“堵”的办法“拒之于国门之外”。“红色文化”导致了“鸵鸟政策”，许多地方党政领导的决策都是：“内紧外松”，“高度保密”，将艾滋病的疫情视为“国家机密”严格进行封锁，不但不积极地进行追踪调查并切断传染链，而且认为只要一承认有艾滋病蔓延就等于承认了有吸毒和卖淫嫖娼等现象，会影响“光辉形象”，影响招商引资，影响旅游，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当然更怕影响自己的“政绩”和头上的乌纱帽。一些地方卫生部门搞了点防治艾滋病的宣传标语，却受到了当地领导的批评，并被严令擦掉或撕毁，当然更谈不上全社会广泛参与、大张旗鼓进行学习和宣传了。
1999年云南瑞丽已经在吸毒人群中发现了大批艾滋病毒感染者，但由于使劲地“捂盖子”，没有向广大群众警示，因此全国人民并不了解这种严峻的形势。当时四川凉山州一位副州长曾向媒体介绍，吸毒人员中感染率已达10％以上（实际查出已占80％），《参考消息》登出了这条消息后，本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但高官们反而对他极端不满，通过各种渠道向他施压，以致错失良机，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近年来，特别是SARS的教训，让我们转变了观念，公共卫生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预防传染病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政府职能开始转变，但仍然是“头重脚轻”——中央力度大，下面却发展不平衡，有的地方重视一些，有的地方仍然很不重视；在伸手要钱时表现得很积极，但落实到具体工作，落实到基层乡、村，落实到感染者和病人的时候却很消极，往往只是搞点“花架子”或在口头上吼两声应付应付就算了。
有的省疫情本极严重，甚至一位县长曾流着泪向省委书记汇报，呼吁道：“书记，救救我们吧！”这个省表面上说已经实现了“从隐蔽到公开”的“转变”，要“打一场”禁毒防艾的“人民战争”，但实际上远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报喜不报忧、遮遮掩掩、打肿脸充胖子已是痼疾。中央电视台曾报道了这个省某个地区毒品泛滥和吸毒人群中艾滋病感染的情况，呼吁必须切实采取措施加以遏制，但当地认为中央台严重影响了他们旅游业的发展，10多年过去了，对中央台仍然耿耿于怀，每一提及便怒形于色……“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现在连别的媒体（包括作家）也被拒之门外，艾滋病话题一直是这个地区的禁忌，不是“从隐蔽到公开”，而是变得更加隐蔽了！
由于观念没有真正转变，虽然省委书记着急，但下面各级领导愿意正视这一问题的却并不多，因此工作并没有真正落实，更谈不上什么“人民战争”。在宣传声势上，四川凉山、达州等地随处都可以看到有关艾滋病防治的巨型宣传画、广告牌，这里却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地很少看到。路途中，一位中学教师曾感慨地对我说：“政府的防艾工作没有落到实处，对青年学生的宣传就很不够，我一些十三四岁的学生周末就到旅馆开房间，根本不懂什么叫安全防护！”这个省的疫情被有关方面排列为全国第一，但一位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却向我介绍：“我们全省已经没有艾滋病！”至于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连搞宣传的人似乎也弄不清楚，一位地区宣传部的干部便曾告诉我：“蚊子要传播艾滋病哩……”
为了“政绩”和乌纱帽，什么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乃至建立和谐社会，都不过是形式和口号。
因此，一位疾控中心的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曾激动地对我说：“疾病控制在很多时候不是和疾病斗争而是和人斗争——包括和老百姓的愚昧、和领导错误的政绩观斗争。一些领导不实事求是，对上面总是报喜不报忧，这种做法可能祸国殃民，亡党亡国。根据现有资源，我们不难找到控制疫情的路子，但是一遇到‘领导授意’和‘行政干预’就毫无办法。我们目前的尴尬就在于此，艾滋病不能控制也与此有关。这种观念不改变，专家来得再多也无用！”
2004年4月，卫生部副部长、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陇德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指出：“疫情漏报瞒报情况严重。由于信息失真，给国家制订行为干预、患者医疗、经费投入、药物生产等相关政策造成很大困难；艾滋病对局部地区的社会经济的严重影响已逐步显现，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
至于多部门合作与现行体制、政策、法律上的碰撞、冲突和尴尬，更已经常发生了。
正如公安部禁毒局一位副局长指出的：“艾滋病问题之所以严重，不仅在于它会带来让我们难以承受的社会危害，而且在于它将对我们的法律制度和价值观念提出严峻的挑战。”艾滋病是一种社会病，也是一种行为病，在目前还没有有效的疫苗和根本的治疗药物之前，必须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干预，让人们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专家们称之为“这是最好的疫苗”。但是，不管针具交换、使用安全套还是进行美沙酮维持治疗，都涉及我们的许多禁区，和我们的文化甚至法律发生冲突，一方面“坚决打击”吸毒、贩毒和卖淫嫖娼这些“社会丑恶现象”，另一方面又要推广清洁针具、美沙酮和安全套，于是在执行时难免产生尴尬和矛盾。
搞美沙酮维持治疗，要求吸毒人员每天都要到治疗点服用美沙酮，但公安部门在搞“打防结合”，对吸毒人员保持高压，而且还有“指标”，于是有的被抓走，有的不敢来，无法坚持。某市卫生局防艾科科长发现服美沙酮的吸毒人员被公安抓走后便赶去解释并希望放人，对方却大声质问她：“难道我们抓错了？吸毒是公害，懂不懂？会抓错了？”说着便毫不客气地把她和司机赶走。对针具交换也是如此，幻想管住了针具就管住了吸毒，哪知道却为“共用针具”造就了社会环境，促进了艾滋病的传播。
卖淫嫖娼和同性恋更是官员们绝对不能涉及的话题，早有规定，随身携带安全套便是卖淫嫖娼的证据。面对几百万“小姐”队伍，公安部门已经感到力不从心，最多只能在“扫黄”战役开始的时候突击一两次进行集中清理。市场经济带来了妇女们把身体作为商品，这不是简单的“丑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况且“小姐”们流动性极强，“鸡变凤凰到处飞”，甲市打击可以跑到乙市，“战役”一结束便死灰复燃而且愈演愈烈……有上亿夫妻分居的民工以及一大批热衷于“买春”的人，面对巨大的买方市场，靠“突击”和“战役”怎能解决？除了严打和扫黄有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承认“红灯区”，但实际上高、中、低档“现实的红灯区”比比皆是，想取缔办不到，有效的行政管理又没有，其结果便是放任自流与自由泛滥，有人称之为“掩耳盗铃”，还有人想起了著名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衣》……
据说中英合作项目刚开始时，云南某地曾不承认有卖淫嫖娼现象，后来外国人领来两个“小姐”，当地的官员才无言以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