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宾，下午好：
我多次参加出版论坛，但像这样中国以编辑为主要内容的还是第一次。编辑在出版领域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而出版工作在中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也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
十六大以来的五年，是我党文化自觉空前提高的五年，一系列新的文化观念已经形成，并在十七大报告中集中体现了这种文化自觉：包括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文化软实力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改革文化体制，推动文化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等等。当前，文化领域已经成为国际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主战场，同时，文化作为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既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产业，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文化的支撑。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行国际文化对话，需要提高两个能力，一是吸纳兼容外来文化的能力（请进来），二是向外辐射民族文化的能力（走出去），而文化的辐射或传播，并能产生影响，应该是那种能够影响他人生活方式的文化力量，是那种极具吸引力的价值观力量，被他国接受的文化，大多是能够解决当地人需要的文化内容。比如，美国快餐文化解决了都市生活快节奏带来的难题，日本漫画满足了现代人对童真的向往，“韩流”一度兴盛，是因为当代人们心中有一种浪漫情结。中国文化在走出去与请进来的过程中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相当的经验。
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仅仅实施三年就获得国内外出版界的认可和好评，正是因为我们顺应了世界了解中国的需要。这一计划的实施模式是以资助国外出版机构翻译费用，鼓励其翻译出版中国图书。这是一种投入少、效果好的模式。三年来，我们已经资助了108家出版机构的645个出版项目，以16种文字在27个国家出版发行。这些出版机构以欧美国家为主，以国际出版集团和专门出版中国主题图书的出版机构为主，出版的图书全部进入国外的主流销售渠道。“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以来，大大带动了中国图书的对外输出，图书版权贸易由过去的巨大逆差——1999年的15：1到10：1再到5：1，逆差在逐年减小，在2006年和2007年两大国际书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法兰克福书展连续两年实现版权贸易顺差。
中国的历史很长（5000年的文明史），但开放的时间很短（今年我们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年），开放之初，我们打开国门，首先做的是“请进来”，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管理经验，乃至发展理念，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世界，了解中国之外的方方面面。在了解世界的同时，我们发现，国外对中国的了解是极其的少，到目前为止，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对世界的了解仍然远远大于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举两个例子：1）2000年“中华文化美国行”活动时，记者在纽约街头随机采访美国人，问起对中国的印象和了解，结果排在第一、二、三位的依次是熊猫、长城、春卷。2）我们的“城市漫步”系列杂志北京版的英文主编麦克在北京生活多年，2004年他的母亲从美国来北京访问，行李里竟带来一大堆手纸和洗衣粉。而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就要广泛得多，也深入得多了。正因为此，我们要给世界了解中国增加渠道，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目的就在于此。
2005年，我访问英国，拜会了企鹅出版集团的总裁麦肯森先生。我说，我很喜欢企鹅的那套“黑皮书”经典系列，尽管也收有中国选题，但太少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图书进入“黑皮书”经典系列。去年，在法兰克福书展，我们再次见面，又谈起这件事，麦肯森先生问了与2005年同样的问题，你希望我们出什么样的书？今年2月在美国拜访哈珀·科林斯出版集团和兰登书屋时，我也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我想，这是我们中外出版界面临的应该共同思考的问题。
那么，中国图书要“走出去”怎么走？我讲一个刚刚结束的案例：
2月20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和美国著名神学家、基督教福音派领袖路易·帕罗合著的《江边对话——一位无神论者和一位基督徒的友好交流》一书的美国版首发式在纽约举行。这本书2006年8月在中国出版中、英文版，2007年由贝塔斯曼出版俱乐部版，这次是哈珀·科林斯旗下的宗德万出版社出版市场版。应该说，这本书的出版是成功的，而成功的因素有多种，在此，与大家分享：
第一，有知名作者。中方作者赵启正曾多年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深谙对外的沟通与交流，他的物理专业学历背景使他逻辑思维严密，哲学功底深厚。而帕罗博士则是美国著名的基督教福音派领袖、阿根廷裔的布道家，经常穿梭于世界各地传经布道，每每听众成千上万，还曾出版过几十部专著，其个人魅力及学识、口才可见一斑。因此，两位知名人士的对话自然容易引起关注。我们希望知名作者写中国，不仅是中国的，更希望有外国的，比如，《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软实力》的作者约瑟夫·奈，这些世界知名的作者目前对中国的兴趣多多，据说奈斯比特已在天津南开有了工作，并且计划写《中国大趋势》。我们非常欢迎这些国际知名的作者写中国。约瑟夫·奈去年曾在北大作讲座，前些时候又专门接受《环球时报》的记者专访，谈中国的软实力，他认为中国的软实力目前至少可打60分，但处于上升趋势，美国的软实力目前可打90分，但处于下降趋势。我们希望他们能写出关于中国的书，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通过他们的客观描述了解中国。
第二，内容为王。我被多次问到，国外对什么样的主题感兴趣，换句话说，就是国外喜欢出版什么样的中国书，我想，这个问题今天在座的英国朋友可能能回答一部分。我们曾做过一个调研，看看国外出版中国主题图书的情况，结果有大致这样的排名：历史、地理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宗教、哲学，再次是文化、文学，近年来经济类别也很热络。《江边对话》所涉及的主题就是热门选题之一。他们的对话，是从《圣经》到《论语》，从“终极关怀”到社会和谐。通篇是在两种文化、两种哲学思想和两种哲学理念的背景下展开，深刻、广阔、坦诚、幽默，看不出他们的隔阂和迥异。
第三，表达方式极其重要。我被经常告知，某一本中国图书是多么的好，但是外国人不能理解，要换一个角度，或者换一种说话方式才行。是的，东西方的交流，特别是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常常碰到障碍，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表达方式的不同也是重要因素。比如，我所在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地址是，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25号，这是中国式的表述，从大地方往小地方写，从宏观到微观，而西方的表述恰恰相反，一定是先225号，然后依次是朝阳门内大街、东城区、北京市。从小到大，从微观到宏观。中外记者写文章也是如此。比如同样是对市场的描述，外国记者一定是写某一个早晨，一个老太太挎着篮子出门，来到某某菜市场或早市，看见琳琅满目的蔬菜，并且都很便宜，给人的感觉是市场繁荣、物价稳定。而我们的记者通常都会先说“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然后再描述老太太卖菜的故事。虽然说的都是一件事，但表达方式不同，受众的感觉会大不相同。
第四，知名出版商的合作为成功提供组织保障。我在各种场合都讲，中国的出版集团和出版社若要“走出去”，与国外的出版集团、出版社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此次《江边对话》的合作伙伴，中方是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下属的新世界出版社，因为多年从事对外出版工作，具有很强的国际合作能力，在海外也有较强的人脉关系。每年的版权输出量在中国名列前茅。而对方宗德万出版社则是哈珀·科林斯旗下的出版社。哈珀·科林斯的母公司是新闻集团，老板默多克是较早进入中国的传媒集团，与中国一直保持友好的关系。
第五，优质的译本为本书添彩。在和外国朋友谈中国出版的外文书时，外国朋友经常会说到书的翻译问题，多数情况下是我们的书翻译没有问题，都正确，但是没味道，听了让人伤心。当然，这也不是三天两早晨就能解决的问题。中国图书走不出去的原因之一，并且是重要原因就是翻译问题。《江边对话》的成功就是请到了中国著名的翻译家林戊荪先生承担翻译工作，由于林公是翻译大家，其译文应该算是二度创作。帕罗先生称赞此译文“准确、传神”，可作为“英文精读课本”。
这本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好评，美国第60任国务卿舒尔茨说：“这一友好对话以卓越的洞察力，深入探讨了价值观与生命本质的相互关系。阅读此书，你会备受启发。”中国一代国学大师季羡林说：“这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宗教徒与非宗教人士之间的一次真诚对话，可谓开创之举。对中美两国人民更好地理解对方及本国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帕罗本人也认为，美国应该学习这种对话方式，即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展开和平、坦诚的对话，美国应该明白，阐明观点并不需要通过攻击对方才能实现。
《江边对话》是成功的，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江边对话，期待着更多的赵启正和帕罗，期待着更多的中外合作的作品问世。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图书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要将中国图书推广出去，出版工作者义不容辞，编辑朋友们更是责无旁贷。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希望了解、愿意了解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今年我们将迎来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并且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年，明年是我们共和国的60岁华诞，后年，世博会将在上海举行。中国的大事喜事都为我们向世界展示中国，为出版工作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更为我们的编辑工作者策划、出版好作品，传世作品搭建了平台。我们编辑工作者一定要有世界眼光，用世界眼光看中国，你会发现一片新天地。我们期待着。
最后，借用桂晓风先生的一句话，那是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成为一名编辑时听到他的一次讲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出版好作品，是我们出版行业的永恒主题。
谢谢大家！
（在中国编辑高峰论坛上的演讲，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