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齐藤谦所撰《拙堂文话·卷八》统计，画中共有人物1643个，动物208头。明代诗人李东阳在《清明上河图记》一文里，对画面上的人物作了生动有趣的描述：“人物则官、士、农、贾、医、卜、僧道、胥隶、篙师、缆夫、妇女、臧获之行者、坐者、授者、受者、问者、答者、呼者、应者、骑而驰者、负者、载者，抱而携者，导而前呵者，执斧锯者，操畚箕者，持杯罂者，袒而风者，困而睡者，倦而欠伸者，乘轿而搴帘而窥者。又有以板为舆，无轮箱而陆曳者；有牵重舟溯急流，极力寸进，圜桥迎岸，驻足而旁观，皆若交欢助叫，百而同声者。”可说画家把世间三教九流、各行各业的人物，以及这些人物的动作、神态、衣着、表情都描绘得惟妙惟肖。
“清明”是清明节吗
一般认为，《清明上河图》的画作题材为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清明时节的繁华景象。故名之日：清明上河图。所以，历史上对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年代，以及“上河”一词曾有过一些争论，但对画中描绘的是清明时节，似无异议。
“清明”一词见诸文字记载，最初是金人张着的跋文。张文中，曾引《向氏评论图画记》说：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及《西湖争标图》。自此，《清明上河图》的名称定了下来。元人杨准在他的长跋中还着重说明这画卷题签的是宋徽宗赵估，并盖有小印。明人李日华在他的《味水轩日记》中记载，这画卷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双龙小印，并且有宋徽宗的题诗，诗中有“如在上河春”一句。这样一来，画卷描绘的是清明时节的春景就更无人怀疑了。近代及当代美术史家郑振铎、徐邦达、张安治等，皆主“清明节”(或日“春景”)说。郑振铎就说：“时节是清明的时候，也就是春天三月三日，许多树木还是秃枝光杈，并未长叶，天气还有点凉意，可是严冬已经过去了。”把“三月三日”这个具体日子也肯定下来了。张安治在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介绍丛书·清明上河图》一书中，也肯定这幅画是描绘“在清明节这一天城郊人民的种种活动”，画面上描绘了“一些清明节的风俗特征，如上坟、探亲、轿上插柳枝、大店铺装饰了‘彩楼欢门’等”。
对此传统看法首先发难的是孔宪易。他在1981年第2期《美术》上发表《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对“清明节”说提出异议。
孔文就画面中所描绘的内容，对“清明节”说提出了八点质疑：
1．画卷的开始，画有一队五头小驴，每头驴背上驮着两篓木炭，正从小路送往京师而来。据南宋孟元老撰写的《东京梦华录》载：每年农历十月，汴京始“进暖炉炭，民间皆置酒作暖会”。因此认为清明节前后进暖炉炭，是违背宋人生活习俗的。据此，孔文说：“这是画家首先告诉读者，这是秋天，冬日不久来临，这些木炭是东京准备过冬御寒用的。”秋季营运冬季货物比较合理，商人早在春天营运冬季货物，在时间上来说太早了，不符合经济规律。
2．画中有一农家短篱内长满了像茄子一类的作物。赵太丞家门口垂柳枝叶茂盛，画面上还出现了光着上身的儿童，这些都不可能是清明时节的事物。因为当时的汴京在清明前后仍是春寒料峭，是不可能出现这番情景的。
3．画面乘轿、骑马者带着仆从的行列，回向城市一段，传统的看法是上坟扫墓而归。孔文在分析了拿着扇子、光着膀子等人物形象之后认为，“这群人虽然有上坟扫墓的可能，倒不如说它是秋猎而归更恰当些”。
4．画上有不下于十个持扇子的人物形象，除个别上层人物有可能用扇“便面”外，一般群众持扇应该说是夏秋季节用于驱暑、驱蚊。如果这画卷画的是清明时节，感觉不太对头。而且画上的执扇人物，有的扇风，有的遮阳，这也是夏秋暑热天才有的景象。
5．草帽、竹笠在画面上多处出现。孔文认为“草帽、竹笠是御暑、御雨的东西，图中既不下雨，这肯定是御阳用的，根据当时东京的气候，清明节似无此必要，这是值得我们怀疑的”。
6．画面上有一处招牌上写着“口暑饮子”(“暑”字也可能是“香”字)这样的小茶水摊。孔文认为“如果‘口暑饮子’中的‘暑’字不错的话，这足以说明它的季节”。且“饮子”即汤药，出售这类饮料的季节当属夏秋暑热季节，而清明时节是用不着“饮子”防暑降温的。
7．在虹桥的南岸、北岸和桥上有几处摊子上放着切好的瓜块。孔文认为可能是西瓜，而西瓜是典型的夏秋瓜果。
8．画面上临河的一家酒店，在条子旗上写着“新酒”二字。孔文认为这是画家明确地告诉读者，画的是中秋节前后。宋时一首题为《重九》的诗写道“都人是日饮新酒”，饮“新酒”的重阳节自是深秋。另据《东京梦华录》的“中秋”条记载：“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宋时秋粮收后，要酿酒庆丰收，是谓“新酒”，而前人记载中并未发现有清明时节卖新酒的。至于“彩楼欢门”，根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酒店的“彩楼欢门”系永久性的，并非清明特有的标志。
《清明上河图》除以其卓越的艺术技巧令世人瞩目外，还以其内容的丰富性和真实性受到专家学者们的赞赏。画中所描绘的情景甚至地理位置都可以从《东京梦华录》中得到印证。故孔宪易的文章尽管尚无足够的有力的论证推倒“清明节”说，但他在文中提出的几点质疑不无道理。
继孔宪易一文后，最近邹身城在中国宋史研究会上提出论文《宋代形象史料--(清明上河图)的社会意义》，也认为“清明”不是节令。
“清明”是什么意思
既然清明不是节令，那又是什么意思呢？人们提出了“地名”说和“颂词”说。
所谓“地名”说，指的是“清明”乃汴京郊外的一处地名。孔宪易的文章，曾对画中的“城门楼”作了分析，认为那城楼可能是东京城门外东郊的蜘蛛楼。据《宋会要辑稿》载，当时东京内、外城及郊区，共划分为136坊，其外城东郊区分为3坊，第一坊便是清明坊。同时，从《东京梦华录》中可知，宋代的东京，在坊巷中有“军巡铺”及“望火楼”的设置。孔文推测，清明坊可能是借蜘蛛楼作为望火楼。这样一来，《清明上河图》便可以解作从清明坊到汴河口一带的汴水秋色。
所谓“颂词”说，为邹身城提出。他在《宋代形象史料--(清明上河图)的社会意义》一文中，既否定了传统的“清明”为节令的成说，也否定了“地名”说。他说：画面涉及沿河数里的好几处街道，并不局限于郊外的一个地点，故“地名”说欠妥。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清明”一词，本是画家张择端进献此画时所作的颂辞。他还引金代人为《清明上河图》留下的跋文“当日翰林呈画本，承平风物正堪传”为证，点明此画的主题在于表现承平风物。所谓“承平”，即太平盛世、歌舞升平的意思，即歌颂统治者的政治有法度、右条弹．从而惠及天下万民。
以“清明”喻太平，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大雅·大明》中就有“肆伐大商，令朝清明”的诗句，毛传：“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汉书。礼乐志》：“(世祖)即位三十年，四夷宾服，百姓家给，政教清明。”《后汉书》亦有“固幸得生清明之世”的说法。宋苏轼的《司马温公神道碑》中的“朝廷清明”之语，也是这个意思。
宋徽宗赵估喜画，自己也是有名的书画家。他在东京创办翰林画院，给画师们以优厚待遇。他要求院中画师每作一画，必先呈画稿，经恩准后才能细致创作。张择端为当时画院待诏，颇受恩宠，当然要张扬功德，粉饰太平。他作图进献徽宗，渲染帝京内外繁华景象，意在称颂盛世，以取得徽宗的赏识。画卷的第一收藏人也正是宋徽宗。以“清明”为题名，显系称赞“太平盛世”，为皇帝歌功颂德。也正由于如此，画面选取秋景而不绘春色，因为汴城八景一向以“汴水秋风”居于首位。
然而这种“承平”，正是北宋末年社会大动乱的前奏。政和后不到十年便是民族大劫难的“靖康”之变，徽宗父子成为金人的俘虏，北宋灭亡，繁华的汴京转瞬毁于战火，画家也流亡到了南方的临安(今杭州)。可以想见，当他在临安回首北望时，一定国恨家仇充塞于胸怀。他追慕故国风物，在南渡后的作品中寄托着深沉的哀思。所以明代董其昌在《容台文集》认为，张择端的新作是“南宋时追慕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痛人心肺的民族灾难，使“清明”一词讽刺性地表现出新的主题，民族斗争的烈火已赋予这个题材以新的思想内容。所以有人谈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之“清明”，与其说是“颂词”，还不如说是“讽喻”。当然，画家当年是否作如是想，不得而知。祖本真迹在何方
《清明上河图》诞生后，在800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历尽劫难。
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年)，张择端完成了这一历史长卷后，就将它进献皇宫。宋徽宗赵佶十分珍视，据说曾用瘦金体在卷首御笔亲书了“清明上河图”五字，并钤上双龙小印。他还题了御诗一首：“我爱张文友新图妙入神。尺缣赅众艺，彩笔画黎民。始事青春早，成年面首新。古今批阅此，如在上河春。”这样，宋徽宗成为此画的第一个收藏者。
不久，汴京陷入金人之手，宫中金银珠宝、名贵文物均被掠走。但起初金人不识此画的价值，致使流落民间。数十年后，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张着最早在画上撰跋，稍后张公药、王涧、张世积诸人亦于画上题咏，可见其艺术价值已被士人认识。所以元朝建立后，《清明上河图》再次被收进宫廷。着名书画家赵孟頫官至翰林学士后，将它从藏阁中取出，秘密送回老家湖州，用赝品归人藏阁。真迹又到了民间。
时至明代，《清明上河图》落入了精于雕刻、又识古画的大理寺卿朱鹤手中。朱珍藏数年后，被名士徐赙以重金买去。徐常邀翰墨名流把玩，并有人临摹。数年后，徐染沉疾，弥留之际，将此画馈赠好友李东阳。1515年，李东阳在画卷上书写了长篇跋文。后又几次易主，流落到苏州。嘉靖年问(1522～1566年)，被学者王仔购得。一代奸相严嵩得知后，向王仔索要。王以赝品进呈，招致陷害，病死狱中。真迹也终于落人严嵩之手。严嵩失宠势倒后，严府被查抄，《清明上河图》第三次被收入皇宫。可到隆庆时(1567-1572年)，嗜画成癖的成国公朱希忠将此画弄到手，后又辗转易主。最后，被一内臣窃得，藏于御沟石缝之内。恰逢天降暴雨，沟内水涨，淹及石缝。待到雨停水退，画面已被污损得一塌糊涂。且不久又流落民间。
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真迹被湖广总督毕沆买到。嘉庆四年(1799年)。毕沆因“剿匪”不力及滥支军费被处死，家产被抄没人宫，《清明上河图》又一次被收进宫廷。
民国初年，清皇帝溥仪从故宫盗出大批珍宝文物，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先存入天津租界，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这幅画卷又被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1945年8月，随着日伪政权的崩溃，伪帝宫的大批珍贵文物在动乱中流散到民间。1946年，解放军进入长春。部队一干部收集到伪满宫中流散出去的十余轴画卷，交给了当时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林枫，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1952年，《清明上河图》第五次收入“皇宫”--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走过的路已是够颠沛流离的了。可谁知它还有一劫。1966年12月中旬，康生暗示其爪牙以红卫兵扫“四旧”为名，选中目标抄家，抄得的文物，一律送到故宫文渊阁保存。康生以鉴赏文物真假为名，经常只身潜入行窃，有时亦偕陈伯达或李作鹏前往。随行的李作鹏，就窃走了《清明上河图》、《乾隆帝三下江南》画卷等文物共800余件。“四人帮”倒台后，《清明上河图》才重新回到了人民手中。但是，这幅画卷虽然仍为张择端的真迹，却是他南渡以后重新绘制的。并非北宋宣和年间的作品，而且是一部残卷。
从南宋开始，民间就流传有张择端的一幅《清明上河图》真迹。那是南宋汴京陷落。张择端南渡以后重新绘制的。这幅画后来几经曲折，也流人民间。而且，《清明上河图》自问世以来，历代均有临摹者。仅清代皇宫所藏即有12幅之多。据说，末代皇帝溥仪赠与胞弟溥杰的就有四幅。
据统计，目前国内外公私所藏的《清明上河图》有30多幅。大陆藏有十几幅，台湾藏有九幅，美国藏有五幅，法国藏有四幅，英国和日本各藏有一幅。除此之外，没有统计在内的还定然不少。这些繁简大小不一的《清明上河图》，流传在社会上的究竟有多少幅，恐怕是永远也得不到确切答案的谜。那幅张择端在北宋政和年间所画的祖本真迹在何方，也同样是不得而知。
人们不禁要问：《清明上河图》的祖本真迹在哪里？
据说，我国着名的古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在解放初期清理由清官流落沈阳的部分文物时，发现了《清明上河图》的祖本真迹，可经他考鉴，“原卷在流传中确残后半部”。在这之后，我国着名风俗画家刘凌沧先生也在《风俗画漫谈》中提出重要论述：“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正当我们欣赏得入神时，画卷却戛然而止了。据我推想，这幅名作经过千年的辗转流传，后半截已经佚失，或为奸商截去，另成一卷出售牟利也是可能的。”
这真的是《清明上河图》的祖本真迹吗？如是，后半截又哪里去了呢？历史留下一个巨大的遗憾，一个高深莫测的谜。
《阳关三叠》之谜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是唐代诗人王维所作的一首送别诗，被推崇为唐诗中压卷之作。此诗原名《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曲》。由于“此辞一出，一时传诵不足，至为三叠歌之”，所以人们更喜欢称此诗为《阳关三叠》，可见这首诗从问世之日起，就受到世人的非常喜爱。然《阳关三叠》中的“三叠”究应作何解释，至今没有定论。
最早为《阳关三叠》诗题作注的，当为唐代诗人白居易，他在《对酒五首》之一中有“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的诗句，并注明：“第四声”即“劝君更尽一杯酒”。白居易认为，《阳关三叠》叠在第三句，即唱到“劝君更尽一杯酒”时，再重复一句，以加重惜别的语调。其后，宋代大词人苏东坡也对《阳关三叠》的解释作了进一步考订。据《东坡志林》载：“余在密州，有文勋长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阳关，其声婉转凄断，不类向之所闻。每句唱而第一句不叠，乃知唐本三叠概如此。”即原诗的后三句每句唱两遍。因此，东坡理解的《阳关三叠》与白居易的有所不同，前者认为叠在“第三句”。后者则认为叠在“后三句”。
人民音乐出版社版《中国音乐词典》认为“三叠”在末句，其释《阳关三叠》云：唐代歌曲，今存琴歌谱歌词，据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一诗，并有所发展，诗中有“西出阳关无故人”句，又重复三次，故名《阳关三叠》。唐宋以来曾有多种唱法，现存琴谱有三十多个版本，共六种类型。
再从作为歌曲的《阳关三叠》的流传和演变看，其叠法仍五花八门，难以一律。刘永济辑录《宋代歌舞剧曲录要》(1957年版)云：“三编百川学海丛书极难得，书中载两种三叠(即《阳关三叠》)之法，合于三叠之说。而且唐人绝句，都可照此叠法。
叠法一：
渭城朝雨。渭城朝雨浥轻尘，浥轻尘。(其余三句类推)
叠法二：
渭城，渭城朝雨，渭城朝雨浥轻尘。(其余三句类推)
以上两种叠法，合于每句三叠之说甚明，而且唱来颇有婉转缠绵的情趣，正如朱熹所说可以‘发叹其趣’，此种叠法，且也合于七言诗句组成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