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绣反对溥仪依靠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实现复辟的思想，使溥仪很不高兴。到了天津后，随着与日本人联系的加强，这种分歧越来越大。本来皇后与皇妃互相嫉妒，这在历代后宫中极其普遍。婉容、文绣的明争暗斗，也实属情理中事。但政治的分野，就使溥仪在生活上越来越明显偏袒婉容，使文绣感到很委屈，溥仪与文绣感情的罅隙就更加不可弥合了。
1925年2月24日，溥仪在日本便衣的护送下，化装成商人，秘密乘火车潜入天津。
溥仪到天津后，住进了日租界张园。婉容、文绣等也到天津会合，在天津的清朝遗老遗少们也纷纷前来见驾。1929年7月9日，溥仪又迁居到同一条街上的乾园。将这里易名为“静园”，表面是取“清静安居、与世无争”之意，实际暗寓“静观其变、静待其机”的野心，以图东山再起。在天津，溥仪唯郑孝胥之言是听，频繁会见天津的日本领事和驻军司令，与北京日本公使馆的芳泽公使也多有会晤。他幻想依仗日本势力，复兴清朝祖业。
文绣一向反对溥仪投靠日本，其政治观点和溥仪的父亲载沣相近。载沣携全家迁居天津时，谢绝了溥仪为之安排的日租界内的寓所，而住到英租界去了。
溥仪父子一碰政治话题就火花飞溅，恨不得都要烧毁对方，其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面约：父子见面，避谈国事。载沣只求适应形势，安度晚年。这一切都被文绣看在眼里，她赞成载沣的主张，每次载沣前来，文绣请安、行礼之后，总要陪他说一会儿话。载沣对文绣也很客气，吃饭时若见文绣未到，一定打发太监催请。饭后常和文绣一起下下棋，写写字，谈谈诗词曲赋一类。婉容知道载沣看重文绣，当面也就不敢太过跋扈。
文绣常说载沣是个性格宽厚，识大体，明大义的人。只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文绣比较惬意的日子。可她最大的痛苦，就是不能说服溥仪，因为她对溥仪还有幻想，所以只能痛心地看着溥仪对日本的投靠愈来愈紧。而日本人对溥仪的拉拢，也是愈来愈紧了。
文绣面对溥仪的危险错误行为，屡屡劝溥仪应该悬崖勒马。溥仪非但不听，反倒厌恶起文绣来了，常回之以冷嘲热讽。与此同时，婉容对文绣的妒忌也变本加厉，有时会当面挖苦文绣几句，而更多的是在背后进谗言。文绣稍有不满，婉容就借机起事，文绣因此常遭受无理的谩骂和羞辱。婉容经常会因为一件小事，而要求溥仪派遣太监去奉命斥责文绣，而当文绣蒙受不白之冤，想要找溥仪诉苦，溥仪却会对她拒而不见。太监或某些婢女见到文绣在溥仪面前失宠，也时不时给予歧视或施以虐待之行。文绣经常以泪洗面，天津的静园，在文绣的心中，已经不平静了，她开始奋起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