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宾,下午好:
我参加过多次出版论坛,但像这样中国——英国一一对应的论坛还是第一次。从论坛的议程上看,无论是发言还是讨论题目都是与中国出版“走出去”相关。所以应该感谢论坛的主办方——英国驻华使馆为中国出版“走出去”所作的努力和帮助。
中国和英国的关系,按照布朗首相的说法,是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专家们认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布朗认为,中国的发展,对英国是个机会。这个说法和态度受到中国政府的欢迎(《国际先驱论坛报》认为布朗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财政大臣出身的布朗曾说,世界上只有两种财长,一种是失败者,一种是及时退出者,但做了十年财长的他却创造了第三奇迹,从财政大臣走上了首相的位置)。中英关系的发展是平稳的,尽管贸易额没有中德、中法那么大(上百亿欧元,年初布朗访华只签了8亿美元的贸易协定),但内涵丰富,英国的金融、教育、文化、服务业对中国有吸引力,对我们来说,英国的出版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国际知名的企鹅出版社率先高价购买了《狼图腾》的版权(10万美元),带了个好头,兰登15万买了《兄弟》,哈珀·科林斯表示要买第二个“狼图腾”。这些都说明,国外出版界对中国图书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实际上这是对中国表现出的热情,是在中国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逐渐加强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去年,在法兰克福书展的一个访谈节目上我被问到:中国图书为什么要“走出去”?政府为什么推动这件事?(在座的英国朋友恐怕也有这样的问题)我回答,中国的历史很长(5000年的文明史),但开放的时间很短(今年我们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年),开放之初,我们打开国门,首先做的是“请进来”,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管理经验,乃至发展理念,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世界,了解中国之外的方方面面,在了解世界的同时,我们发现,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是极其的少,到目前为止,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对世界的了解仍然远远大于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今天来的是英国朋友,你们可以做一个实验,在伦敦和北京街头同时采访,随机访问英国和中国公民,看他们对中国和英国的了解程度。这样的采访我们在2000年“中华文化美国行”活动时也曾做过。记者在纽约街头采访美国人,问起对中国的印象和了解,结果是:一、熊猫,二、长城,三、春卷。而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就要广泛得多,也深入得多了。正因为此,我们要给世界了解中国增加渠道,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目的就在于此。
2005年,我访问英国,拜会了企鹅出版集团的总裁麦肯森先生。我说,我很喜欢企鹅的那套“黑皮书”经典系列,尽管也收有中国选题,但太少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图书进入“黑皮书”经典系列。去年,在法兰克福书展,我们再次见面,又谈起这件事,麦肯森先生问了与2005年同样的问题,你希望我们出什么样的书?这次在美国拜访哈珀·科林斯和兰登书屋时,我也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我想,这是我们中外出版界面临的、应该共同思考的问题。
应会议主办方英国驻华使馆的邀请,让我讲讲“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鉴于“推广计划”在国内外出版界有广泛的认知度,我讲一个刚刚结束的案例:
2月20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和美国著名神学家、基督教福音派领袖路易·帕罗合著的《江边对话——一位无神论者和一位基督徒的友好交流》一书的美国版首发式在纽约举行。这本书2006年8月在中国出版中、英文版,2007年由贝塔斯曼出版俱乐部版,这次是哈珀·科林斯旗下的宗德万出版社出版市场版。应该说,这本书的出版是成功的,而成功的因素有多种,在此,与大家分享:
第一,有知名作者。中方作者赵启正曾多年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深谙对外的沟通与交流,他的物理专业学历背景使他逻辑思维严密,哲学功底深厚。而帕罗博士则是美国著名的基督教福音派领袖、阿根廷裔的布道家,经常穿梭于世界各地传经布道,每每听众成千上万,还曾出版过几十部专著,其个人魅力及学识、口才可见一斑。因此,两位知名人士的对话自然容易引起关注。我们希望知名作者写中国,不仅是中国的,更希望有外国的,比如,《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软实力》的作者约瑟夫·奈,这些世界知名的作者目前对中国的兴趣多多,据说奈斯比特已在天津南开有了工作,并且计划写《中国大趋势》。我们非常欢迎这些国际知名的作者写中国。约瑟夫·奈去年曾在北大作讲座,前些时候又专门接受《环球时报》的记者专访,谈中国的软实力,他认为中国的软实力目前至少可打60分,但处于上升趋势,美国的软实力目前可打90分,但处于下降趋势。我们希望他们能写出关于中国的书,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通过他们的客观描述了解中国。
第二,内容为王。我被多次问到,国外对什么样的主题感兴趣,换句话说,就是国外喜欢出版什么样的中国书,我想,这个问题今天在座的英国朋友可能能回答一部分。我们曾做过一个调研,看看国外出版中国主题图书的情况,结果有大致这样的排名:历史、地理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宗教、哲学,再次是文化、文学,近年来经济类别也很热络。《江边对话》所涉及的主题就是热门选题之一。他们的对话,是从《圣经》到《论语》,从“终极关怀”到社会和谐。通篇是在两种文化、两种哲学思想和两种哲学理念的背景下展开,深刻、广阔、坦诚、幽默,看不出他们的隔阂和迥异。
第三,表达方式极其重要。我被经常告知,某一本中国图书是多么的好,但是外国人不能理解,要换一个角度,或者换一种说话方式才行。是的,东西方的交流,特别是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常常碰到障碍,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表达方式的不同也是重要因素。比如,我所在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地址是,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25号,这是中国式的表述,从大地方往小地方写,从宏观到微观,而西方的表述恰恰相反,一定是先225号,然后依次是朝阳门内大街、东城区、北京市。从小到大,从微观到宏观。中外记者写文章也是如此。比如同样是对市场的描述,外国记者一定是写某一个早晨,一个老太太挎着篮子出门,来到某某菜市场或早市,看见琳琅满目的蔬菜,并且都很便宜,给人的感觉是市场繁荣、物价稳定。而我们的记者通常都会先说“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然后再描述老太太卖菜的故事。虽然说的都是一件事,但表达方式不同,受众的感觉会大不相同。
第四,知名出版商的合作为成功提供组织保障。我在各种场合都讲,中国的出版集团和出版社若要“走出去”,与国外的出版集团、出版社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此次《江边对话》的合作伙伴,中方是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下属的新世界出版社,因为多年从事对外出版工作,具有很强的国际合作能力,在海外也有较强的人脉关系。每年的版权输出量在中国名列前茅。而对方宗德万出版社则是哈珀·科林斯旗下的出版社。哈珀·科林斯的母公司是新闻集团,老板默多克是较早进入中国的传媒集团,与中国一直保持友好的关系。
第五,优质的译本为本书添彩。在和外国朋友谈中国出版的外文书时,外国朋友经常会说到书的翻译问题,多数情况下是我们的书翻译没有问题,都正确,但是没味道,听了让人伤心。当然,这也不是三天两早晨就能解决的问题。中国图书走不出去的原因之一,并且是重要原因就是翻译问题。《江边对话》的成功就是请到了中国著名的翻译家林戊荪先生承担翻译工作,由于林公是翻译大家,其译文应该算是二度创作。帕罗先生称赞此译文“准确、传神”,可作为“英文精读课本”。
在我结束讲话时,我想借用几位名人的语言,来描述此书的成功。美国第60任国务卿舒尔茨说:“这一友好对话以卓越的洞察力,深入探讨了价值观与生命本质的相互关系,阅读此书,你会备受启发。”中国一代国学大师季羡林说:“这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宗教徒与非宗教人士之间的一次真诚对话,可谓开创之举。对中美两国人民更好地理解对方及本国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帕罗本人也认为,美国应该学习这种对话方式,即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展开和平、坦诚的对话,美国应该明白,阐明观点并不需要通过攻击对方才能实现。
《江边对话》是成功的,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江边对话”,期待着更多的赵启正和帕罗,期待着更多的中外合作的作品问世。
祝会议成功!
(在中英出版论坛上的演讲,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