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有延
一、广州怀圣寺及怀圣塔建造年代研究历史概述
“海上丝绸之路”项目准备申报联合国历史文化遗产，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港口，它现存的文化遗迹不但数量丰富而且对项目成功申报将起着重要的作用。“海上丝绸之路”虽然也包括了许多的东南亚沿线国家，但最主要的作用是沟通了中国和阿拉伯地区诸国的贸易和文化交流。特别在宋代，我国西北的“陆上丝绸之路”因受西夏王朝的控制而处于闭塞状态，“海上丝绸之路”就成为宋皇朝主要的外贸通道。广州在唐宋两代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主要港口，怀圣寺和怀圣塔（光塔）是那一段辉煌历史现存的重要文化遗迹，它们的建造年代曾吸引了中外学者长期的关注。但十分遗憾的是，怀圣寺、塔的确凿建造年代在学术界至今仍是意见纷纭，还没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下表罗列出我们所掌握的主要资料，从中可以了解该课题的众多研究者和他们的主要结论及基本论据，本文不再一一详述他们的工作，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所列出的相关文献。
据南宋岳珂《桯史》。要给怀圣寺及怀圣光塔一个确定的建造年代，从目前的历史文献记载看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它建造在怎样的一个时间跨度里，给出一个时间的上下限。在郭祥正写于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的两首咏光塔诗于近年发现之前，有关怀圣寺和光塔的最早文献记载当属南宋岳珂《桯史》及方信孺的《南海百咏·番塔》。前者云：“后有率堵波，高入云表，式度不比它塔，环以甓为大址，而增之，外圜而加灰饰，望之如银笔。”后者则说：“始于唐时，曰怀圣塔，轮囷直上，凡六百十五丈，绝无等级，其颖标一金鸡，随风南北。每岁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叫佛号以祈风信。下有礼拜堂。诗云：‘半天缥渺认飞翚，一柱轮囷几十围。绝顶五更铃共语，金鸡风转片帆归。’《历代沿革》载，怀圣将军所建，故今称怀圣塔。”怀圣塔现高约36米，方信孺所记“六百十五丈”后人认为是“百六十五丈”之误。不少研究者主要以此两则文献为根据，再加上其他文献资料进行推测，得出怀圣寺塔建于唐或南宋的结论。
怀圣塔建造年代的上限自然就是目前怀圣寺匾额上标示的“贞观元年岁次丁亥季秋鼎建”，贞观元年丁亥为公元627年。先知穆罕默德生于公元571年，610年7月接受启示开始传教，622年迁到麦地那，一个伟大的伊斯兰帝国时代从此开始。迁居后第六年，即公元628年，穆罕默德致信各国国王及酋长劝导信仰伊斯兰教，此时为唐贞观二年。因此，早此一年即在中国广州建寺，恐怕颇费想象力。我国回族著名法学家端木正教授在1957年即已指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编的《中国穆斯林》画册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广州名胜》风景明信片都注明是627年所建，以讹传讹，实不可取。解放以来，伊斯兰教各国外宾到广州参观怀圣寺者为数极众，其中甚为熟悉伊斯兰教史者，闻此年代，焉能置信。去年我见到叙利亚文化代表团的加瓦斯先生，这位来自大马士革的阿拉伯史教授就很有礼貌地提出过怀疑。”
我们如果回顾一下伊斯兰教建立后直至四位哈里发统治时期（61）0—661年）伊斯兰教礼拜寺在阿拉伯本土的状况，从时间上它也覆盖了我国历史的唐贞观时期（62）6—649年），将对我们认识怀圣寺的始建问题是十分有帮助的。《伊斯兰建筑》一书曾引述先知穆罕默德对他妻子乌姆·萨拉马说的话，“当穆罕默德于626年随远征军前往杜马（Duma）而离开她的时候，她曾用一堵砖墙对其住宅进行了扩建。但穆罕默德回来后即指责她说：“哦，乌姆·萨拉马，建筑是消耗一个信徒财富的真正最无益处的东西……这种观点在整个正统的哈里发时期（632—661年）似乎曾在阿拉伯人中十分流行”。其原因自然是在伊斯兰教创建初期，一切财力均应首先满足巩固政权和对外战争的需要，因此，当时的清真寺是简单而实用的。《伊斯兰建筑史图典》一书中指出，“以伊斯兰建筑的典型清真寺为例，它最早起源于穆罕默德于公元622年在战败后于麦地那建造的用土坯砌成的住宅，先知在这里生活、传道，死后也葬于此。它是平面为50M见方的正方形，有两间卧室，中庭用椰树杆搭成遮阳篷，用于议事、作礼拜等，这大概是最早的清真寺了。”
“在伊斯兰建筑初创时期，由于阿拉伯建筑并无明显的传统，所以最早的伊斯兰建筑当推穆罕默德迁到麦地那时用枣椰树干和生土建成的住宅，也是清真寺的雏形：正方形的平面，有柱廊、讲经台、房屋面向麦加以及呼唤礼拜的屋顶等，具备了清真寺的基本要素。”“阿拉伯世界扩张之时，伊斯兰建筑的清真寺对建筑的空间需求就如此简单，没有制式，没有形式，在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驰骋中不管是什么建筑传统与风格，只要能满足上述四项功能需求的建筑都可以是清真寺。”
由此可见，在穆罕默德以及哈里发统治时期，在阿拉伯半岛，清真寺的建筑是简洁和实用的。根据上述阿拉伯本土的情况，我们可以设想，广州清真寺的兴建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在唐代早期，即唐贞观年间，已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来华初期，每日的祈祷首先在自己的住所内进行，就如同现代的虔诚穆斯林在旅程中。随着教众的增加，为了聚礼的需要，也为了公共事务或商务的需要，会如阿拉伯本土的范例，先建造一所简易的清真寺，它的屋顶就是呼唤教徒礼拜的“邦克楼”。再随着对华贸易的发展，定居在广州的信仰伊斯兰教商人日益增加，他们的财富也不断地积累，广州清真寺会不时地按需要扩建，而且越来越大和越来越宏伟。在极盛的时候，更建造了体量巨大的当时广州最高建筑物怀圣塔，以满足宣礼和导航的需要。这样一个广州清真寺先是简易后臻宏丽，先有礼拜寺后建宣礼塔（怀圣塔）的过程，应是一个合理的符合历史发展的推论。按照上述的推理，第一座简单的，作为随后怀圣寺雏形的清真寺首先建造在贞观年间是完全可能的，相信这也是历代相传怀圣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一说的由来。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怀圣寺始建于唐贞观时期，但又不宜具体到“贞观元年鼎建”，因为那样时间上就有些过于超前。但重要的一点是，怀圣寺始建于唐，不等于它的宣礼塔也一定建于唐，由于后人以为寺和塔属同时建，因此口碑相传寺塔均为唐建，这也是很自然的事。现存最早的怀圣寺碑文元代郭嘉所撰的《重建怀圣寺记》亦只云“世传自李唐至今”，碑文中并无“贞观元年鼎建”的记载。因此可以相信，“贞观元年鼎建”是元朝以后修寺才添加上去的。
按现存的文献记录，怀圣寺历经劫难，在历史上曾多次重建，其中可考的有：元至正十年（13）50年）僧家讷元卿元帅重建，明成化四年都御史韩雍重建，明万历庚子年（16）00年）又重修一次，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曾重修，同治十年（18）72年）又重修，解放前较大规模一次重修是在1935至1936年间进行的。历史上怀圣寺最严重的一次破坏是在元至正三年（13）43年）全寺毁于火，唐宋时的建筑荡然无存。民国34年重修大殿时，“当将殿中地台板撬起时，洁净异常，虫蚁皆无，只拾得至正铜钱十数枚，盖该寺曾在元至正年一度重建者，此殆当时遗下者也”。可以想见，元至正三年的那一场火烧的颇为彻底，已无唐宋的遗留物。已故的龙庆忠教授所说的“唐风遗影”，只能理解为从元至正年重建以后，怀圣寺已是一座部分仿唐的建筑物。可能按“越古越珍”的常人思维定式，既然怀圣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明成化或清康熙重修时，因为在匾额上不宜使用“贞观年建”这样含混的落款，因而榜之以确定性的“贞观元年岁次丁亥季秋鼎建”，似亦在情理之中。而重要的是，怀圣寺和怀圣塔无论建于何时，均丝毫无损它们的历史价值。建筑学家刘致平说得很清楚：“广州怀圣寺创建于唐，是我国伊斯兰教建筑中历史最古老的一所。不过现有建筑，除光塔（或叫邦克楼、唤醒楼）外，已全部为清代至解放后的建筑。光塔在我国建筑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全是阿拉伯式样，砖砌圆形，内有双蹬道相对盘旋而上。此塔砌筑之精妙，在我国砖砌建筑中是少见的。它的砌筑技艺，无疑影响了后来中国的砖砌佛塔技术。”因此，从古建筑文物的角度，怀圣清真寺目前最可珍贵的建筑是除塔顶外千年未变的怀圣塔，而不是怀圣寺的大殿和其他建筑物。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议的重心，其实主要是怀圣塔的建造年代，而不是怀圣寺的建造年代。有鉴于此，本文主要针对怀圣塔进行讨论，不再把塔和寺的建造年代混在一起，以免造成误会。换句话说，怀圣塔是千年未变的古迹，而怀圣寺则是在历史上曾经不断变化和重修的建筑，它现存的状态已没有保全很多唐宋建筑的信息。
我们首先讨论，怀圣塔这样一座高达36米的当时广州最高建筑如果是建于唐代，那么它最可能建于唐代什么时期，也就是它的时间上限是什么。我们注意到在唐代，广州海外贸易之繁盛并非从初唐开始即如是，因为当时通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是定都长安的唐皇朝主要的对外交流渠道。但随着西域诸国政局的变化，以及“安史之乱”所引致的国内动乱，唐玄宗于开元二年及天宝二年两下敕令，实行与西域停止互市，经济上断绝往来并封锁交通。作为一个补偿措施，加强广州、扬州等地海外贸易。由此可以知道，广州地区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和来自西亚地区信仰伊斯兰教蕃商的大量到来，当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开始，其时是公元712年至755年。在唐史分期上，它属于盛唐时期。怀圣塔的建造，当在其时或随后，特别是应当在广州设立“蕃坊”之后，这是建造时间的上限。
我们看建造时间的下限，陈寅恪先生很看重“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并在这方面作出很好的范例。郭祥正写于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的两首咏光塔诗的发现，是近十余年来在怀圣塔建造年代研究文献史上的一个重大进展。郭祥正，字功父，北宋太平州当涂（今安徽当涂县）人，于哲宗元祐三年任端州知州，著有《青山集》行世。他在知端州期间，曾往来广州，与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知广州蒋之奇同游各名胜，相互唱和，留下不少诗篇其中多有涉及广州当时风俗、物产和其他有历史价值的内容。郭祥正的《青山集》中有两首诗提到怀圣塔：其一，《同颖叔修撰登番塔》：“宝塔疑神运，擎天此柱雄。势分吴越半，影插斗牛中。拔地无层限，登霄有路通。三城依作镇，一海自横空。礼佛诸番异，焚香如汉同。祝尧齐北极，望舶请南风。瑞气凝仙露，灵光散玉虹。铎音争响亮，春色正冲融。眎笔添清逸，凭栏说困蒙。更当高万丈，吾欲跨冥鸿。”其二，《广州越王台呈蒋帅待制》：“番禺城北越王台，登临下瞰何壮哉！三城连环铁为瓮，睥睨百世无倾摧。蕃坊翠塔卓椽笔，欲蘸河汉濡烟煤……”这两首诗明白无误地表明光塔在北宋元祐三年就已经像现在这样凌空挺立，而且已成为著名的但可能限于社会上层的游览登临胜地。郭祥正的诗句“祝尧齐北极，望舶请南风”表述了怀圣塔的两个功能，即礼拜和导航作用。这两首诗同时还说明了怀圣塔是当时广州最高的标志性建筑，从城外越秀山的越王台即可遥观在城内西南方向如椽卓笔的光塔，“蕃坊翠塔”即位于蕃坊的“率堵波”，是“塔”的梵文音译。由于郭祥正这两首诗是怀圣塔断代的关键性文献，它的真实性自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从郭祥正的宦迹和与蒋之奇的交往看，这两首诗是靠得住的。两诗中所描述的广州城亦与当时历史状况相吻合。例如在元祐三年时，广州的东、西和子城已在约二十年前的熙宁年间修筑好了，它们三者之间是有城墙隔开的，即在外扩东、西城时保留着原有子城的城墙。一直到明洪武年再度扩建广州城时，才将各城之间的城墙拆去，形成一个统一的广州城。因此，诗中的“三城依作镇，一海自横空”，以及“三城连环铁为瓮”均是当时广州城的真实状况，三城傍珠海（江。
广州六榕寺花塔是比美怀圣塔的建筑，郭祥正的《广州越王台呈蒋帅待制》一诗为什么没有提及六榕寺花塔呢？查六榕寺历史，早在梁大同三年（53）7年），昙裕法师于广州宝庄严寺兴建一座华丽的木塔以供奉从海外携回的佛舍利，但它于北宋初年毁于火，直至绍圣四年（1097年）主簿林修等人才于舍利塔故址重建现在的花塔。因此在公元1088年，郭祥正从越秀山的越王台远眺，没有看到宋后广州的另一座标志性建筑六榕寺花塔，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郭祥正的这两首诗可作为怀圣塔存在时间下限的文献证据，表明怀圣塔建造年代不会迟于北宋元祐三年，即公元1088年。郭祥正这两首诗的发现，同时也宣示了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在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影响深远的南宋蒲氏家族建塔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据南海甘蕉蒲氏家谱初四世太祖太中大夫公传云：“时叔祖玛哈咮、玛哈嗼二公，倡筑羊城光塔，俾昼则悬旗，夜则举火，以便市舶之往来也。公特捐钜金，赞成甚力。西来商旅，咸德之。”玛哈咮、玛哈嗼为甘蕉蒲氏二世，时在南宋，但据曾昭璇先生考证，他们并非岳珂《桯史》所记原籍占城的蒲氏巨贾。这里“玛哈咮、玛哈嗼二公，倡筑羊城光塔”的记载，只是清代蒲氏后人修谱时无根据的推测。
二、从唐代的海贸制度、吏治及广州城建状况，
怀圣塔建于唐代的可能性较小
