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还专门组建了土地税检查委员会、生产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当时，苏区劳动力缺乏，耕牛奇缺，农民生产合作社、犁牛合作社等群众合作组织都是在生产合作社指导委员会的指导培育下产生的。
由于种种因素，土地部部长曾几经更换。1932年7月30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20次常会决议邓子恢代理土地部部长；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高自力为土地人民委员（即部长）、胡海为副部长；1934年6月，高自力赴苏联学习时，又增加王观澜为副部长。
土地部部长的频繁更迭并没有使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受到很大影响。到1933年5月，土地部根据临时中央政府地权农有政策的变化，适时推出了实行土地登记、发证的新举措，得到中央人民委员会的肯定。土地部提出的土地登记法，在第四十一次常会上通过，“决议……颁布土地证，以确定土地所有权，以及明了土地产生状况起见，应规定土地登记规则，迅速进行……”
拿到土地部颁发的耕田证、耕塘证、耕山证的农民，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生产热情空前高涨。这是因为这些耕作证虽是一张小小的纸片，但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写着耕者姓名、田亩数，并盖上了大红的土地部印章，因此农民相信它、认它。农民早把土地部颁发的土地证当成了“耕者有其田”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将土地部的大圆印看成农民持有土地的“护身符”。
确定地权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因此，他对土地部的工作特别关注。1933年初夏，红都瑞金已是满目青翠，城南的武阳区，田野中一片一片的农作物，更是长势喜人。5月19日，毛主席率领中央代表团在竹头下村召开临时中央政府春耕生产运动表彰大会，沉寂的山村沸腾了。这个会是为了总结春耕生产运动的经验、掀起夏耕运动高潮、号召全苏区为增产两成而努力的会。只见村前的晒坪上人头攒动，毛泽东站在用门板搭成的主席台前，亲手向武阳区和石水乡的代表颁奖，连声称赞武阳区春耕生产抓得早、落得实，是中央苏区中最好的。武阳区和石水乡的代表将获得的“春耕模范”奖旗高高举起，会场顿时爆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这掌声不仅是代表们对获奖者的祝贺，同时还包含着农民对现行土地政策的拥护。当时，由于土地政策多变，反复重分土地，出现“分田即分禾”“分田即分青”，土地使用权不稳定，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耕种土地时顾虑重重，“不敢下种下肥，以致贻误农时，妨碍了耕作”。
面对此时热烈的场面，毛泽东内心十分欣喜。几年来，苏区苏维埃政府一直在土地问题上探索。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没收一切土地”是指不仅没收地主土地，而且要将所有土地的所有权归苏维埃政府，农民只有使用权。1929年4月出台的《兴国土地法》，结合苏区实际情况，在具体政策上有新的变化，《兴国土地法》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1930年闽西党的“一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提出了“分田时以抽多补少为原则”。对富农的政策是明确没收其多余土地，但不要“过分打击”。土地政策比中央“六大”时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到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土地法》等重要法令，又蒙上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阴影，规定土地革命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使用，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的土地政策。
其时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是一种超前的政策。土地革命刚开始时，农民对土地国有政策认识不足，抵触情绪并没有表现出来，也没有出现土地反复重分现象。后来，由于苏区反复重分土地和宣布“大多数人要求即可重分（土地）”，农民对分配到手的土地产生了怀疑，总以为“现在我耕的田，难得保证将来不归别人，因此，耕种不肯尽力”。
其实，早在1930年“二七”陂头会议后，赣西南苏区土地革命开展得轰轰烈烈，但闽西苏区却发现“抽多补少”的办法造成富农只交出瘦田，还把持着肥田。毛泽东只身一人，深入乡村经过细致的了解、访问，写成《寻乌调查》，其中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阐明了土地革命的若干重大政策问题。到1931年春，毛泽东又在调查中发现土地归政府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而且使用权不固定，影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便以中央军部总政治部主任名义，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写了一封题为《民权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度》的信，提出土地要归农民所有的政策。1931年3月15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据此发布了《土地是我们的，耕种起来啊！》的文告，深受群众的欢迎。但是，坚持“左”倾立场的同志多对“土地国有”造成的消极影响反应迟钝，直到1933年5月才大梦初醒，最后接受了毛泽东关于“地权农有”的主张。1933年6月1日，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分定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事后，毛泽东曾回忆说：“红色区域在建立的头一两年，农业生产往往是下降的。但是经过分配土地后确定了地权，加以我们提倡生产，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增长了，生产便有恢复的形势。”
查田运动
1933年2月，一场早到的春雨使叶坪村的古樟群提前萌发新绿，毛泽东端坐在中央苏区中央局旁的一棵樟树下，久久凝视着眼前这个村庄。春天的温暖气候，使叶坪上空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雾气。
叶坪乡是直属县瑞金云集区第四乡，有十多个自然村，是中央机关所在地。但就是在红都首府眼皮底下的这个地区，农业生产和扩红工作却一直搞不好，是个落后乡。毛泽东知道后，陷入了沉思，决心要解开这个疑团。
1933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来到叶坪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朱先琪家，要听一听他的看法。一阵寒暄后，朱先琪打消了顾虑，大着胆子说：“一句话，分田没分好，给逃跑的地主还留着田；有些过去收租放债、雇长工、摆架子不干活、又吃好穿好的人，如今钻进了我们的组织，摇身一变也成‘贫苦工农’了。给贫苦农民分的田少，还把坏田、中田当好田、上田分给他们。许多人公开不讲，背地里有意见。”毛泽东找到了问题的症结，站起身来，当即提出要开展一个查田运动。
说干就干。1933年2月至4月，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叶坪乡的查田试点工作。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土地委员王观澜按毛主席的思路，提出“查田运动四步走”方案。
一是“讲阶级”。开展宣传动员，向群众说明查田不是到田里去丈量人均有多少亩，而是要查阶级，查剥削。组织贫农团，让群众自己起来同封建半封建势力作斗争，打破房界、姓界，把隐藏在贫农、中农里的地主、富农、高利贷者清查出来，把混进党、政、群团体中的坏人检举出来。
二是“查阶级”。采取自报和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由查田委员会收集、整理材料，处理查田中的各种问题。
三是“通过阶级”。查田委员会将每一个被查对象材料，对照划分阶级的有关标准，提交党、政、贫农团等各个组织充分讨论，再召开群众大会通过。
四是“没收分配”。将没收的地主财产、土地，以及富农多余的土地，分发给劳苦群众。
在查田试点中，叶坪乡“查出28家地主、富农，连原有的四家（其中一家由富农改为地主），共三十二家，约二百人。经过广大群众斗争之后，连混入党支部和乡政府代表会的坏人也查了出来。”“没收土地共七百多亩，除补足少分田人家的田地和留足红军公田外，全乡平均每人增加了一石二斗田（三石合一亩），中农也得到了利益。”
叶坪乡的查田试点激发了群众的劳动干劲和革命热情。在叶坪乡，农民耕作的劲头一阵高过一阵，劳动互助组、犁牛合作社的互助热情一浪高过一浪。一批批年青人，涌向区政府，要求当红军。
叶坪乡的查田，对附近的乡村影响很大。村民纷纷要求在他们的乡村也搞一次查田。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因势利导，决定在全区范围内“进行普遍深入的查田运动”。1933年6月1日，毛泽东签署了《实行广泛深入的查田运动——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十一号》。6月2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听取毛泽东和中央土地部的报告后，作出了《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查田运动在中央苏区全面铺开。
查田运动开始后，仅1933年7月至9月三个月，中央苏区的江西、福建、粤赣三省共计查出地主6988家，富农6638家，收回了大量土地。查田运动是土地革命的继续和补充，在初步开展土地革命后，进一步发动群众搞查田运动很有必要，以彻底肃清封建残余势力。但查田运动是在“左”倾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下展开的，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左”的干扰和影响，因此也有执行政策不当和伤害一般农民的问题。
（原载《伟大的预演——中央机关在瑞金》，知识出版社，2007年10月）
“分田分地真忙”
——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是全国苏维埃政府肃反保卫的最高领导组织机关，专门执行侦察、镇压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反革命活动。在反“围剿”的后方，它为稳定革命秩序，保障苏维埃国家的政权和经济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家政治保卫局“苏维埃共和国卫士”的美誉，蜚声全苏区。
专门的机构，精干的队伍
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生动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国民党到处张贴布告悬赏5万元，不惜重金要缉拿一位着名的“共匪”。这人就是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被斯诺称为“中国红军特务队的首领”。
邓发乳名八仔，学名邓元钊，1906年3月7日出生于广东省云浮县榃石塘。1931年7月，邓发接到中央紧急命令前往苏区，起初在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处工作。11月，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下设的九部一局之一。要带好这个镇压反革命的特殊组织，邓发首先想到的是要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备优秀的干部。
侦察部的部长由邓发自己兼任。它在健全工作网络、指导跟踪侦察、检查过往邮件和白区的书报杂志中起了重要作用。
执行部则是一个管理拘捕、审问及处理犯人的机构。同时，还担任领导保卫队、监发护照、通行证、路条的任务，部长是李克农。
总务处负责管理局内事务，处长是欧阳毅。
后来，根据工作的需要和形势的发展，国家政治保卫局又陆续增设了红军工作部和白区工作部。国家政治保卫局网络严密，耳聪目明，并在苏区省、县设立了分局，区一级则设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在红军中设立相应的政治保卫机关；方面军和军区中设立分局，师、团和独立营设特派员及干事。必要时可以在某些机关直接设特派员。省、方面军军团的各分局也设侦察部、执行部、总务处等机构。
1932年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确定上下各级政治保卫机关实行垂直领导，地方政府无权改变政治保卫局决定的命令。在内部分工上，建立侦察、执行等各项专业工作，形成互不隶属、自成体系的机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明确提出，“在肃反委员会存在的地方，国家政治保卫局应与肃反委员会发生系统上的管辖关系，并且肃反委员会要逐渐转变成为政治保卫局的下级组织”。
叶坪庙背村是一个不大的村落，但它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少共中央局同驻在村内的一幢私宅里。房子虽然很简陋，但邓发和他的同事们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健全的保卫体系，紧锣密鼓地把打击反革命活动和保卫党中央的工作开展起来。
严谨的作风，严格的法台
国家政治保卫局作风严谨，法治严格，在处理各类人犯中严格按章办事，绝不乱来。政治保卫局成立伊始，中央执行委员会便于1931年12月13日召开非常会议，通过《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赋予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对反革命分子及其嫌疑人的拘捕、审讯权。经侦察和预审后，依照法律对需经判决的案件移交给司法机关执行。
为建立革命秩序、纯洁革命队伍，各级政治保卫局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以赤色恐怖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活动”。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同志，凭着严谨的作风和严格的法治，不仅在政治上打击了反革命活动，在经济上也为巩固苏区金融、保护人民的利益，与不法分子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胡夏洲是瑞金河背街振昌恒店的老板。他以3元苏维埃纸币收买现洋（银圆）1元。将所收的银圆以3元5角卖出，“实行捣乱经济、操纵金融的反革命行为”。沙洲坝乡地主扬衍璜，更有过之，他竟公开以纸币收买银圆，“压低纸币价格，破坏国币信用”。瑞金西效的赖远金，是个地主，“竟在苏维埃首都所在地向工农强行索收四年前的老债。威吓他们说，‘红军红得一世吗？如果你不还债，待以后白军回来叫你们不得好死！’企图继续剥削工农”。
1934年2月20日的《红色中华》以“国家政治保卫局又逮捕了四个反革命”为题对上述案件作了详细的报道，“并于十一日下午二时由国家政治保卫局直接执行，将胡夏洲、赖远金二犯提出枪决了”。群众见了，莫不拍手叫好。
特别的功夫，特殊的荣誉
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有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组织——保卫队，这支队伍训练有素，堪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张“王牌”。
1933年10月的一天，保卫队第一大队举行了精彩的军事比赛。只见哨声一响，一排战士如离弦之箭，向前冲击。一声“卧倒”，战士们全身扑地，没有半点参差。“在实弹射击中，以刘文英、刘美山、余继生等同志为呱呱叫，在军事政治测验中，邱占春、刘文英、谢锦全等是拿摩温（第一）。”战士们精神抖擞，个个都练就了一手绝技。连续两天，从早晨到傍晚，比赛场上一片欢腾。“群众、观者，莫不鼓掌赞赏地说他们是‘真正英勇战士，铁血健儿，杀敌能手啊！’”
这次比赛是国家政治保卫局为检验和提高保卫队的实力举行的。保卫队既要拘捕犯人，而且还肩负了边区的剿匪任务。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日益残酷，边区地主组织的“刀团”土匪也日益嚣张，频频骚扰苏区群众。队伍没有过硬的本领，怎能担当如此大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