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农民收入的一方一计
朱基总理关于“十五”计划的报告，总结了“九五”时期的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展示了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指导方针和实施要点，总共16500字，言简意赅，高屋建瓴，内容丰富很有新意，很有水平，我表示赞成。
朱总理把“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放在实施“十五”计划的第一位。他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十五’期间要把全面贯彻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首位。”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邓小平同志关于“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方针指导下，农村率先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发展乡镇企业等一系列改革。经过20年的努力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变化，特别是在1996年第三次特大丰收以后，解决了我国多年来困扰我们的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给问题，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解决了吃饭问题，支持了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的发展这是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成绩极其伟大。
不可回避的是，1996年冬以后，由于市场容量有限，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农产品销售困难。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减缓在一些务农为主的地区，农民收入是减少的。
农民收入减少，负担却降不下来，农村干群矛盾增大，农村社会安定也成了问题，而且因为农民收入上不去，农民购买力萎缩下降，使许多工业品滞销。朱总理在1997年就讲要开拓农村市场，就是拓而不开，不是农民不需要这些产品，而是农民没有钱。这样也就限制了工业的发展，所以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就成了整个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大问题。
“‘十五’计划纲要”指出：“要把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这句话，这几年在农村工作会议上都是讲的。但真正务农的农民这几年的收入就是上不去。据陈锡文同志说，我国现在还有62%的农民是靠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而这几年务农为主的农民收入是减少的，而不是增幅减缓的问题。
回良玉同志说：“江苏省2000年农民纯收入增加2.9%，这个增长并不是靠多数农民的收入增长拉动的”。“2000年江苏农民减收户达60%，平收、增收的只占1/3强。”所以说“平均数代表不了大多数”。江苏省是全国较好的省尚且如此，中西部农村的问题就可见了。
在北京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有同志向起草中央农村工作文件的笔者提出，你不要老说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你讲个一方一计行不行去年8月21日，《南方周末》刊登了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朱基总理写的一封长信。说“现在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朱总理派人私访，证实了这位书记讲的是真话，为此他动情地作了长篇批示。我看了这些材料夜不能眠，写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一篇文章，登在今年《读书》杂志第一期上。
真正务农的农民已经连续四年减收了(农产品总量未变，但价格降了1/3)，这在改革开放以来是第一次。乡、村两级自1994年以后普遍负债，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00万元，每个村负债20万元，中西部各省区有60%～70%的乡镇不能正常发工资。现在乡镇工作的几百万干部是两头受气，一面是上级和区县里干部批评他们没有完成财税收入任务，一面是农民也埋怨他们加重负担。而他们自己也经常是几个月都拿不到工资。
这几年城乡差距是拉大了。据医学界的朋友说：城市的病是心脏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病，都是富贵病，而农村则是肺结核、肝炎、疟疾和营养不良，都是贫穷病。
我想了一方一计。
我认为这几年乡镇财政普遍困难，出现了普遍负债运转的情况，问题是很严重的。这个问题普遍出现在1994年以后。
年实行财政体制的重大改革，这项重大改革是成功的，完全必要的。由此增强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这几年把整个经济调整过来了，保持了经济稳定健康快速的增长，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但是国家在处理好中央和省级财政关系之后，还没有同时处理安排好省和地(市)、地(市)和县、县和乡镇的财政关系。这几年执行的结果是，凡是财源好的多的是上面拿走了，而凡是包袱和负担则都往下推了。造成事权和财权不相称。下面干部总结：现在的财政体制是“中央财政很好过，省级财政亦好过，地级财政可以过，县乡两级真难过”。安徽的干部总结说：现在是“中央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搭车沾光，地级财政只能喝汤，县级财政两手空空，乡级财政都是窟窿。”一个乡镇3万～4万人，要发300～400名教师的工资、100多名乡镇干部的工资，没有500万～600万元过不去。没有乡镇企业或办不好二、三产业的乡镇，只好向农民摊派，于是农民负担就加重了。这就是为什么60%～70%的乡镇发不出干部和教员的工资，并且普遍负债的原因。这怎么能长此以往呢？有位乡镇干部春节给我打电话说，过年发了三个月的工资，只发到2000年9月份，还欠四个月。他问，今年国家增收了2000多亿财政，为什么我们的几千元就发不了呢？在这里，我要为农村基层干部说句话：形成农民负担重等农村问题，主要责任不是他们。要是没有他们在前面任劳任怨地工作着，我们没有这样安定。
要改变现在财政向上倾斜，向富裕地区倾斜、向城市倾斜的现状。调整财政的收支安排。这是一方。
怎么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我的一计是加速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加快城镇化步伐。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际上现代化国家的经历是一个国家要现代化，必须实现工业化，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是三位一体的。搞工业化时，先要从农村积累资金，要农产品，要工业原料，办工厂。与此同时，农民也进城当工人了，工厂办起来了三产服务办起来了，城市繁荣起来了，工业赚了钱，就反哺农村、农业，使农村、农业现代化。
我国20世纪50年代也是如此，但60年代以后，资金、粮食、工业原料都往城里调，但劳动力不能农转非，有个户口制度卡着。
1978年以后，农业包产到户，粮食多了，工业也发展了。
但农民还不能进城，于是只好办乡镇企业，后来又有了民工进城打工，形成民工潮。
这些年我国工业发展很快，已达到中等发展水平，但因为不能农转非，形成了城市化严重落后于工业化的局面。截至年我国GDP达1万亿美元，人均848美元，已达到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经济总量和工农产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到200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31%，而1996年全世界城市化率为46%。
因为不能农转非，农村滞留了数亿劳动力不能自由转移出来，造成工农业产品大量积压，2/3的商品供过于求。按说，这些产品还并没有达到极大丰富，人均量都不到世界平均水平。如2000年生产彩电3935万台，电冰箱1278万台，洗衣机1442万台，我国有3.4亿个家庭，不应该卖不出去，但现在就是卖不出去。原因是农民占70%，有2.3亿户，他们没有钱，就是有钱也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等基础设施，所以农民也就不买。
如果我们改变户口制度，几年内使城市化率达到46%的世界平均水平，则可以有1.8亿农民进城，这些工农产品就不够卖的。9亿农民挤在农村里，是农民穷的主要根源。
因为户口制度未改，我们工业化时期，农民的相对数虽然从1978年的82%降到现在的69%，但绝对量都是增加的，1978年只有80320万人，1999年为92216万人，这21年纯增11896万人，这在世界工业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这9.2亿农民只耕种19.5亿亩耕地，占70%的人口，只创造16.9%的GDP，这是农民穷的根本原因。这么多农民在农村劳动力一年劳动时间只有100多天，所以就不能充分就业(有人说过去人民公社时期是农民被捆起来受穷，现在则是圈起来受穷)。所以，现在的农村问题在城市，农业问题在农业之外。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这是各界的共识。
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现在的农民问题是就业问题。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让农民到城市、城镇去，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
有人说：①再来个1960年怎么办？②城里人都不能充分就业，农民再进城不是更不行吗？③农民进城就不了业，出现贫民窟怎么办？④现在城市的房子，路、电、水等基础设施都不够进来了不是更不行吗？⑤社会保障现在就保不起，农民进来更不好保了，农民应该有保障，农民进来是创造财富的，发展经济的，经济发展了，何能保不起。
这些问题有些是用计划经济的眼光来处理对待今天的事，有些是想像中的，有些则是既得利益者的借口，就好像坐在公共车里的人怕人多、挤着自己而反对拥在车门口的人上来一样，而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当前的矛盾是城乡矛盾，打开城门、镇门让农民进来许多问题就解决了。世界的大国没有一个市长不是欢迎人们去工作、去居住、去经商的，可以纳税，许多事就可以办了。
当然还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
(2001年3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九届第四次会议期间，于江苏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发言真把户口放开了，会怎么样我国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是20世纪50年代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在短缺经济时代，对保证“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方针的实施，对维护那个时期的社会稳定，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各个领域里确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各界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要求改革户籍制度的呼声日益迫切。有关部门根据客观形势要求，也正在拟定户籍管理制度整体改革的方案。由于此项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关系，涉及城乡、工农两大社会群体利益的调整，现行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虽然已经实行了40多年有关领导和部门还有这样那样的顾虑，至今没有下定决心实施改革，有关改革的文件迟迟出不了台。但是，事关加快城市化步伐，事关扩大内需，事关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快速的发展，事关长治久安的大局，此项制度改革，还应顺应历史潮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早改为好。已经拖这么久了尽早要改，迟改不如早改。
真把户籍制度改革了，放开了，会怎么样呢第一，真把户口放开了，会放出一个完整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
现在因为有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卡着，实际上一个国家分割为两个市场。城市一个市场，农村一个市场。生产最重要的两个要素，劳动力和土地，不能按市场经济规律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怎么能够形成统一的市场经济呢？我们已经规划要在2010年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如不改革户籍制度，劳动力和土地不能自由流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完善和成熟。
2000年，我国人均GDP刚超过800美元，而在1998年我国就成为买方市场。610种主要商品，2/3供过于求，1/3供求平衡，只有一种商品求大于供。从国际经验看来，市场经济国家都要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以后，才出现买方市场。我国买方市场为什么早熟？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现行户籍制度把农民卡在农村，不仅是收入低的农民购买力低，就是收入高的农民也因基础设施差(如缺电、缺水)等原因而限制了购买。1999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为1577元，只有城镇居民消费支出4616元的34.2%，也就是三个农民的消费抵一个市民。农民占总人口的69%，在全国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只占38%。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消费市场的启动。所以要发展市场经济，要扩大内需，必须抓紧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
第二，真把户籍制度放开了，会放出一个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来。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载体。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搞城市化，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普遍规律。我国目前城市化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了工业化中期阶段，但我国2000年的城市化率只有31%，而全世界的城市化率已接近50%。这种滞后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别是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二是城市化发展是畸形的。一个城市，多种户口，几种身份；有在册的，有另册的，有不在册的。北京、上海都有300万左右的外来民工，深圳更特殊万人，在籍的户口不足200万，不在籍户口中有外来的城市人口，有农民身份的打工仔。同一个城市，都是居民，但实行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福利待遇。有管的，有半管不管的，有根本不管的，有自发组织管理的(如北京的浙江村)。三是城乡分治各自封闭，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现在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是封闭的，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居民不能自由迁徙，甚至连本市居民在区与区之间搬迁，户口迁移也要层层批准。农村向城市迁移，则壁垒森严，难上加难。这样做，实际上是“城乡分治，一国两策”，即对城市居民实行一种政策，对农村农民实行另一种政策，形成中国特有的二元社会结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差距逐年扩大。据2000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2.79∶1。如加上其他因素，城乡差距当在3.5∶1以上。而且这种差距，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这是难以为继的。
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如不进行户籍制度改革，都是不能解决的。而不解决这些问题，城市化就化不起来。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小城镇，加快城镇化步伐，三年过去了，城市化却少有进展，就是现行户籍制度弊端的证明。
第三，真把户口放开了，会得到9亿农民的衷心拥护，他们会“山呼万岁”，能进一步调动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