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贵妃的兄长年羹尧在冷静下来之后，也意识到自己在无意中惹恼了主子，在回到西安后，他就在奏折中诚惶诚恐地写道：“奔走御座之前三十余日，毫无裨益于高深，只自增其愆谬。
反己扪心，惶汗交集。
”而雍正在朱批中已经正式向年羹尧发出训斥：“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雍正笔锋一转就把能否“终功”推到臣子身上——“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而其枢机，要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
年羹尧在“敬读严训”后，立即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表明自己“寝食不宁，自怨自责。几无地以自容”。
年羹尧的一再认罪并未能换取雍正的些许宽容，雍正在给大臣奏折的朱批中一再点年羹尧的名，为在政坛上彻底清除年羹尧、隆科多的影响，而大造舆论。
在给直隶总督李维钧的奏折中，他写到：“近者年羹尧奏对事，朕甚疑其不纯，有些弄巧揽权之景况”，“卿知道了，当远些，不必令觉，渐渐远之好”；在给四川巡抚王景灏的奏折中，他写到，“年羹尧来京奏对错乱，举止乖张，大有作威福事”，隆科多、年羹尧“于奏对之间，错乱悖谬，举止乖张，大露擅作威福，市恩揽权状”；在给河道总督齐苏勒奏折的朱批中写道：“近来舅舅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作福揽权之景……尔等当远之”；在给安徽巡抚等人的朱批中写道，年羹尧“擅作威福，逞奸纳贿”；在给代理江苏巡抚何天培的朱批中写道，年羹尧“作威作福，深负朕恩”；在给云贵总督高其倬的朱批中写道，年羹尧“流露揽权施势之景”，而已经猜出皇帝心思的高其倬则在回奏中明白写道：“年羹尧既不知自处，惟皇上有以处之，臣以为宜早预备”。
年羹尧的兄长年希尧当时正担任广东巡抚，不会感受不到雍正在给封疆大吏的朱批中频频点年羹尧的压力，在皇宫内院的年贵妃也不会体会不到风云突变所造成的失宠，虽然她料到会有这一天，但这一天也的确来得太快了。
雍正还没捂热皇帝的宝座，就迫不及待要除掉两个帮他挫败竞争对手的人……是他们了解的内幕太多了，皇帝要杀人灭口；还是他们居功自傲，让皇帝难以驾驭？对政治一窍不通的年贵妃，被抛入了闷葫芦……对年家来说这一切仅仅是开始，更猛烈的风暴还在后面。
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身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因“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向皇帝具本祝贺。
雍正抓住本章中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这一笔误而大做文章，斥责道：“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朕耳。朕自临御以来，日理万机，兢兢业业，虽不敢以乾惕之心足以仰承天贶（kuang，赐予），然敬天勤民之心时切于中，未尝有一时懈怠，此四海所共知者。今年羹尧既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年羹尧青海之功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朕今降旨切责，年羹尧必推托患病，系他人代书；夫臣子事君，必诚必敬，纵系他人代书，岂有不经目之理？观此，则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其谬误之处，断非无心……”雍正认定笔误是别有用心，是等同十恶不赦的“不敬”罪，堪称是对云贵总督“惟皇上有以处之”的回应！这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四月十二日，雍正下令罢免了年大将军的陕甘总督，调任杭州将军。为了西北部边疆的安全，令岳钟琪代理陕甘总督。
岳钟琪同年羹尧的关系，雍正并非不知道，当时不少人向朝廷指称岳钟琪系年羹尧的党羽，川北总兵李如柏在奏折中即有“岳钟琪系年羹尧之干儿，无事不为私商”，“明系结党已久”；而雍正藩邸旧人戴铎也称：四川人都说岳钟琪是年羹尧的干儿子。但雍正自有安排，就像三年前为了解决十四阿哥让年羹尧坐镇西北一样，现在又以岳钟琪来取代年羹尧……如果事情能到此结束，对年贵妃也就万事大吉了。
实际上，在颁布将年羹尧调任杭州将军的同时，雍正就在给浙江巡抚法海奏折的朱批中写下一段密令：“年羹尧近来昏聩之极，兼之狂妄乖张，朕用伊此任，亦出于不得已。尔当留心其举动，毋稍为所诳惑。”所谓调任杭州，其实是把年羹尧给监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