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认为，为要实行儒术的“仁政”与“德教”，亦即为要加强君主集权、专制的统一和巩固，就需要拥有相当数量的能够辅佐君主进行治政与化民之臣，他宣称“圣人积众贤以自强，是以建治之术，贵得贤而同心”。由此说明汉王朝要能得到“同心”的“众贤”而任之，乃是“国家之兴”的重大事项。
为了取得贤才，董仲舒首先提出了’养士”的措施。他向汉武帝进谏道：“今陛下并有天下务以求贤，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从而提出必须由国家有目的有计划地兴办培养人才的学校，主要是设置国立的中央高等学校--“太学”。他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由此可见董仲舒关于设立太学的目的任务及培养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董仲舒设太学以养士的思想，体现了注重教育和建立学校培养人才的重大意义，同时也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国家设学养士的教育传统，更重要的是创兴学校的作用，可以说是对中国封建教育发展的一大贡献。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根据董仲舒的奏议，武帝下诏：“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才焉。”当时的丞相公孙弘即奏请为早已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所设置的为儒者所专任的《五经》博士“置弟子员”，因而“学者益广”，这就是汉代建立太学的开始。从世界高等学校史上看，这比欧洲12世纪初期在意大利建立的萨勒诺(Salerno)大学要早1100多年。这标志着中国官学自东周衰废以来，在汉武帝时得到了复兴与发展。这是汉代太学建立的世界意义和对于中国教育发展的意义。但也要看到汉代太学的发展，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儒学成为国家的官学，儒学博士成为学宫而独占官学，德经成为国家学校的官定教科书，也使学德成为入仕的正途。
董仲舒在对策中，强调了“立太学以教于国”的意义之后，也提出了“设庠序以化于邑”的建议，这就是要求兴建地方学校。在《汉书·循吏传》中记载“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这虽说是发轫于蜀郡守文翁创设郡县学，但与董仲舒兴学的建议也是有关系的。
董仲舒为了使汉王朝拥有强大的能行“德政”、“化民”的官僚队伍，在建议设太学以养士的同时，还提出行贡举以选士的办法。因为董仲舒深感当时吏治不良，因此发生了许多弊政，他指出“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既无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同时董仲舒还认为当时授官任吏的办法不良，例如汉初以来所行的“任子”制即高级官员可以保举自己的弟子一人为郎；还有捐资为郎和居官以年资而升迁等等办法。对这样不问德才、不论成绩而任官的情况，董仲舒认为是必然所任非其人和所用非贤才而造成吏治不良的。他批评说：“夫长史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同时还指出当时的官吏是“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未得其真”。这也是要改革的。为此，董仲舒提出，要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这样为改革吏治与改革授官而行贡举以选士的办法，就与教育培养人才密切结合起来了。董仲舒还提出“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这样要求以德能标准而进行铨选人才，实为一种有积极意义的卓见。当然，董仲舒所要求的德、能与人材只能是具有封建性的，即他所谓的那种“德教之官”，也就是要选任能为封建政权治政治民的合格官吏，然而他在教育政策上提出养士与选士，说明了在国家的方针政策决定之后，培养和要求官吏的德才是一个重要问题。
董仲舒关于选士的思想，促进了人才的选拔，使汉王朝加强和开展了察举工作，如在武帝时连续地诏令州郡察举孝廉，征用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业者以及茂材异等，这使有才德之人能见用于世，同时对故育兴发起着重大的作用。
(三)兴教化以化民的社会教育
董仲舒的教育政策在于推行其德政与德教，为此提出了儒学教育宗旨以及用儒学德能培养选拔治政化民的人才。在董仲舒看来，汉王朝最大的危机是“民日削脏穷急愁苦”而“不乐生”和“奸邪不可胜”，这是不能专靠刑罚所能解决的。他指出：“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在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是以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由此，他向汉武帝陈述：“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教化行而习俗美也”，鲜明地表达了要用儒家的仁义道德来教育人民大众，使其从思想上遵守封建统治秩序，而使汉天下得到“善治”。
董仲舒所讲的教化有两种涵义。其一是指国家的学校(包括中央太学和地方上的库序教育)而言的。汉代所建立的学校目的在于培养统治人才，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子弟所设；同时提出“养天下之士”和“延天下方闻之士”入学，就扩大了培养对象，让一些贫寒子弟入学。从而，就为汉王朝扩大了官僚后备军的队伍，也起着诱引和影响人民群众的作用，对汉王朝是有好处的。董仲舒所谓的教化的另一种涵义，则是指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他认为的那种“穷急愁苦”的劳动者所施行的社会教育而言的。如他所说的“设庠序以《汉书·武帝纪》
化于邑”。实际上，广大劳动者难有条件入学，主要是使地方学校起着感化人民群众的社会教育作用，所谓“教化行而习俗美”。这是同他所说的“修教化之官，务以德善化民”，以及他所要求的“今人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是同样的意思。自汉兴以来，迄于汉武帝时，汉王朝在地方上广泛设置的“三老”和“孝弟力田”，作为在民间掌教化和帅民为善的乡官，就是董仲舒所要求建立和加强的一种化民的社会教育措施。在董仲舒倡导化民的影响下，汉王朝更加重视地方文化乡官的职能和措施。如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下诏：“朕嘉孝悌力田，赐县三老乡三老”，元狩六年又下诏：“谕三老孝悌以为民师”等等。董仲舒要求地方学校庠、序起文化乡官的作用，发挥社会教育的职能。此仅就扩大和发挥学校的职能来说，是有值得珍视之处的。但是，如果说秦朝法治是采取禁儒学而以暴力压制群众实行愚民的政策，那末，董仲舒独尊儒术教化人民则是以儒家德教来蒙蔽人民的。封建统治者教民、化民是其治民的另外一种形式的手段，目的是在教化人民“晓于礼义而耻犯其上”。当然，毋庸违言，德政与德教比起暴政与峻法来说，有一定的可许之处。因为，人民是更加难堪于“苛政猛于虎”的。
董仲舒提出的教育政策，固然是为封建统治制度服务的，但在中国封建教育史上提出如此完备的内容，对于确立教育制度和发展教育事业都是有所贡献的。还有，在董仲舒阐述的教育政策中，他提出的教育作为国家的事业并由国家直接领导，以及教育对于国家政治的巨大作用等观点，都是有道理的，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教育的规律和教育的本质。
在董仲舒的教育政策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从封建政治的需要出发论述教育的目的和作用。在其论述人性及人性形成的思想部分，就更能进一步地看出他的理论的阶级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