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结果出来后，我和丈夫抱头痛哭，我哭得声嘶力竭、浑身冰凉，完了，一切都完了，生命没有了，家也完了，儿子才13岁啊，以后的生活咋办？邻居、朋友、同事、亲戚和整个社会怎么对待我们？真是生不如死啊！我真想马上死去，一了百了，再也没有烦恼和焦虑，于是我便和丈夫商量怎样去死……但丈夫总是流着泪哀求我：“你咋能去死呢？为了儿子，一定得活下去啊！”他还说：“艾滋病从感染到发病，有七八年的潜伏期，七八年后我们的儿子就长大了……”
那真是一段可怕的日子，我为自己悲伤，为丈夫心痛，为儿子担心。吃不下，睡不着，刚刚睡着马上又被惊醒，心里像刀剜一样，脑子里总是盘旋着一个想法：“我还活着干什么！”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有人对我说：“疾控中心的王医生想来看看你们。”我马上拒绝道：“不准来！”害了这种病，我抬不起头，也不想见任何人，希望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丈夫从发病到死亡只有3个月。为了避免儿子受到歧视，死前三天他让弟弟把他送回了乡下。他去世了，我也没法再上班。知道我们得了艾滋病后，除了一个姐姐几乎没有人和我来往，在许多人的眼睛里，我看到的只有恐惧和歧视。雪上加霜的是，丈夫做生意亏了本，死后还给我留下了五六万元的债务，对于没有工作的我，这真是一个天文数字啊！债主们成天拿着欠条堵在门口吵闹。于是我再次萌发了自杀的念头，心里反复想的只有两个字：“去死，去死……”要不是牵挂着年幼的孩子，我恐怕早就死了！
正在我万分绝望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有人敲响了我的门，开门一看，是一位瘦瘦的、文静的、戴着眼镜的女人，我诧异地问她：“你找谁？”她柔和地含笑反问我：“你就是顾云虹？”我点了点头，她便自我介绍道：“我是市疾控中心的王医生。”说着便亲热地拉住了我的手。
我吃了一惊，像被火烫了一样，马上把手缩回来，喃喃地说：“不要拉我，我有病。”她笑了，再一次抓住了我的手并且说：“哪有这么可怕！艾滋病只有三个主要的传播途径——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艾滋病传播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有足够的病毒载量，一个是有进入人体的通道。因此，握手、拥抱、共用餐具、共用卫生间和浴室等等，都是不会被传染的。”
这一天，王春（她不叫“王医生”而直呼“王春”，这也让我感觉到了她们关系的亲密）拉着我的手给我介绍了许多艾滋病的防治知识，并且严肃地说：“感染上艾滋病并不是你们的错，全社会都应该关心和帮助艾滋病人，不应该歧视他们！”听了这句话，多日的压抑和委屈涌上心头，我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王春像姐姐一样地搂住了我，还掏出纸巾替我擦着眼泪……后来她又告诉我，专家们已经发明了一种“抗病毒联合治疗法”，可以有效地延缓发病的时间，让感染者生活得更好。
听了她的话，我心里热乎乎的。她的善良、理解和关爱，让我深深地感动。多日来压在心上的石头似乎被搬开了，我突然感到，生活似乎还有希望。
最后，王春对我说，澳大利亚红十字会要在昆明市举办有关艾滋病知识的培训学习，思茅市疾控中心准备邀请我、另一个感染者和她一起到昆明去参加培训。听说王春也要去，我便痛快地答应了。
我们三个人到了昆明，主办方本来要给王春单独安排一间住房，但她却要求和感染者们住在一起，以便更好地交流和沟通。学习期间，专家们和我们一起吃饭，王春一直和我们这些感染者同吃同住，还共用一个卫生间。她多次对我说：“没有人能代替母亲的爱，你是孩子的精神支柱，为了孩子，你一定要勇敢地活下去！”
通过培训，我不但学到了许多关于艾滋病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树立了生活的信心，敢于正视现实。从昆明回来后，我主动陪儿子去疾控中心进行艾滋病毒的检测，在等待检测的结果时，我心里非常害怕、非常不安。几天后王春打电话告诉我，儿子没有问题，没有受到感染，捏着话筒我便大哭起来，怕自己听错，问了一遍又一遍……
在王春和疾控中心的帮助下，我得到了省疾控中心的抗病毒免费治疗，健康情况慢慢好转了。为了还清欠债，也为了供娃娃读书，我借了亲友一点钱开了个网吧，以后又搞快餐和百货，每天都干到深夜。娃娃很懂事，学习成绩很好，还常常到网吧帮助我。拼命干了四五年，总算把丈夫欠下的债还清了。我过得很艰难，但自力更生的精神也引起了亲友们的尊重，过去他们害怕接触我，现在已经对我很好了。过去我在单位上当炊事员，当了20多年，现在当清洁员了。当然，单位上仍然还有一些人歧视我，他们的眼神、动作常常让我很难受，有人甚至告诉我的亲戚朋友不要和我来往，但我并不抱怨他们，只怨自己命不好。
丈夫已经死了7年，疾病更是对我的磨练，我很幸运，因为有王春和别的人从精神、从治疗各方面帮助我。星期天王春会买鸡、买营养品送来，还常常两百元、三百元地送给我的孩子，她对我比自己的父母亲还好——父母亲在农村，他们没有力量帮助我们。我能得到王春的帮助，也是前世修的吧。
王春不只对我好，她对所有的病人都好，她工资并不高，但却常常用自己的钱帮助困难的病人，她说：“钱是人苦出来的，有了就花，没有就算了。”
王春得到“贝利--马丁奖”后，儿子向我提议：“妈妈，人家王阿姨这样关心你，如今她得了国际大奖，我们请她来家吃一顿饭表示祝贺吧！”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学习，我的病情一直对他保密，因此他当时并不清楚我的病情，于是我心里暗暗地想：“王阿姨能上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家里吃饭吗？”但当我在电话上邀请她时，她马上高兴地回答：“谢谢你们，谢谢你和你的儿子，我一定来！”
吃饭的那天，王春带来了一大包礼物，而且还带来了她的小女儿，于是我又被感动得流泪了。
王春的所作所为给我树立了榜样，看见那些艾滋孤儿们我很心痛，我活过来了，儿子也上了大学，但是他们呢？他们都是父母亲的掌上明珠，失去了父爱和母爱是金钱弥补不了的，我很想帮帮他们。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王春，得到了疾控中心的支持，他们先后投入了近4000元扶持我，王春自己还给了我500元，弟弟又借给我5000元，于是我办起了猪场和鱼塘。鱼塘是股份制，别的感染者也投了资，我希望在自力更生的同时，还能对社会做出贡献。
我还协助疾控中心对感染者进行宣传教育，帮助外地的感染者消除恐惧和绝望的情绪。我的家里曾办过培训班，和一些感染者交了朋友，他们看见我这么愉快开朗，声音这么宏亮，也提高了战胜疾病的信心。
如今我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三年级，学的是国际贸易商务，我们没有申请补助，没有增加国家的负担，我自己替他挣了学费，因此心里很踏实。只有一件事我感到遗憾，孩子上高三时，我要去昆明服药，十几天才能回来，而且医疗合同上说明，服了这种药后也可能死亡，当时孩子已经18岁了，我考虑再三，觉得应该把父母亲病情的真相告诉他，万一我回不来了，他也有思想准备，以后仍然应该好好学习……孩子听了我的话，真像是晴天霹雳，他一下子蒙了，我去昆明后，他曾想去找我……从此孩子变了，也影响了他的高考成绩，这是我最遗憾的。
后来我才知道，王春不但获得了“贝利--马丁奖”，而且还获得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颂发的“儿童之友”奖、澳大利亚红十字会与中国云南省联合颂发的“无私奉献奖”，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她和丈夫工资都不高，还要供一个上大学、一个上中学的两个女儿读书，但是每次拿到奖金后，她都送给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她说：“我虽然要供两个孩子上学，但我是两夫妇，她们丈夫都死了，比我更困难。”她还说：“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我不希望获奖，只希望能把工作做好。看见经过自己的努力，感染者和病人能正视现实，从痛苦中走出来，勇于和病魔作斗争，和正常人一样地生活，就是对我最大的奖励。”
从顾云虹家里出来，在路上碰见了一位微胖的、皮肤白里透红的女人，气色很好，大约50来岁，和丈夫在一起。王春悄悄告诉她我是作家，是考察艾滋病防治情况的，问她能不能接受我的采访。女人沉吟了一下，说是可以给我提供书面材料，后来我收到了她写的一篇文章：
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1994年元月因手术需要，直接输入了卖血者的全血。从1996年初身体开始出现异常，首先感染了带状疱疹，1998年初又发现双足指甲感染了霉菌，紧接着下肢出现皮疹，并发现每到下午都有畏寒低热等症状，而且食欲不佳，乏力的感觉越来越明显，皮疹也从下肢发展到上肢……当年5月查出已经感染了肺结核，便正式住院治疗。但在大病房接受抗痨治疗才四五天后就停止治疗，把我换到一个又黑又阴湿、白天都要开灯的单人病房里，而且每天要等到其他病房的治疗全部做完后，护士才戴着两层手套来给我做治疗，除了做治疗的护士外，就再也见不着其他的医务人员。面对此种情况，我内心里发出了一连串问号，这是怎么了？
5月中旬的一天早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正值查房时间，科主任面无表情地来到我的面前，用一种冷冰冰的语气说：“你感染了艾滋病，早就让你的家属通知你，他们一直瞒着不说，今天通知你，目前无治疗药物，你可以办出院手续回家了。”听了这几句冷若冰霜的话，我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恍恍惚惚听到一个声音由远而近：“完了，完了！怎么办？怎么办？”天哪，命运为什么这样不公？这种世纪瘟疫为什么会降临到我这个无辜的人头上？病房这时更加昏暗无光，孤独的我宛如掉进了冰窖……但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原以为生病只是我自己的事，并没有危害别人的工作和生活，谁知自从患了这个绝症后，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一下子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被整个社会抛弃了，所有的亲朋好友、同事熟人都成了陌路人，大家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脸上都写着无数个问号和恐惧，接踵而至的是畏而远之，怀疑、歧视、冷漠，有甚者还幸灾乐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